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债危机已经成为左右世界经济走势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债务危机对欧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欧洲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堪忧，但欧盟仍有足够能力应对债务问题；欧洲政治合作因债务危机出现裂痕，不过欧洲一体化有可能因危机取得新进展；欧盟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应对债务措施给南部成员国造成很大的失业压力，维持社会稳定成为部分欧盟成员国的突出问题。欧债危机爆发，加速世界经济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中欧经济关系趋于平等，但国际政治理念差异仍是阻碍中欧关系继续提升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盟、中欧关系
债务危机对欧盟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盟经济深受债务危机困扰，虽然它仍有充足的备用应对手段，但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债务危机也加大了欧盟的政治不确定性，各国加快分化组合，不过一体化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导致高失业，这给社会埋下了潜在风险，但社会危机仍在可控范围内；对外政策欧盟以价值观为导向的趋势延续下来，不过整体实力上欧盟作为世界一极的地位有所下降。中欧关系的经济基础不断巩固，政治交往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但双方意识形态分歧和观念差异没有弥合的迹象，美国因素短期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我国对欧政策“以经促政”的路线大方向正确，但恐怕仍需较长时间才能见到成效。
（一）欧债危机的经济后果
1.欧债危机简析：
欧债危机已经成为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最不确定因素。但从总额上看，欧盟债务实际上是美、欧、日三大发达世界经济体中最低的。截止2011年底，包括国债和贷款在内的日本中央政府债务超过1000万亿日元（合近12万亿美元），2011年度政府债务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233.1%，是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2012年初，美国国债高达15.23万亿美元，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超过了GDP；根据2011年三季度末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元区17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只有87.4%，欧盟27国债务占GDP比例为82.2%。而且欧元区的私人储蓄率为12%，大大高于美国的5.8%。
那么为什么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欧盟的债务危机严重呢？原因就在于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联合体，欧盟无法强迫其成员国短期内无条件迅速划拨资金援助希腊等债务危机爆发国；欧元区虽然使用单一货币——欧元，但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像美联储一样能够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可以将问题国家的债务用“印钞票”的方式照单全收；欧洲通过建立欧元区统一了货币政策，但却把财政政策的主导权留给了各个成员国，绝大部分税收都集中在各国政府手中，欧盟自有财源很少，没有力量独立解决债务危机。当今世界是一个金融资本泛滥的时代，经济实力再加上迅疾的反应才能赢得市场信心，才能抵御国际游资的冲击，但以上三点缺陷决定了欧盟无法高效运作应对债务危机，所以希腊尽管只占欧盟GDP总额2.5%，它的债务危机却依然引发席卷欧洲和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动荡。
2. 欧债危机的出路：两种道路之争
欧债危机如何救？欧盟内部现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英国为代表，认为欧盟应当走“美国式道路”，直接打开资金的闸门，实行“量化宽松”，欧洲中央银行应该向美联储学习，开动“印钞机”，这样希腊等危机国家就能利用新的资金克服预算赤字压力。另一种方案以德国为代表，德国默克尔政府认为债务危机的解决需要时间，债务国必须通过国内改革重建竞争力，这是摆脱危机的根本方法；多印几千亿欧元并不能就此拯救欧元，只会增大通货膨胀的风险。在2012年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英国首相卡梅隆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清晰地阐述了各自观点，表明了态度。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其GDP占到欧盟GDP总额的20％以上，占到欧元区的三分之一。德国坚实的实体经济、强劲的出口，再加上21世纪初从施罗德政府开始，成功地推行了福利体制改革，使得德国安然度过2008年肇始的世界金融危机。2011年德国GDP增长3％，出口增长8.2%，进口增长7.2%，2012年可望继续向好（欧盟2011年GDP增长率预计为1.8%，2012年为零增长），同时德国的财政紧缩政策也已收到成效，2011年德国国家财政赤字只有267亿欧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远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的上限，而德国2009和2010年的赤字率均超过3％。德国的通胀率较为温和，工资保持上涨趋势，失业率为1991年以来最低。可以说，在经济事务上，德国在欧盟内扮演了“模范”的角色。
