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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记住历史是我们的责任

——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老师

更新时间:2018-08-16 17:17:48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非常凋敝。要持续跟进一个村子是很难的。很多时候,同学毕业了,某个村子就没有人再去研究了。

   Q:那您是怎样从普通人讲述的记忆中,把握到文明进程的呢?

   郭:因为我们想做的历史,是一个时间段,而不只是一个事件。农村跟全国一样,都经历了从49年,甚至从更早的土地改革(比如骥村是从1947年就开始土改的)就开始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如果我们要通过农民的讲述而呈现出这一历史过程,就必须不断地去一步一步追问。我们会从年纪最大的人开始,从90岁到80岁再到70岁,就这样一代一代、一茬人一茬人地问下来。当然也会有一些特别好的讲述人,比如说做过村干部或者会计的。虽然没有士绅了,但是村子里还是有识字、受过中学教育,又一辈子在农村,承担基层工作的人。如果能找到他们,那在遍访很多不同的人以后,想问清楚一些比较混乱的事情,就可以来找他核实、厘清。

   当时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一直做下去,就是因为我们的关注并不仅在于某个地域的某个村子。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说,我们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而是在村庄里做研究。其实我们的观照还是这个文明的进程和转型,我们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讲述,看这些人的经历如何跟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结构勾连起来,成为我们理解这样一个结构以及结构性转型的切口,或者说桥梁。所有的研究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哪怕研究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也不能钻在里面出不来了,还是要看到它背后的那个更有普遍性、更有内涵的东西。

   在口述史中了解到的,当然就不限于个人的历史、家庭的历史和村庄的历史,它背后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历史。我要了解社会的历史,那我去问谁?当然得去问各种各样的人,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怎么经历的这一切。这其实能够让你领悟和看到很多东西。比如我们曾经不能理解那些农村女性怎么经历集体化的时代,一些研究者在做研究的时候,就认为中国农村女性经历了妇女解放(女性地位提升)这个过程,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倒退回去了。但是,当你去做过农村妇女的访谈调查,听过她们讲述她们的生活经历之后,你会知道那根本不能叫解放。解放哪有是被动的呀?解放都应该是自主的,自我的解放才真叫解放。她们只不过就是变换了一下身份,原来是依附于家庭和宗族,然后是依附于国家和集体,她们依然是工具,依然是客体,是不情不愿地“被组织”、“被动员”、“被集体劳动”。看上去是在讲:她们当时怎么生病了,怎么劳动很累,怎么养孩子,怎么纺线织布,怎么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忍饥挨饿……听上去就是这样一些好像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从这背后完全可以体会到,作为农村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造成了她们的那种处境。由于没有选择的空间,被安排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女性就会承担最劳累的、最需要体力的活,就连生完孩子都不能很好地休息,身体因此落下很多疾病。这就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到改革开放以后,她们自己能够出来打工了,而且也不乏有一些积极的年轻女性,可以用自己的勤劳、聪明才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命运。这肯定是进步,但并不是水到渠成的,还是有很多制约,还是会有很多制度层面的不公正。尽管如此,尽管现在的女孩看起来好像不独立,会想着不如嫁个好男人,但她可以选择嫁得好,也可以选择去读书,选择去做一个女企业家或女强人,这就比集体化时期多了选择的可能性。

   Q:那么您认为,每个人所经历的生活,实际上是深刻地受到整体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口述史研究希望去揭示的?

   郭:我们在研究历史与社会转型的时候,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到底向哪个方向转。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从传统向现在转,这等于什么都没说。首先要看的是政权体制的性质,然后才谈得上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有哪些具体的做法,有哪些权力技术在使用和实施,人们的生活领域如何受到治理。我们哪怕研究很具体的某个地区或者某个问题,也必须有对宏观结构的认知,才能够找到研究的定位,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这个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的抱负也是通过普通人的讲述,借助他们的表达和思考去认识这样一段我们把它称之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和逻辑。

