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冯喜恒:以威胁方法取得口供的排除规则

更新时间:2018-08-14 07:26:27
作者: 冯喜恒  

   【摘要】 刑事司法对于讯问中威胁方法的认定应当从威胁内容、威胁程度、实施主体等因素综合全案情况判断。排除威胁方法取得口供的理由有确保口供自愿性和真实性、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声誉等。以严重侵犯人权的威胁方法取得的口供应当排除,排除后重新合法取得的口供可以使用。对于侦查中经常作为讯问策略而共同使用的一般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基本要求是不得以损害口供真实性和基本人权为代价。司法裁判对其的排除要严格依据程序法规范,并适当考虑社会容忍度。

   【中文关键词】 威胁;非法证据排除;司法声誉;引诱;欺骗

  

一、吴某某贩卖毒品案基本案情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某某犯贩卖毒品罪,于2015年4月23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内容为2014年9月18日至同月26日,被告人吴某某在诸暨市暨阳街道郑家村口、诸暨市暨阳街道万润家园宾馆附近三次向吸毒人员陈某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并从其住处查获少量甲基苯丙胺。吴某某辩称其没有实施起诉书中指控的贩卖毒品事实,其在看守所中所作的笔录系受到侦查人员的威胁所作,被关押至看守所以前的行政拘留期间所作供述系受刑讯逼供作出;检察机关讯问笔录是按侦查讯问笔录作的,故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作的笔录均不是事实,请求排除非法取得的口供,依法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调取查看了相关讯问录音录像和其他材料,发现被告人吴某某在公安机关的第一次供述中,讯问人员确实存在明显威胁言论;吴某某在被正式刑事拘留前以吸毒为由被先行行政拘留,期间有受到刑讯逼供的嫌疑;检察机关对吴某某重新进行了讯问并制作笔录。法院经开庭审理,依法排除了公安机关收集的被告人供述,但认定检察机关讯问笔录合法,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最终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绍诸刑初字第518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吴某某贩卖毒品事实成立,被告人吴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宣判后,无上诉、抗诉,本案判决生效。

  

二、威胁方法的认定及其排除理由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排除以威胁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的案例。实践中,对于威胁方法如何认定,以威胁方法取得供述如何排除,排除后案件如何处理等问题,一直存在较多争议。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出台后,尤其是2017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排非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简称《法院排非规程》)实施后,对于威胁方法取得证据的排除方法有了明确依据,但在具体认定上也还有亟待完善的空间。

   (一)威胁的含义、表现形式及认定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贯严禁以威胁的方法收集证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32条、1996年《刑事诉讼法》43条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50条均表明了这一态度,其中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指出“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该立法表述可见,严禁威胁取证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具体措施之一。所谓“威胁”,我国清末学习西方制定刑事诉讼法典后出现的较早解释之一是“告以危害之到来而使之生起畏佈心之手段”。[1]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威胁方法有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恐吓将对其使用暴力,揭露其个人隐私或痛苦往事,对其近亲属采取强制措施,对其配偶、子女追究相应责任或者影响子女前途,对有病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恐吓将对其不予治疗,等等。[2]但是要对其设定明确的标准,立法和实务上都感觉较为困难。[3]一般来说,对于通过生活经验感知的“威胁”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作为法律上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威胁”,目前还缺少公认的区分界限和判断标准。

   我们认为,作为非法取证方法的“威胁”既与讯问过程中一般性的“威吓”不同,后者程度较为轻微;也与作为侦查策略的威胁不同,后者威胁的内容在法律范围之内,如告知不构成自首、立功、如实陈述,不能得到宽大处理,将会长时间服刑等等。作为非法取证方法的“威胁”,程度较为严重,内容也超出法律允许范围。如果根据“威胁”方法所具有的“潜在不利益”属性,从学理上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特征:1.威胁的内容是某种潜在不利益,程度上应当能够导致巨大的精神痛苦。威胁的内容可以是人身、财产及名誉损害(包括其本人及亲属等利害相关人),也可以根据被威胁对象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不要求实际达成。如威胁实施刑讯,或无端加重罪名,侵害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合法利益等,但并不要求真的实施了上述行为,只要足以造成犯罪嫌疑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即可。2.威胁的方法可以是言语、动作,或制造出的情境。警告要打犯罪嫌疑人跟作势要打犯罪嫌疑人具有同样的威胁效果,还有展示刑具、当面殴打其他犯罪嫌疑人等等,只要犯罪嫌疑人足以领会即可,不要求行为意图的明确表示。法国学者对一起典型的警察威胁犯罪嫌疑人以逼供的过程是这样描述的,“与其说是讯问,不如说是(警察)向他咆哮他们希望他说出的答案。虽然没有使用有形的暴力,但很难想象,警察能够使用更加敌对和恐吓的方法来对待一名犯罪嫌疑人。”[4]这里就是用“咆哮”的方式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威胁。3.威胁的认定必须结合案件整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既应当考察威胁方法的激烈程度、潜在不利益的内容,也应当考察被告人的身心承受能力以及对于威胁的反应。每个犯罪嫌疑人都必须区别对待。一个未成年初犯与一个成年惯犯在面对同样胁迫方式时,各自感知的“威胁”肯定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应综合考虑的因素至少包括:被告人的年龄、智力、身体和情绪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刑事程序的熟悉程度;羁押和讯问地点、讯问的时长等嫌疑人作出供述时的外围情况;讯问人员使用的讯问策略情况等等。4.实施威胁的主体要件是办案人员以办案为目的而实施。如果是办案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或者办案人员不以套取口供为目的威胁(如仅仅是告知案件可能的法律后果,或者为要求其遵守监管纪律而进行的威胁),都不应认定为非法。只有讯问人员通过使用威胁或许诺,将讲明实际后果作为诱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杠杆时,才会构成强迫。[5]