欧洲债务危机袭来之后，德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信用赋予它“关键解救者”的地位。默克尔被媒体称为“欧罗巴夫人”，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思路主要是跟着德国人走的。默克尔应对危机的立场可以用“谨慎”和“坚定”这两个词来概括。“谨慎”是指她认为欧盟的救助行动必须有长远眼光，希腊等南欧国家靠过度借债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改变，现在是促使这些国家严明财政纪律，改革不适于竞争的社会福利体制和公务员体制的最好时机，因此坚持欧盟的援助要与希腊等求援国的内部改革挂钩，没有改革成效就不发放援助资金，这样也是对施救国的政府和人民负责，特别是考虑到很多中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要比希腊还要低，它们也参与了援助行动，所以希腊等受援国就更应努力承担改革的阵痛。“坚定”是指她多次拒绝意大利、法国等南欧国家以及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发行“欧元债券”的计划，并且拒绝让欧洲中央银行公开进行干预，使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得到欧洲中央银行的保障。由于魏玛共和国时期恶性通货膨胀是导致希特勒上台发动二战的重要原因，战后德国中央银行最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遏制通货膨胀，欧元面世后实际上秉承了德国中央银行的战略管理路径，维持币值稳定是其压倒一切的目标。
不过，默克尔的“坚定”也被很多欧洲国家批评为“自私”和“顽固”，的确，在市场信心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央行必须发挥作用才能避免连锁金融动荡。进入2012年后，我们看到欧洲中央银行也开始实施一些救市举动，比如给银行提供三年期再融资操作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欧洲央行的出手迅速缓解了市场的担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间接的“量化宽松”的手段。总起来看，可以预见欧盟仍将以德国方式为主，以英美方式为辅，综合调控，应对债务危机。德国道路是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所在，但如果没有一定的妥协，救援行动因为互不相让而耽搁了时机，就将如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所说，“德国人70%正确的政策”会变成100%的错误[1]。
3.欧债危机前景预测
对欧盟来说，欧债危机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欧盟尚有多张牌没有打出，如发行欧元债券和让欧洲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责任。德国在救援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第一是因为其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反对拿德国纳税人的钱去帮助“懒散的希腊人”，害怕救助款会“打水漂”；第二是受国内宪政体制的制约，比如需要花费时间争得德国议会和宪法法院的批准；第三，也不排除它希望利用危机倒逼希腊等债务潜在违约国，遵从德国模式，通过改革和整顿，提高经济竞争力，以“自助”的方式从根本上走出债务陷阱的可能。
按照欧盟的援助计划，希腊应将债务额恢复到占国内生产总值120%或129%的水平。截至2011年三季度末，希腊债务占GDP的比例达159.1%，要实现上述目标，希腊仍需至少8年时间。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2012年将下降3.5%，经济将在2013年下半年才可能结束衰退。欧盟第二轮援助计划中所规定的一些结构性改革将对希腊经济恢复增长是有好处的。目前情况看，希腊的公共财政状况正在出现好转，尽管这一过程十分缓慢，而且势头十分脆弱。2011年下半年，希腊的基本盈余为8.31亿欧元，2012年，希腊预计将把基本赤字削减6.36亿欧元。
短期来看，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欧猪五国”虽然引发全球瞩目，但只要欧盟保持政治团结和社会稳定，它还是有足够的“备用武器”来对付债务危机的。希腊虽然债务水平高，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小，欧盟还是可以救得过来的；意大利的负债率高，但它同日本一样，主要债务均由本国公民或机构持有，风险不大；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负债率均不到100％；爱尔兰负债率虽然最高，但它调整最快，现在其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增长。德国2011年曾表示还没有到发行欧元债券的时候，实际上暗示欧洲债务危机还没有发展到最危险的时候，欧盟不必过早以欧元为抵押发债，陷入“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
不过欧盟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堪忧，恐怕未来几年是其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困难时期。尽管德国经济一枝独秀，但多数国家都增长乏力。金融危机过后，为了削减债务，欧盟国家普遍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公有机构岗位，降低投资和福利开支。欧洲采取了与美国通胀战略相反的防卫性紧缩政策，在美联储逐步减低利率之时，欧洲央行是在逐步提高利率。所以，欧洲面临的是财政紧缩与需要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矛盾。德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理顺福利体制，进行行政改革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难题，但并不是所有欧盟国家都拥有德国的各种特殊条件，特别是很少国家拥有德国这样完善的制造业基础和高竞争力的特色出口产品。高负债和高利率对经济扩张期的经济体影响不大，但一旦经济停滞，国际金融市场就会高度怀疑该经济体的偿还能力，它要想再融资就变得困难，极易再次引发债务危机。
