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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与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更新时间:2018-08-12 22:37:17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说明,中华民族不大可能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成为未来主导世界统一进程的民族。但是鉴于中国现有的规模,只要能把自身的问题真正解决好,就将成为未来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而能否建成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关键要看其今后能否在制度、价值和信仰等三方面建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1974年,在中国的“文革”还没有任何退潮迹象的时候,著名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Joseph Toynbee,1889-1975)就曾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统一进程中的作用表示了无与伦比的期待。这位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这样说道: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

   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能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

   联系汤因比作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对过去6000年来地球上大多数主要文明的起源、兴起、衰落、解体作过深入研究,我相信汤因比上述观点不是出现一时兴致所致,而是基于对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的整体研究。

   那么,为什么汤因比先生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的作用寄予如此高的期望呢?

   仔细研读其书可知,他认为人类未来避免自我毁灭的唯一途径在于政治统一,而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最为成功的经验。

   他说,过去五百年间西方人虽然在经济和技术上、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文化上把全世界统一了起来,但是西方人却无法在政治上统一整个世界。

   这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本身或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从现实的角度看,西方的民族国家制度本质上是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的。

   然而,“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他们显示出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两千二百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

   汤因比对中国在未来世界进程中的作用是否高估了?

   该如何来理解他的上述观点?

   本文试图从分析汤因比的上述观点入手,对于中华文明在未来能否成为世界文明重心之一这一话题提出若干看法。

  

   (一)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趋势的成因,前人有许多有价值的解释。

   特别是魏特夫(K. A. Wittfogel)有名的“治水工程说”,金观涛、刘青峰的“超稳定结构说”(后面讨论),许倬云的纵横联系说,赵鼎新的阶层融通说,等等。其中魏特夫的观点后人批评甚多。

   本文不否认前人说法合理性,但想换一个角度,从中华民族基本性格——我也称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来分析中国在过去数千年来表现出强大的统一能力、也就是所谓“大一统趋势”的原因。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早在西周(约前1046年-前771年)已基本定型,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形成了以此岸为取向的高度世俗化文化。

   与希腊文化、犹太-基督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乃至东欧-东正教文化等相比,中国文化早就表现出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thisworld)——称之为“天地”或“六合”——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而在前面所列的几大文化中,对于“这个世界”则皆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他们往往认为这个世界为虚幻,或者在整体上堕落或有罪;

   这几大文化皆认为生命本身永不终结,终结的只是肉体;

   因此宗教修炼的目标在于彻底摆脱这个世界,生命的终极归宿在这个世界之外而不是之中。

   相反,在中国文化中,对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即天地之外有无天地、六合之外有无六合,基本上采取否定或存而不论的态度。

   从根子上讲,中国人相信世界只有一个,即以天地为框架、以六合为范围的“这个世界”(this world);

   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死后生命采取了消极怀疑的态度。

   几千年来中国的精英文化对死后生命是倾向于否定的。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即使祭祀鬼神,也不敢真相信自己灵魂不灭。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导致中国人非常重视天下的和合或和谐。

   这是一种本能的对生存安全感的追求。

   假如世界有无数个(如“三千大千世界”),假如这世界虚幻不实,我们无需担心它不和谐,因为它本来就要被超越或克服。

   但假如世界只有一个,又神圣无比,它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它的动荡和不宁就会直接摧毁我们的人生安全感,导致我们无家可归。

   因此,“天人合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灵底处。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还导致了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我称之为“关系本位”。

   即:中国人既然不太看重自己与另一个世界(God、上帝之城、六合之外等)的关系,自然会看重自己与此岸人/物的关系,以此来确立人生的安全感和方向。

   我的所有“关系”,是指我与身边所有对象的关系,当然包括我与家人、亲友、同事、团体、地方、民族、国家、社会、自然等一切可能事物的关系,构成了我这个人的全部生活内容。

