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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不平等时代的全球治理

更新时间:2018-08-18 17:26:36
作者: 赵晨(社科院) (进入专栏)  

  

   [摘要]冷战结束后三十多年,全球经济不平等水平急剧增大,贫困人口增加,中产阶级的财富严重缩水。分配不均导致西方政治上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但由于技术进步,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不平等问题依然只能依靠加强国际政治层面的全球治理来缓解。“平等”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核心特征。在不平等时代,中国在国内也已形成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管控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做法,现有必要将其介绍给其他国家,为降低全球总体不平等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不平等;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不平等

  

   当前,在发达世界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社会思潮和运动,这些思潮和运动已开始实际映射到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之中:2016年脱欧主张在英国公投中胜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在美国总统大选里战胜希拉里、极右翼政党在法国和荷兰的2017年大选中均表现出问鼎的实力。这些现象昭示世界:反全球化运动已不再停留在1999年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抗议游行示威层面,而是在相关政党的领导下,对既有的主张全球化的西方主流观念和治理机制发起体制性变革冲击。这些民心中的“燎原之势”不能简单扣上“民粹主义”帽子了事,必须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和政治原因。其中,部分由经济全球化酿造的经济不平等是风波兴起最主要的原因,[[1]]部分因经济全球化加大的贫富悬殊进而也对全球治理构成了巨大挑战。笔者将对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进行描述和总结,并提出缓解这一现象,在全球化时代只能依靠政治层面的全球治理来缓解。解决经济不平等的全球政治治理的理念和措施不可能依靠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自上而下地“灌输”和“强制执行”,而是需要世界各国各地区将自身成功降低不平等的实践和先进理念向全球层面“传输”,并相互吸取经验、相互借鉴。“平等”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形成的外交伦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反映。中国近年来在减少贫困、限制国企高管薪金、减少地区差距等领域已走出一条独特道路,并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些举措应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减少全球不平等做出更大的贡献。

  

经济不平等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问题”

  

   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项目”做了一项关于什么是“世界最大的危险”的民意调查,结果是欧洲和美国的受访者均认为“不平等”超越核武器、宗教和种族仇恨、环境污染、艾滋病及其他疾病,“荣膺”全球最大危险。[[2]]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利用现有统计数据指出,2010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60%,而这些国家中的一半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般不会超过国民总财富的5%;美国的情况更加严重,最上层的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位于底层的一半人口仅拥有国民总财富的2%。[[3]]皮凯蒂还提醒大家,由于调查时财富数量是主动申报,所以富人拥有的实际财富很有可能比这一统计更高。美国智库“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裕的20个人的身家是底层5700万美国家庭,约1.52亿人(占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的财富总和。[[4]]由于富人的年收入远超过穷人,所以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在未来还会越拉越大。例如,尽管遭遇经济危机,但2010年后,富时100指数成分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累计上涨1/3;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涵盖的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中位数为1080万美元,而2015年美国全职工人全年薪酬的中位数不足4万美元,[[5]]前者是后者的250倍。

  

   西方在二战后形成有利于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即富人和穷人的相对数量皆较少,而中产阶级成为全社会的主体,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结构重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发社会动荡、富少穷多的“金字塔”型靠拢。皮尤研究中心以收入中位数定义“中产阶级”,按照该中心的估算,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中,到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9.9%,中产阶层已经不占多数,而低收入者则从1971年的25%上升到2015年的29%,高收入阶层比例也从1971年的14%上升到2015年的21%。[[6]]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居10%富人和50%穷人之间的40%人群,中产阶层本在社会总收入中拥有超过所占人口比例的份额,但根据皮凯蒂的估算,在欧洲,2010年中产阶层的年度总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0%,与其人口比例持平,而美国中产阶层仅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30%,预计按照这种趋势,到2030年,美国中产阶层收入将降至总收入的25%。基本上,欧美中产阶层拿到手的只是一些“面包屑”:欧洲中产阶层的财富几乎不到总财富的1/3,美国仅为1/4,他们的人数是高收入者的4倍,但财富却不足高收入者的1/2或1/3。欧美中产阶层的生活也很不易,他们的平均财富数额只有17.5万欧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群仍未拥有自有住房,不得不租房居住,即使拥有自住房,中产人士中大部分也还未还清住房抵押贷款。[[7]]更重要的是,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中产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他们也时刻会因失业等问题跌入低收入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未来前景比较悲观。