   这个宏观结构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拿经济生产来看,农业生产最需要天时地利,这个地方适合种什么,种什么能长,怎样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收成和温饱,农民是最知道的,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连种什么、怎么种的权利都没有,而是听从国家的安排,一声令下,就要把山头弄平了造平原。这是能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层面看到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的目的,并不是能让农民生活得好,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人,要造新人。但是,如果不顺应人性,而是要跟人性作对,就必然会发生许多疯狂的事情。这是可以从农民的角度听到的,虽然他们不一定想到这些。比如农民会说,他们让我们挖深地,挖下去一米多,生土都上来了,庄稼怎么长啊。然后说要把狗全杀了,煮了、沤了,弄臭以后当肥料,却把庄稼全烧死了。如果不听他们讲,你根本没法想象,甚至不能相信这些事情发生过。

   这些东西其实都得放在宏观的历史结构当中去认识,才能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农村妇女生了小孩,要是家里有老人还好,老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可以不下地干活了,如果之前有更大的孩子,那也可以照顾更小的婴儿,但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没有该怎么办?就在炕上钉一个木头橛子,用绳子把孩子捆在那,妈妈就去地里干活,到晚上回来,孩子就饿一天。你想,那个妈妈是什么样的心情?回来就是小孩子哭、大人也哭。当你听到这样的讲述的时候,你会去想,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人间苦难?那是你必须要去想的。


三、苦难:记忆与承负

  

   Q:虽然口述史会触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但其中非常特殊的就是对痛苦的呈现和讲述。这对于讲述者和倾听者来说,都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

   郭:在做口述史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让人“说说你的苦难”,不会这样问,而是请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年轻的时候,长大了以后,成家做了父母以后,生活是怎样的。我们不是奔着那苦难去的,而他们的讲述当中也不全是痛苦的内容。有时候,听着内容是特别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们会用一种很调侃的方式来讲。经常能碰到有的女性又哭又笑,一会儿说到特别心酸的时候就哭了,一会儿又说觉得自己当时特别傻,挺可笑的。

   他们把自己定义为受苦人。受苦人当然不是咱们现在想象当中的是受了很多痛苦的意思。受苦人在当地就是指种庄稼的人,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受苦人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性的含义,它包含着他们的很多感受。农民本身就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那他们要承受各种各样的苦难,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不管叫它痛苦也好,苦难也好,本地人也不会用这些词,他们顶多就说那苦太重了,觉得很累很煎熬。转换成学术表达的话,就是苦难。个人的苦难背后,是社会的苦难(social suffering)。当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与国家的统治勾连在一起,所呈现的就是制度性的社会苦难。

   对于这样的苦难,如果你不记录下来,你不让他们讲述出来,不做分析和研究,那么这些苦难可以不存在,可以烟消云散,可以随时被遗忘。只有在进入历史以后,它才会成为一种力量。比如现在知青聚会,很多人就会说青春无悔,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但如果苦难都被遗忘了,还成什么财富?进入历史,就是不被遗忘、不被泯灭,同时引发思考,而且是公共性的思考,这个时候苦难才有其价值和意义。不然这个民族受了多少苦难都白白过去,人们今天还在娱乐至死,这民族就没救了。学者不是文艺宣传队,不必去宣扬今天很幸福,很光明。这不是你的职责,你的职责就是要去看到这个社会当中的问题,要去体验普通人的切肤之痛,理解这些切肤之痛是来自于何处。

   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如果个体有什么不幸的遭遇,有可能是偶然的因素或者是个人的选择造成的。但如果这种悲剧是大规模发生过的,那就不是个人性的,记录下来就有意义了。徐贲老师有一本书叫《人以什么理由记忆》,提到以人性道德的理由、以社会正义的理由、以人的社会性存在理由。徐贲并不赞成去清算这些罪恶,而只是要记住,使之不再发生。但是我宁愿说是不仅仅为了清算。如果罪恶不被清算,就是不会终止的。以社会正义的理由记忆,以这个民族分清是非善恶的理由记忆,这样才能使这个民族从这种苦难中走出来,使悲剧不会再次上演。

   Q:现在苦难一方面在被治理,要尽量消除;一方面苦难又不断被揭露,让我们看到。对于普通人而言,在听到这些苦难的时候都是会不忍的,那他能做什么来去承负起来呢?