（二）欧债危机的政治后果
1.选举政治风险增大
的确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所言，欧洲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挑战，欧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这一时刻，政治团结是最关键的要素。欧盟各国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克时艰，闯过债务危机这一关。2012年5月份法国和希腊的大选，是对欧盟政治团结程度的两次考验。
法德两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双核发动机”，欧盟大多数重大决策都是法德两国发起的。过去的模式一般是德国身藏幕后，“实际指挥”，法国冲在台前，扮演领袖的角色。但此次危机爆发后，法国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首次成为二号人物。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暴露了法国经济相对落后于德国的事实，法国银行的资本化程度相对较低，财政赤字更大，出口能力较弱，这些因素导致法国的借贷成本更高。法国总统萨科齐虽然同默克尔密切配合，欧洲媒体将他们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戏称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均为“默科齐”出品，但这些举措绝大多数是德国人意旨的反映。法国大选中，反对党社会党领导人奥朗德对萨科齐对德国人的言听计从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表示，一旦获胜，将重新谈判欧盟2011年底达成的财政契约，放松经济紧缩政策。此外，法国极右的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持民粹主义立场，反对欧元，不赞成对负债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救援，她还主张闭关锁国，认为法国无法同中国竞争成本，最好是重树边界，收回货币发行权，实行竞争性货币贬值，重新振兴法国工业。
不过，制度约束和经济成本还是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法国大选实行多数两轮投票制，第一轮投票后前两人进入第二轮，玛丽娜·勒庞进入第二轮的机会很小。即使奥朗德最终获胜，他也不得不先接受萨科齐已经签署的“财政契约”条款，推翻条约再谈判的政治成本很高。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经济成本太高，据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一旦希腊离开欧元区，希腊经济最多可能会萎缩50%，同时可能造成高通货膨胀。这是希腊人民难以承受的，这必将影响大选的最终结果。
2.债务危机促使欧洲财政一体化提速
债务危机对欧洲一体化起到促进作用。纵观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每次大的突破都是在危机状态下在特定领域取得的。欧债危机暴露出欧盟财政一体化程度与货币一体化程度不匹配的弊病。我们都知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最重要的两种手段，二者不可偏废。但在欧洲，这两条腿却不一样长，欧洲通过建立欧元区统一了货币政策，但却把财政政策的主导权留给了各个成员国。欧洲中央银行是全世界独立性最强的央行，它负责欧元——这一欧洲共同货币的发行和管理。不过，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自行其道，各自为政。欧盟曾经防微杜渐，1991年就制订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国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许超过GDP60%的上限。可惜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2010 年前后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4个成员国财政赤字状况超标，仅有爱沙尼亚、瑞典和卢森堡符合《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公约》本来规定连续3年不符合规定，要予以罚款，但是德法等大国率先违反，而且在它们的反对下，惩罚措施被“稀释”，违反规定逐渐成为普遍现象，无人问责成为常态。希腊更是不负责任大量借贷，还在统计上弄虚造假。
2011年底的欧盟首脑峰会决定，除英国之外的欧盟26国政府都同意签署“财政契约”，执行严格的预算政策和改善债务结构，强化财政纪律。这一新的财政条约是一项解决危机的长远举措，它规定成员国必须将预算平衡法则纳入本国宪法，一旦违规，将自动受到惩罚；各国预算草案必须提交欧盟委员会审查，紧急情况下欧盟委员会还可以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判定相关国家违规，自动对其实施惩罚性措施。同时成员国还需要执行此前通过的一系列有关加强经济治理的措施。这一契约如能生效，各国财政自主权将在很大程度上转让到欧盟层面，并且受到宪法约束，它标志着欧洲向一个真正的联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欧洲财政一体化的努力面临诸多困难，比如欧元债券尚未取得法德等主要国家的同意，金融交易税仍面临英国的反对，而且如果无法在全球层面推行金融交易税，欧洲还要面对资本出逃的困境，增值税协调方面也有难题。但不论怎么说，在逆境中，欧盟各国已经被迫开始认真思考财政一体化问题。