  

   中产阶级的“下流化”,再加上贫困人口的大幅增加,削弱了欧美主流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增加了全社会的不满情绪,并进而引发生活困顿人群和失业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憎恨。西方很多普通民众并未感受到欧美执政者和精英阶层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反而认为其他国家的工人抢夺了他们的饭碗,来自外国厂商的竞争压低了他们的收入,全球化只不过填满了那些西装革履的金融“才子”的钱袋。蓝领工人和年轻人是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打击最大的两个群体:南欧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青年失业率超过50%,超过一半的青年没有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放低身段与来自中东、北非和中东欧地区的移民竞争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岗位。德国和北欧国家近年来已对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所谓的“灵活保障”,很多年轻人只是“部分就业”,即短期工作或者每日工作半天,收入较低。美国的青年人也是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缓慢复苏进程中的“失败者”,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的支撑,并需要用多年工作收入来偿还高额的大学学费贷款,他们在低收入阶层中的比例大幅上升。[[8]]蓝领工人,特别是白人蓝领阶层,是欧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输家”,欧美资本选择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国家,投资设厂,这又加重了欧美蓝领工人的失业问题。在欧美,高薪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比如美国蓝领阶层2010年以来损失了7万个高薪工作岗位,[[9]]再加上文化水平不高(美国白人蓝领一般为高中学历),他们对自由贸易理论、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或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新贸易协定都没有正面印象。欧美对不平等的抗议正在逐步升级:2011年美国年轻人提出“社会的99%反对1%的贪婪与腐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停留在游行示威抗议阶段,到2016年民众对经济不平等的不满已经开始进入主流政治的博弈场,涌现出强有力的代表性政党,英国脱欧或是美国大选这些重大公决或选举中,这些非建制派政党已经推翻了主张全球化的主流政党的“统治”,将自己的声音变为政府的政策。

  

   经济不平等现象当然不仅限于西方,贫富悬殊在西方以外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加突出,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它就更加容易直接引起社会动荡。2011年由突尼斯开始,席卷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之春”,就有阶层固化和青年人大量失业的经济因素作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特别提及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高度关注。[[10]]可以说,在冷战结束三十五年后,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平等时代”。

  

不平等时代的全球治理

  

   如果没有政治力量进行强制性社会再分配,经济在自然增长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收入不均等。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资本的选择范围:如果一国政治环境对资本进行制约,或者利润状况不理想,资本可以轻易地转向对己更友好、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如此一来,原本在国内竞争中就处于弱势的蓝领工人和青年人,如果没有提升学历,掌握IT等新技能,增加国际化意识和能力,就更加容易变为被边缘化的“失败者”。这些弱势人群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缓慢积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状况日益恶化,而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因而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宣称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学说,即开放自由的经济增长可以自然让每个人都从中自动获益(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在他们眼中已全然“破产”。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名词。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等种种难题面前,他们转而更加依赖他们更熟悉的“民族国家”。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然高企,甚至偏向强调种族认同、宗教认同,使得政治整体趋向保守。在公投或选举总统这样的“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安排下,大众与精英在个体影响力上拥有了难得的平等机会,经济上弱势的大众得以用国内政治许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全球化的反抗。英国本是西方世界中最为开放的中等强国,但2016年的脱欧公投结果却是与欧盟进行切割;美国更是二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的大本营,但发表大量反移民、反自由贸易言论的特朗普却能够当选总统,这两个案例均揭示了不平等时代发达国家民意的变化,向世界展示了草根白人阶层“绝地反击”的威力。

  

   不幸的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不平等问题都是通过血腥的战争或流血革命得以缓解的,在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土地是封建时代最主要的财产)的政策,大多都是在农民战争或是地主集团争斗,导致改朝换代之后的新朝廷才会出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建设成功地增加了中产阶级比例,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这也是拜二战所引发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冲击所赐,所以皮凯蒂称战争所带来的冲击“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11]]能否以战争之外的和平方式解决全球化时代日益突出的不平等难题?这是考验我们当代人是否能够超越历史的重大命题。

  

尽管经济民族主义在美欧出现回潮,但由于资本可在全球化时代相对自由地流动,加强国际政治层面的全球治理依然是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唯一出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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