   本案中,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曾先“警告”吴某某不配合的话将取消对其立功的认定,然后又有将其带离法定羁押场所的言论。前者是威胁嫌疑人取消已经认定的立功,使嫌疑人失去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而这种取消并无合法依据;后者则是威胁嫌疑人要将其带离法定羁押场所,使其人身安全程度大幅降低。二者威胁的内容都具有现实性,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无疑会带来巨大的紧张感,造成其精神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都属于典型的作为非法取证方法的威胁。

   (二)威胁方法取得证据的排除理由

   《刑事诉讼法》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因此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威胁”这一证据收集方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威胁取得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是应当排除的。但是威胁取得被告人供述是否排除,刑诉法上用一个“等”字带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也仅以“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来解释这个“等”字,标准仍然过于抽象,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困惑。《排非规定》出台后,该问题有了较为明确的解释,即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简单归纳,威胁内容为本人人身权利或近亲属合法权益,威胁程度达到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应当排除。

   排除以威胁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主要理由有:

   1.从自愿性和真实性角度而言,威胁方法违背了犯罪嫌疑人的意志自由,降低了供述的可信程度。

   所谓“意志自由”,是指“在行为的时候,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有正确的选择,无论采取这个或那个,都能够随他的便的。”[6]而威胁,无论是人身威胁还是心理威胁,都可对意志自由造成胁迫。犯罪嫌疑人失去意志自由之后作出的供述,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这是禁止威胁取证的最直观理由。我国最早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第66条就已经有了相关规定,“讯问被告人,禁用威吓及诈罔之言。”其立法理由为“讯问被告时,若用威吓、诈言,则惊恐之余,思想纷杂,真实状态反为所淆。故本条采各国通例严禁之”。[7]就是从威胁手段对供述自愿性和真实性的影响上考虑的。

   威胁等方法因对意志自由造成侵害而被禁止使用,这一排除理由被一些国家直接写进了立法。德国《刑事诉讼法》136a规定被告的意思决定及意思活动的自由在接受讯问中不容受到侵害,不容透过欺骗、催眠术、恐吓、诱之以法律未规定的利益等方式予以侵害。[8]英国早在1783年就有了相关判例表述:“由于听信巧言而生的希冀或对酷刑的恐惧而压榨内心所出之自白,作为定罪证据时呈现如此可疑的样态,以致不应对其有任何信任感,故而应当排除。”[9]而在美国,法律界一致认为可以采纳为证据的供述必须是自愿的,必须是自由意志的和正常智力的产物。威胁方法违反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规定的正当程序,因此取得的自白不具有任意性,应予排除。“警方通过胁迫手段获取的嫌疑人自白,违反正当程序。每个案件中的关键性问题是,被告人自白时其意愿是否得到尊重。简言之,被告人自白可接受的真正标准是,自白须是在自由、自愿和没有任何强迫或诱导的因素下作出的。”[10]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第138条也明确将严重损害被讯问人作出理性回答的能力、不实陈述作为裁量排除的重要考虑因素。[11]

   2.威胁方法造成的被告人精神痛苦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故应当具有同样的程序法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以“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作为是否与刑讯逼供具有同样非法性质的判断标准,也即只要在“痛苦”程度上相当的手段都属于与刑讯逼供同类的手段,那么程序后果上也应当一并参照,实行强制排除。[12]无论是刑讯逼供,还是以威胁的方法施加胁迫,都能够使嫌疑人的意志被压服,自我决定能力受到实质性地削弱。“(是否存在意志自由的)区别在于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和外界的强迫,无论是什么性质或无论以何种方式灌输推动或帮助推动了该供述。”[13]人身伤害(或变相人身伤害)会给无罪的人施加外界的强迫,使其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进而作出有罪供述,威胁实施身体伤害也可能会有类似的效果。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判断认定威胁方法是否达到了与刑讯逼供同等程度的问题。要认定威胁方法达到了与刑讯逼供相同的效果,关键应当审查其行为构成威胁的可信度和紧迫程度。[14]如果这项威胁的内容并不可信,或者不会在可预期的较短时间内发生,一般也不属于造成“痛苦”的威胁方法。

   3.从合法性角度而言,威胁方法取得的供述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

在现代诉讼理念中,犯罪嫌疑人作为人的主体性逐渐凸显,而不再仅仅被视为被追诉的客体,其人格尊严与自由被提到重要地位。“即使一个人有正当理由被怀疑从事了犯罪行为,它也应得到合理的文明对待,而使用不适当的审讯方法则不符合文明的对待方式。”[15]因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62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