3.大国势力消长与组合
欧债危机间接提升了德国在欧盟内的影响力。在政治层面上，默克尔和萨科齐配合得比较默契，他们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的团结精神和步调一致给世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法德之间也有矛盾。矛盾一方面反映在经济理念上，比如是否发行欧元债券，法国支持意大利的提案，赞成发行欧元债券，而德国反对。法国对德国坚持以控制通胀为核心的谨慎的财政政策传统不以为然，包括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在内的不少法国精英都对默克尔颇有微词。矛盾另一方面体现在安全领域，法德在欧洲一体化的扩展方向上有分歧，法国主张向南扩张，发展地中海同盟，力主欧盟向北非地区扩展，德国则主张欧盟继续东进。德国没有直接参与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部分也是由于这种思维所致。
英国拒绝签署欧盟“财政契约”，使其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中地位进一步边缘化，但它在安全领域大大提升了同法国的合作层次。2010年英法双方签订了“国防和安全合作宣言”，为期50年。两国还签订了军事利用核能的合作协定。2011年英法为先导，带领北约在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极为积极。英法同时遭遇到财政紧缩的难题，在军费开支紧张的情况下，两国开始讨论部分整合海军军力的方案，未来不排除两国共用一艘航母的可能。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军事战略中心转向亚太后，英国已经开始筹划通过建设以英法为核心的欧洲防务，来维持欧洲的安全和自己的世界地位。
总之，欧洲政治呈现出加快组合的迹象，欧盟主要国家在总体经济形势不佳的背景下，将充分利用自己的战略优势，通过强强联合，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在欧盟内的发言权。德法在经济领域，英法在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都已初露端倪。
（三）欧债危机的社会后果
1.高失业隐患
失业率过高，尤其是年青人大规模失业问题成为影响欧洲社会稳定的最大忧患。同美国
一样，除德国等少数北部欧洲国家外，大部分欧盟国家也在经历产业空心化难题的考验。众多工业企业在全球化时代迅速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利润虽然得到保证，但就业岗位流失了。目前欧洲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2011年12月欧洲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欧盟27国失业率达到9.9％，欧元区17国达到10.4％[2]。希腊的失业率超过20%，西班牙2011年的失业人口达到530万，占总人口的24％，16至24岁的年青人中近一半人没有工作。为了削减债务，各国普遍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工作职位，又不敢投资，新增工作岗位少，这令欧盟的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
欧洲是世界上社会福利体系最完善的地区。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但人民的基本福利依然可以保证，所以社会问题尽管突出，但还有很大的转圜余地。现在欧盟社会稳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年轻人失业。中东北非乱局的一条根本性原因就是无业年轻人过多。没有工作，无所事事而又精力旺盛，思想不成熟的年轻人很容易因冲动引发社会动荡。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由于从未工作过，无法领取失业保险，没有基本生活保障。欧盟各国2012年的一大任务就是深化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优化分配结构，理顺各种关系，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2012年2月默克尔访华在社科院的演讲就提到在投资不会大幅增加的前提下，欧盟需要大力“内部挖潜”，通过整顿市场秩序和改革劳动力市场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3]。
2.多元文化模式受到挑战
近年来欧洲极右民粹主义力量处于上升势头。极右翼势力在欧洲抬头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对欧洲福利国家体制造成冲击，使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医疗福利受到影响。原有的福利模式难以为继，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增强，给极右思潮兴起提供了土壤。另一个原因是外来移民不断增多。服务业的大发展需要低端劳动力填补，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劳动力却占据了一些底层白人的工作职位，这也使得种族主义呈抬头之势。
欧洲引以为傲的多元一体文化模式受到冲击，欧洲各国的政治宽容度都在下降。法国的情况更严重一些，中右立场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与极右政党的勒庞为争夺右翼选民，不断抛出苛刻的移民政策。萨科齐已多次发表对移民不宽容言论，不断收紧移民措施，甚至扬言退出“申根协定”。2007年法国移民史中心成立，目的是向民众介绍多元文化，防止排外主义。但萨科齐却表示，他对这些多元文化传递出来的晦涩信息毫不感冒，也拒绝就冒犯移民言论道歉，还公开宣称对法国殖民史绝不遗憾。荷兰、丹麦都有比较强的右翼势力，丹麦2011年一度重新设立边检，不让北非移民进入丹麦境内，公开违反欧盟“申根协定”，这也是政府向右翼政党妥协的结果。