   根据费孝通的说法,这些关系在我的世界里是根据亲疏远近而呈现出“差序格局”的。

   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中国人的关系世界是通过人情和面子这两个重要机制来组织和运行的。

   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关系的文化”。

   关系本位导致中国人重私德而不重公德,重人情而不重制度。

   由于中国人人生安全感寄托于“关系”,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关系的和合或和谐。

   因此中国人在主观上希望(1)和天地宇宙,(2)和人间世界,(3)和国家民族,(4)和亲朋好友,(5)和家人族人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家和万事兴”,最好整个世界都能像家一样安全可靠,让人放心。显然,这种和合精神,更倾向于接受统一而不是分裂。

   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于陌生人(关系疏远)不放心。

   如果能统一到同一个共同体,按同样的方式行事,彼此就可以放心了。

   这种“关系本位”,在中国文化中还产生了两个特殊的变体,一是许烺光所称的“处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即从周遭处境出发建立自己的安全感。

   所以“处境中心”就是我与自身处境(the situation in which I live)的关系。

   这种“处境中心”会抑制攻击冲动,渴望安定,向往太平。

   这导致了中国人过去数千年缺乏象游牧民族或西方民族那样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徙的热情,没兴趣去进行横跨几大洲的长程侵略或殖民。

   因为对中国人来说,那些遥远的异国他乡太陌生,让人不放心,宁愿舍弃。

   安土重迁也罢,重视风水也罢,都是“处境中心”的体现方式。

   所以,他们虽然宁愿修筑长城把敌人挡在外面,而不一定要占有敌人的土地;

   他们最终放弃曾统治过的朝鲜和越南北部,因为那遥远荒蛮之地终究是个麻烦;

   他们不愿直接统治、管理那些少数民族,宁愿采取藩属方式让其自理,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能心心相应,岂能让人放心)。

   如果中国人要对其他民族发动战争,往往是出于生死存亡的恐惧、无路可走的选择等原因。

   “处境中心”因此暗含一种务实地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精神。

   “关系本位”在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变体是“团体主义”(collectivism)。

   因为“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同样好、同样熟悉,通过人为构造一种相互理解、相互需要的小团体,可以抵御陌生人或其他力量的威胁,团体无疑比单个人的力量大。

   “团体主义”是对自己生存处境的积极、人为建构(也是一种“处境中心”),关注我和我所在团体(collective in which I live)的关系(是“关系本位”的变体)。

   文化团体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区分自己人和外人(in-group/out-group),对“非自己人”持排斥态度。团体主义的积极形态可以包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消极形态可以变成圈子意识、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

   文化团体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构造人生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团体主义精神是追求大一统的重要心理基础之一。

   中国人春秋时期形成了“夷夏之辨”,后来又发展出忠孝节义、精忠报国的传统,其中皆包含舍小我、保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

   上述几方面,或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中有利于大一统的因素,解释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民族的统一趋势。

  

   (二)

  

   然而,中国文化中虽有上述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同样存在有利于分裂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文化内部,分与合的巨大张力从来都异常明显。

   比如我们常常讲中国人自我中心,“一盘散沙”;中国人勾心斗角,内耗严重;中国人拉帮结派,陷于党争。此外,地方主义从未断绝,王朝因此衰落,国家因此解体。

   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与统一相反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恰恰也是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

   一方面,“关系本位”体现了对人与人关系的深刻依赖,由此导致了无比深刻的人际矛盾与斗争,进一步可导致人与人分崩离析。

   人与人之间如果关系疏远甚至冷淡,有时不会有太大矛盾;人与人之间如果过分亲密或依赖,各种矛盾就容易产生。

   这种由人际关系所引发的人际矛盾和斗争,也表现在帮派、诸侯和地方之间。

   二者在性质上完全一样,后者是前者的延伸。这无疑是造成分裂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团体主义”易堕落为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等形式,后者历来都是分裂的主要诱因。

中国人觉得只有在自己熟悉或者特别是有感情、非常了解的人之间才有安全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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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方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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