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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红学辨伪论

更新时间:2018-08-15 19:58:25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他的推论是否合理,却被完全忽略了。

  

   由此可见,脂本脂批作为红学的重要史料,同样需要进行真伪与时代的鉴别:“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没有做好这顶工作,需要加以补课,这本是红学作为一门科学题中应有之义。既要补课,则同样应该遵循辨伪学的原则,运用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

  

   胡应麟《四部正伪》提出辨伪之法有八,梁启超则归纳为两个系统:其一,“就传授统绪上辨别”,其二,“就文义内容上辨别”。前者注重书的来源,后者则注重书的本身。(《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先说从书的来源辨脂本的真伪。我曾说胡适对甲戌本的来历未作具体交代,而蔡义江先生却以为已经交代清楚了,还反问道:“是不是非要找出那位已找不到了的卖书人的姓名地址,问个一清二楚才算‘具体交代’?”(3.154)事实上,以此来责备胡适的却早有人在。周策纵先生早在1972年就说过:“胡适在跋文里说,他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的‘姓名住址都弄丢了’。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海外红学论集》第3页)这大约不能算往胡适身上泼脏水吧?甲戌本不避“玄”字,且突然出现在清亡十六年以后,我以为是此本后出之证,蔡义江先生一则说:“就是这一点,也不是欧阳健的发明,冯其庸先生早在一九八○年六月在美国举行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在讨论甲戌本的论文里,早就指出甲戌本玄字不避讳的问题了,……欧阳健却似乎了无所知,把这个‘玄’字不避讳的事当作自己的惊人发现在大讲特讲,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有点令人惊叹吗?”(3.165)二则认为:“小说是通俗读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像官场行文或公开刊本那样恭肃谨慎,留心避讳。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的藏本,据文章介绍,原收藏者还在修补装订时,将乾隆《御制诗》拆开反折起来,作了这部‘淫书’的页间衬纸,这岂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3.162)甲戌本“玄”字不避讳,稍有古籍常识的人都一望而知,自然不是我的“发明”,但在我之前,却无人据此怀疑它是民国人的作品;至于说小说可以不避讳,倒是蔡先生的发明,可惜他没有拿出历史的凭据。而用列藏本之“大逆不道”来反证乾隆时代“玄”字可以不避讳,也未免有点不伦,何况列藏本之是否出道光年间还大有疑问呢。

  

   从文义内容上辨别脂本的真伪,具有更为广阔的天地。梁启超曾举出“从字句罅漏处辨别”一法,指出:“作伪的人常常不知不觉的漏出其伪迹于字句之间,我们从此等小处着眼,常有重大的发现。”(《饮冰室专集》之一百四:《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现试拈出几例以剖判之。

  

   一、北静王应该名“世荣”还是“水溶”?

  

   北静王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程甲本第十四回写北静王出场道:“现今北静王世荣,年未弱冠,生得美秀异常,情性谦和。”而脂本此处作:“现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性情谦和。”二者虽有异文,尚可互通,唯“世荣”与“水溶”,音形皆不相近,不可能是传抄致误,其中必有一个是本源的,一个是后改的。查《红楼梦大辞典》“北静王”条云:“名水溶,程本及原人文本作‘世荣’。”(《红楼梦大辞典》第724页)虽以水溶为原名,但对二者之是非后先,未作判断。按世荣,寓世代荣华之意,合乎王府取名之正道,而水溶一名,除非有特殊的典故,终有欠妥之处。而寻求此名出现之迹,确有重大的发现。

  

   在公众面前最早面世的八十回本是有正本《石头记》。此本第十四回,北静王正作水溶,且有眉批大书曰:“北静王‘水溶’,今本作‘世荣’,当以原本为是。”(《戚蓼生序石头记》第485页)有正本的眉批为书店老板狄葆贤所加,已获红学界的共识;有正本的二百多条眉批,大多是通过异文的比对,以证明“原本”如何地好,“今本”又如何之糟的。须知,有正本是所有《红楼梦》版本中(不论是印本还是抄本)唯一以“原本”相标榜的本子,其所指的“今本”,则是程甲本及其翻刻本。有正本底本的发现,暴露了狄葆贤作伪的面目。比如第二十五回第二十页眉批曰:“‘弥陀佛比人还忙’,今本改作‘如来佛’,不知如来佛乃婆娑世界之佛,弥陀佛乃极乐世界之佛,吾乃知擅改此书者,不但不知佛法,即佛典上事迹名号亦均茫然,可笑甚矣。”实际上,有正底本此处正作“如来佛”,“弥陀”二字是贴改的。既篡改了文字,又加眉批以夸赞之,“真所谓书商作风,自欺欺人”(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第16页)。改“世荣”为“水溶”,看来也是他的杰作,所以也加了眉批以提示之。或曰“世荣”并无贴改之迹,不能论定,然而有正本“楷法严谨,字体工整,一气呵成”,“看来是由于一手从头到尾抄成的”(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第14页),眉批与正文的笔迹一致,表明此本在上石付印前是经过重抄的,只是“水溶”二字在抄写时即已改过,不像“弥陀”是抄成后再予贴改,但性质却无二致。

  

   狄葆贤虽然批了“当以原本为是”,但并未再予申说,也许这个理由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与狄葆贤关系较密,且了解有正本印行内情的王伯沆,在其所批《红楼梦》中,恰好道出了个中的奥秘:

  

   按“世荣”,原本作“水溶”,实则纯庙第六子永瑢也,封质庄亲王,有《九恩堂诗钞》。原本“水溶”,决为永瑢无疑,“世荣”又系改本。余曾见永瑢画,甚工细。其诗见于《熙朝雅颂集》及《白山诗介》者,并为为铁治亭所选,皆佳妙,非不识丁者所能为也。(《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第158页)

