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党国英:农业浪漫主义批判

更新时间:2018-08-19 01:28:20
作者: 党国英 (进入专栏)  
收入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有资料表明,纽约的女性平均收入要高于男性。有研究文献报道,女性更容易受到传统伦理关系的伤害,而向城市迁徙,增加了女性的自由幸福的获得感。从大的方向看,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女性地位,主要办法是帮助农村就业不充分的女性进入城市谋生,而不是给她们一点小钱,把她们拴住在农村。

  

   “人民公社”的农业浪漫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被取消了,因为那个制度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但是,村一级的“政社合一”在实践中还存在,在观念上更没有没有取消。“政社合一”体制的核心,是集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用集体收入的一部分满足社区公共服务需求。

   笔者在农村调查中,问基层干部“坚持现有农村管理体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回答很朴实:如果不实行现在这个制度的话,村庄的公共开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还有第一线官员朋友说得也很直白:如果没有集体经济,上级到基层检查工作,可能没有茶喝,因为集体买不起茶叶。村里面干部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我们没有工资发,村里面的道路坏了没有钱修”。原来就是一个“办公经费”问题,或是农村公共服务经费问题。

   那么进一步看,在农村到底有什么样的钱要花?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涉及十大“公共事务”,分别是:村容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民俗民风、生产互助、扶贫济困、社会合作、土地整理、产权保护、祖宗祭祀等。这其中,土地整理与产权保护的成本虽然比较高,但却不是经常性的公共事务。农村的其他公共性事务,例如,各种社会性保障,本来由政府提供,小型社区不需要自己负担。

   以上那些社区性公共事务果真要花很多钱么?不是!处理这些事务,古代中国都基本是免费的,当代的欧美社会基本也是免费的,因为小型社区的公共服务常由志愿者提供。在欧美国家,某些公共服务的组织责任,会实行轮流坐庄制,坐庄者是不取报酬的。

   退一步说,这些社区性公共服务如果不能免费获得,我们又可算一笔账。如果给每个村补贴20万元人民币,形成针对解决农村社区性公共事务支出问题的全国城乡公共财政全覆盖机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全国涉农的村庄是大概超过50万个(不少城中村和城郊村庄已经实现了公共财政全覆盖),实现公共财政全覆盖大概需要1000亿元人民币。

   有了这个1000亿元支出,就可以实现“政经分离”改革与更深入的产权改革,从而能更大程度地放活农民经营权。通过深化改革,农业GDP若能增长15%,就意味着多产出9000亿元左右(后文对此有案例分析证明)。这个账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没有1000亿元吗?当然不是。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涉及“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元。用1000亿元换来9000亿元,这个改革红利可谓巨大。中央最新发布的《关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肯定了“政经分离”的改革探索。希望这项改革为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供条件。

  

   土地自由交易论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主张,农业生产可以完全交由市场支配,政府不必干预农产品市场。具体说,他们不赞成土地用途(分区)规划,也不赞成支持农民合作社的政府政策,认为这些政府规划或政策会妨碍市场竞争。

   无可置疑,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很低,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利于土地的市场配置。但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对农业的支配作用,不应否认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农民合作社对于农业经济的意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农业生产在耕作环节存在大量公共性问题,市场失灵难以避免。

   土地功能分区制度的内涵之一,是建立农业保护区,即划定一部分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这种做法看起来会限制土地市场,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但却在市场化经济发达国家被较多采用。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了“州分区规划实施法”,但没有包含任何政策指南,直接把所有的土地使用的法令性责任交给了市政当局。州级政府则仅仅对市政当局制定分区规划提出原则性要求,或在必要的情形下用财政拨款影响市政当局的分区规划。这个制度对于保护耕地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常认为新西兰的农业最具有自由放任程度高、政府干预弱的特点,但这个国家仍然针对农地利用出台了大量法规,其中多涉及各类国土保护区的建立与维护。中国农村人口稠密,村庄与农民住房建设很容易蚕食耕地、污染耕地,建立农业保护区更有必要。

   农产品生产的“计划性”在欧盟十分明显,只是它完全不同于中国过去的农业“命令经济”。欧盟农业计划的支撑主要是欧盟的农业计划系统以及欧盟的巨型农民合作社。因为这种计划性,欧盟各国多年没有出现农产品过剩危机。类似把牛奶大量倒掉的情形,在欧盟国家早已不见,反倒出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盟的农民合作社体量巨大,往往跨国吸收社员,在国际上以跨国公司面貌出现,对农产品生产有很强大的计划安排能力。