（四）欧债危机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综合来看，欧盟在债务危机爆发后，整体经济实力被削弱，其世界一极的地位有所弱化。欧洲精英之所以竭力推进经济一体化，是因为看到仅凭其各自国家的市场规模和生产能力，难以与美国、日本，以及未来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竞争。欧盟之所以能够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欧盟27国叠加形成的大市场吸引力。欧盟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市场地位，其他国家产品要想进入这个市场，就需要接受它的产品标准和市场规则，就必须遵守它的“游戏规则”。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成功应对危机，继续保持高增长速度。欧洲政治经济精英已经意识到，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看，中国市场迟早要超过欧洲，占据世界首位。这种情况下，有远见的欧洲政治家和企业家开始着力增加与中国的联系，力图影响我们的市场规则制订，争取我们的标准与欧洲“接轨”。现在中欧双方在不少方面已经开始“试水”合作，比如2012年3月我国国家质检总局和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在北京启动消费品安全联合监管行动，中欧双方的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将在各自法律和职能范围内，探索对服装、鞋类、儿童玩具等消费品质量安全的“无缝监管”；2012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提出中德开始探索电动汽车标准设定问题。欧洲有借重我维护其国际市场规则制订者的强烈需要。此外，在欧洲各国不敢大幅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吸引我国对欧投资也是欧盟对我的一大现实需要，德国等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修改不利于外部投资的法律法规，改进和缩短审批程序。
我国虽然在2011年下半年与欧盟的进出口额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应当注意，欧美关系的经济基础依然非常牢固，欧美长期以来一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美国接受的国外投资有四分之三来自欧洲。反过来，美国的国外投资有56％流到欧盟国家，美国仅在荷兰的投资就超过它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投资的总和。欧美政治合作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没有出现疏离迹象，奥巴马是欧洲人比较倾心的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世界性问题的美国领导人。2011年利比亚危机形成的法英等欧洲国家“出头露面”领导，美国在后台支持保障的模式，得到欧洲政治精英和很大部分民众的好评。
欧盟外交政策中人道主义干预理念的色彩更加浓烈。人道主义在很多欧洲人的观念中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理由，欧洲政界现在已经达成普遍共识，在全球化时代，违反国际法和基本人权的人必须受到惩罚，而民族国家的主权，则无需给予过多的注意。面对欧洲硬实力不断相对衰落的现实，欧洲精英更加强调欧盟在思想观念上的“先进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最近两年多次提到，欧洲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规范性力量”，或者说是“价值的力量”。
欧盟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第一大高科技进口来源地。可以预测，欧债危机久拖未决和欧洲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将给我国出口产业造成较大影响，但欧盟整体的开放思维没有改变，贸易保护主义声浪不大，反对全球化的极右主义政党成为主要国家执政党的可能性较小，同时欧盟国家又渴望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欧盟对我出口高科技产品以及技术转让还会持积极的态度。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欧盟国家越来越希望以平等合作的方式来推进中欧技术合作和项目开发，双方共同提供资金将会是未来合作的主要形式。
中欧在政治领域已经建立起从国家领导人到部委、省、市的多层次交往机制，不过在人权、国际治理的原则、国际问题的解决思路等问题上，中欧之间的认识仍有很大差异，欧方在人权领域对中国的干涉和指责常常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协调的声音。总体来看，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欧经济交流的深入发展，中欧政治关系的交往层次和领域开始扩展。但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不同，欧方又不愿彻底转变自己的观念，因此中欧政治关系难以发展到美欧政治关系的高度。中欧关系的基石仍然是在经济而非政治领域。
注释：
[1] Timothy Garton Ash, “If David Cameron has a British vision for Europe, let him tell us what it is”, The Guardian, Nov. 16, 2011.
[2]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m/201104/20110407492223.html
[3] 据笔者现场记录。
原载《新视野》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