  

   原来,“水溶”的原型竟是乾隆第六个儿子、大名鼎鼎的永瑢!这种说法,十分投合一班相信《红楼梦》是写“宫闱秘事”的人的心理,还有人认为将“永瑢”写作“水溶”,是表示要将清室“斩首挫骨”,便立刻获得了认同。于是,有正本为“原本”的说法,又增添了一层可信度。

  

   到了二十年代,有人另行炮制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在正文添加“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在封面题上“已卯冬月”、“庚辰秋月”字样,以便坐实《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同胡适的“考证”相呼应。不想,由于这种坐实,有些在“有正本”本来不成问题的事情,却变得完全凿枘不合了。按永瑢生于乾隆八年,乾隆二十四年封贝勒,乾隆三十七年进封质郡王,乾隆五十四年再进亲王,而脂本自谓乾隆十九年已“抄阅再评”,扣去“披阅十载”的时间,则《红楼梦》至少在乾隆九年以前已经动笔,怎么可能将尚未出生或至多还在襁褓中的、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始封郡王的永瑢当作北静王的原型呢?

  

   由此可见,1911年石印的有正本,出于冒充“原本”的目的,首先改“世荣”为“水溶”,并且获得了社会的认同;而1927年以后出现的脂本,为了坐实小说的成书年代,添写了若干确定的干支,却仍然因袭有正本的改笔,致使与前者相互冲突。脂本之出有正本之后,而不可能是乾隆十九年甲戌前后的产物,可以说是不容统移的。

  

   二、赵嬷嬷是“文忠公之嬷”么?

  

   蔡义江先生说:“脂评是谁也伪造不出来的,随着红学界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那些隐约其词、初读难懂的评语之所指,愈来愈证明了这一点。”他所举的例子之一,是第十六回一条指赵嬷嬷为“文忠公之嬷嬷”的侧批:“乾隆时,谥文忠的是傅恒,评语意谓赵嬷嬷的说话全是傅恒乳母的声口。傅恒与曹家有亲姻关系,与雪芹饮谈交往的明琳为其侄辈,而明琳又是后来《枣窗闲笔》作者裕瑞的母舅。这些关系是近几十年由周先生穷考力索所得,在此之前的作伪者,又岂能凭空想像出一个‘文忠公之嬷嬷’来?”(4.239)

  

   按《清史稿》卷三○一《傅恒传》,傅恒,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纯皇后弟。乾隆十年命在军机行走,十二年擢户部尚书。十三年孝贤纯皇后崩,加傅恒太子太保。三十四年七月卒,谥文忠。据考,清代雍、乾朝谥文忠者,唯傅恒一人,则此批指赵嬷为“文忠公之嬷”的“文忠”,确系傅恒。

  

   那么,赵嬷嬷真的是傅恒的乳母么?从小说的内容看,赵嬷嬷乃贾琏的乳母,如果一定要指实,则只有同意傅恒是贾琏的原型不可:但谁都知道,这同小说的内容是极为不伦的。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赵嬷嬷先做了傅恒的乳母,然后又转荐给贾府的呢?如果我们想起贾宝玉要撵乳母时的气话:“不过是我小时候吃过他几日奶罢了,如今惯的比祖宗还大”,就决不会相信傅恒如此大家,竟会有把自己的乳母转给他人的事了。

  

   再从批语的年代看,既称“文忠公”的谥号,则必在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以后,而脂砚斋的“再评”,据说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四阅评过”,是在乾隆二十四年已卯、二十五年庚辰。署畸笏叟的批语,只出现在庚辰本上,均为眉批总批,最晚年份为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且又有“前批书者聊聊,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乎”之批,可证畸笏即便是真有其人,也不可能活到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以后,再破例地跑到甲戌本的行侧批上“文忠公之嬷”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的。

  

   “傅恒家”与《红楼梦》的关系,早在舒敦(?)《批本随园诗话》卷二中就说到了:“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此批恍惚言“乾隆五十五、六年间”,则其时最早在嘉庆初年以后,舒敦(?)在《红楼梦》本事的两大派之间,舍明珠而取傅恒,是因为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之故,他虽然没有指实书中的哪一位就是傅恒的写照,但大约非宝玉莫属,因为书中只有宝玉的姊姊是封贵妃的。这样一来,该说是“文忠公之嬷”的,就不是赵嬷嬷,而是李嬷嬷了。尤其重要的是,舒敦(?)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红楼梦》写的是曹家的历史,没有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自己的观念。他说《红楼梦》指的是傅恒家,在他的体系中,是不矛盾的;而在指《红楼梦》为“自叙传”的系统中,如果夹杂了“傅恒说”的成分,就完全不相容了。

  

   由此可知,“文忠公之嬷”的批语,决不是什么“隐约其词,初读难懂”的、近几十年来方被红学专家“破译”的“密码”,而是近二百年来无数关于《红楼》流言中的一种,只是被低能的、贪多的作伪者信笔抄来,从而破坏了自身的统一,留下了“罅漏”,让我们抓住了而已。

  

   三、《枣窗闲笔》可能对“自叙传”进行批判吗?

  

   《枣窗闲笔》是几篇宏文对我进行“批驳”时使用最为频繁而自以为最为有效的武器。蔡义江先生说:

  

我现在要来证明那条笺记所记的“脂研”不是欧阳健所说的什么“最早记录”,脂砚斋也决非由“脂砚堂”改成的刘铨福,确实感到丧气。这跟要我证明司马迁早在班固以前就已存在有什么两样?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裕瑞是高鹗同时人,其前辈姻戚与曹雪芹还有点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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