   家庭农场的规模无论多大,对于农产品的巨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小的经营单位,农场主对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社。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农民合作社可以十分庞大的规模,足以对农产品价格发生影响,对供应做出安排。这种农业组织有了明显的垄断性。从欧盟的经验看,大体量的合作社控制生产计划以后,减少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提高了产品质量,以致欧盟国家多年未出现农产品严重过剩问题。合作社对市场的控制明显利大于弊。

  

   重农学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一条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的财富创造观。17世纪的重农学派以为只有农业创造财富,而土地与劳动是基本条件。这种前古典主义的、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的观点还在中国能觅到踪影,例如,总有人担心劳动力离开农村,担心城市化过程中占用土地。

   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这种结果表现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价格的相对下降。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1公顷较差农地约4000欧元,合每亩人民币2700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1.4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13万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1亩农地可卖到4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3000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所以,农地数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农业经济成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的提高。

  

   原教旨有机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发展有机农业在中国呼声很高。很多研究者、媒体领袖、文化名人都为有机农业站台呐喊。有机农业的话题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个最高道德话题,如果谁有异议,就会被冠以人类公敌帽子的风险。这里且不论这种观点背后的利益集团背景,单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观点其实相当浪漫。

   有机农业在欧盟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种植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0%。按照大行业分类,美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额目前为350亿美元,但2014年美国农业与食品行业的GDP为8350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4.2%。若统一为GDP指标,这个数值还会更小。所以,有机农业并不是美国农业的主流。这不是说美国不重视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的关于普通农产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中国有不少人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误解,一些流传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美国在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广泛使用转基因技术,只是对这种技术的应用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使用了这种技术的农产品不能标注为有机农产品。美国对有机农产品生产的要求是,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生物或离子放射,也不曾使用违禁杀虫剂、人工化肥或污水物,不得给牲畜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这种规定势必使有机农产品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市场价格不菲。与大宗农产品相比,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自然很低。

   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使用极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美国转基因大豆每公顷产量能达到20吨以上,为中国东北地区平均单产的5倍左右,产出效率十分惊人。美国有机农产品的比例很低,如果只吃有机农产品,美国人恐怕只能饿死。事实上,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仅为12.6%,为世界最低,其原因就在于食品价格低廉。这种消费结构致使美国人敢于消费,敢于将储蓄率降低到4%以下。同时,美国人因为不愁吃穿,加上住房价格相对低廉,职业选择敢于由兴趣主导,自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能力。

   关于化肥、农药及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笔者以为,中国官方已经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其内容这里不再转述。今后的政策调整重点,应是在保障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采用先进技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经济部门转移,降低中国农产品成本,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逐步下跌,以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至于食品风味等要求让有机农产品生产去解决。千万不要让有机农业绑架了普通中国人的饭碗。通过这个改革路径,有可能把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35%以上逐步降低到20%左右。这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的的基本标志。

  

   零增长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中国粮食吃不完、房子卖不动、每年销售新车2000万辆,其他各种耐用消费品也高度普及,好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这种背景下,有人对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趋势提出疑虑。要那么高的农业效率干什么?提高农业竞争力有何意义?每一户农民种几亩地,大家相聚而居,领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岂不快哉!这种农业虽然效率低,但只要保持一个低度的城市化水平,且城市生活尽求简朴,人们独享花落山空,不求绿肥红瘦,农业低效也就不是问题了。还有人忧心“空心村”的出现,主张不能动摇农民的村落聚集形态,甚至赞美旧时代的农村“乡绅治理”。持这种理念的人多不赞成城市化,不赞成农业规模经营。这其实是一种“零增长理论”的翻版,也属浪漫主义农业观。

   “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如果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这种理念基本上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脚之力谋得温饱,殊非易事。历史上,人类曾长期跟随在猛兽后头啃它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不小心自己做了猛兽猎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现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证实。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使得人们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多数人的贫穷仍是常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资源方可以有一个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种好这些土地,不违农时,生产出粮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多数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男耕女织的曼妙,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支撑交换体系生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728.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0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