   郭:我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就叫普通人的历史权利。这个权利就表现在,他可以关注自己的历史,自己前辈的历史。想去做,他就可以去做,记录也好,表达也好,把这些告诉后代。当他对自己和他人的苦难有所关注、有所同情,就会更多去思考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苦难,而自己能够在改变那些造成苦难的机制方面,去做些什么。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最要去破除的就是那些遮蔽苦难的机制,不能让这些东西被掩盖起来,让大家遗忘。这是中国人最应该去做的。学者也好,普通人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做点什么。

   其实今天已经有不少普通人在做这样的事。口述历史这些年很热,也有比如草根写史这样的运动、民间纪录片运动,这些都与此相关。比如吴文光老师的工作站招了一些大学生、研究生,每个学生拿着一部专业摄影机,进行了一些培训以后就回到家乡去,做农村大饥荒的调查,他们采访年纪比较大的村民,问这个村子里都有谁饿死了,是怎么饿死的。就这样,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搜寻出来,记录他们的姓名、年龄、死亡时间等。这些年轻人跟村民讲,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父老乡亲,能不能每家出一点钱,为这些人竖一块碑,刻下他们的名字。他们把调查访谈的过程拍成记录片。这个工作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其实是很了不起的,方法和主旨与口述史是一样的。

   Q:这样的一种记忆,是我们个人对自己的伦理要求,还是社会对于制度的正义的要求?

   郭:当然两者都有,但更主要的是后者。当然,不能认为,把罪恶的源头归于制度,个人就没有道德责任需要承担了。你看柏林墙的审判这个著名的司法案例。在柏林墙倒塌以后大概一年的时间,开庭审判开枪打死翻越柏林墙者的士兵。辩护律师和士兵本人可能都会说,这是一个职务行为,只是按照上级的命令,只要有人翻墙就得开枪。法官说,你在履行职务行为的时候,个人依然需要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上级让你开枪,这是你的职务,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而不是瞄准了眉心去开枪。

   在制度的机器中,个人是齿轮,是螺丝钉,但这不意味着就可以放弃良知。虽然通常我们会说,更多要去从制度层面来归因,而不能只是去追究责任。但是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能都由制度来代替了。作恶的体制是一个机器,而这个机器要转动起来,要靠每一个齿轮。所以这两者都需要关注。但从研究的角度讲,我们会更多地去追究那个制度的层面,而不是归结到因为某个人特别坏。即使讲人性恶,也要看到人性的善恶在一个制度下是怎么样被充分地发挥出来的。一个好的制度,一定是要把人性的善的一面充分地发挥出来,抑制人性的恶。而人性的恶如果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也一定是在恶制下才能够实现。阿伦特提出来的“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就是在探讨在极恶的统治之下,个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每一代作恶的人都说是因为体制,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那你怎么能杜绝这个恶再度发生?这样造成的,就是人性的恶和制度的恶交相辉映、相互强化,最后受苦受难的人就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这些罪恶,要谈宽恕得在真相呈现的前提之下。要有所反思,有所忏悔,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成为过去。在没有真相的前提下去谈宽恕,同样是一种犯罪。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怎么可以在没有得到清算的情况下,就消解于无?你要设身处地,如果这些受害者是你的前辈、你的亲人,你会如此甘心吗?你会如此就放弃追讨这个债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厄运随时有可能落到每个人头上,这一切都没有成为过去,历史并没有终结。只有当这个东西真正成为过去了,保存在档案馆里,我们才不用每天再去纠结它。今天你看,那些受害人有得到说法了吗?没有啊,他们就这样白白消失吗?所以我就说,不能放弃。

   Q:说到最后,您仍然认为,虽然人是社会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但还是能够有一个超越于历史和政治社会的某种对于共同人性的理解?

   郭:我觉得应该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比较难说。人性并不是善或者恶,而本来就是善恶混杂的。你看到一个人受苦受难会有不忍,看到别人过得比你好会有嫉妒,这也是人之常情。那我们就要探寻,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抑制人性的恶,然后让人性的善发挥出来。不然的话,制度越坏,人性越堕落,文化也越来越溃烂,就进入了一个特别恶性的循环,全都在往下掉。那我们就有责任从这样几者的关系去分析,去看我们能做什么,怎么能够让这个社会多少保存一点健康的力量,而且让它能够慢慢生长起来。从制度层面,作为一个学者可能是做不了什么的。但是,作为学者,作为教师,有责任呈现更多的真相,通过专业的工作,让这个社会上的明白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事说清楚,把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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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通识联播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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