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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与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更新时间:2018-08-12 22:37:17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民族、国家、政治、制度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看来都是陌生、冷漠、遥远和没感情的东西,不能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宁愿依赖于自己建立的小团体或地方势力。

   当中央权威强大且公正时,人们觉得安全感有保障,没必要追求地方主义。

   但是当中央权威衰落或不能主持公道时,人们求助于地方主义或私人团体来谋求自己的安全感。

   既然如此,为什么秦汉以来中国历史形成了以统一为主流的趋势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团体主义”虽然是分裂的祸根,也可以是统一的动力。

   这是因为文化团体主义意味着,集体越强大,个人越安全。

   特别是当小团体林立、小团体不足以消除外部势力的无穷威胁时,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如能将所有小团体统一起来、造就一个大团体,安全感才有根本保障。

   所以每当人们感到中央政权公正可靠时,他们宁愿选择统一的中央集权。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关系本位”虽然是分裂的诱因,也可以是统一的因素。

   因为在无休止的争斗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统一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我们看到,每当中国人分裂为不同的帮派、诸侯或军阀时,总是硝烟四起、战争不断。妥协极难做到,和平难以持久。

   结果,与其他帮派、地方或诸侯的关系,会消耗人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让他们筋疲力尽,正像日常人际矛盾中那样。

   与此同时,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也会把全民的安全感摧毁殆尽。最终,人们普遍意识到,还是选择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更好,于是统一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时发现,即使在分裂最久的春秋战国(约前722-前221)和魏晋南北朝(220-581年),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也异常明显。

   以春秋时期为例,先是东周初期至少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小国被楚、齐、晋、秦等大国所吞并。

   据顾栋高考证,楚国在春秋时期吞并的小国多达42个;晋国、齐国分别吞并周边小国18个和10个,就连鲁国这样的小国也吞并了9个周边小国。

   所以战国七雄本身就已经是统一的产物,而秦统一六国不过是这场统一潮流的顶点。

   再以魏晋南北朝为例。三国鼎立只有45年即为西晋统一。

   西晋灭亡后,南北朝虽朝代更迭频繁,但南方基本保持统一格局,而北方在各政权的混战中也曾分别于公元376年、439年和577年几次实现过统一(其中北魏统一北方近百年),最后南北方统一于隋。

   是否可以说,秦和隋的统一均是顺应了某种历史趋势呢?

   除此之外,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魏晋南北朝360多年的战乱,人们对分裂的苦果已深深品尝。

   南北朝及五代十国这两次较长的分裂,如果不是少数民族入侵及其政权建立,分裂时间应该会短很多。

   而在其他时期,像秦末、隋末及汉、唐、宋、元、明、清时期,虽然都出现了分裂甚至内部严重分裂的迹象(诸侯叛乱、同姓或异姓称王、农民起义等等),但都比较快平息了下去。

   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金观涛等讲的社会组织方式、许倬云说的纵横联系网之外,应当还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

   金观涛、刘青峰先生曾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对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趋势从组织结构上进行了研究。

   他们把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解释为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粘合剂,同时为上层官僚机构、中层乡绅自治和基层宗法家族提供合法性支持,并建立了儒家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地主经济三者相互耦合的一体化结构。

   事实上,金、刘所说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或“宗法一体化结构”,其成熟而典型的形态出现在明、清时期,并不是秦汉以来一直如此的。

   由于作者以中国古代社会成熟、稳定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为代表,就无法解释在统一意识形态严重衰退、社会组织方式深刻变迁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为何有内在而强烈的统一趋势?

   事实上,金、刘所说的“超稳定结构”不仅有清晰的生成、演变轨迹,在其背后还有更深层、也许是更重要的“超稳定结构”,即前述所谓以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等为特点的文化心理结构。

   金、刘对统一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的分裂为何长久,但不能解释为何这两次分裂未能像古希腊和西欧那样,永远持续下去。

   可以说,秦和隋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统一,正是这两次统一促成了金、刘所说的“超稳定结构”。

   可以说,金、刘所说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之所以能形成,与许倬云所谓的“纵横联系”、赵鼎新所谓的“阶层融通”一样,在更深层次上由本文所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促成。

   必须认识到,中国人的统一能力有明显的局限。这首先表现为中国人的“统一趋势”是有限度的。

   通常他们主要只在本民族或已高度同化的民族之中才追求统一,而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通常较少有兴趣统一(当然,在对方直接威胁自己的生存时则例外)。

   正如前述,汉人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在传统上更倾向于采取藩属或羁縻的方式。总之只要你不惹事就好了,我才不想管你呢。

   这与一些游牧民族不同,当他们统治中原时,宁愿直接统一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

   今天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格局正是满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不要对汤因比先生的预言过高估计。

  

   (三)

  

   汤因比先生说:

   在过去二十一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二二一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

   汤因比所描述的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精神,及其曾经长期影响到半个世界的巨大能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想一方面,这确实要归功于中华民族能不断地走向统一,通过统一积聚起巨大的能量,从而能打败个人战斗力远胜于汉人的游牧入侵者,建立起空前未有的世界性大帝国。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汉人王朝衰落的时候,就有不少少数民族趁机南下,建立割据政权,造成分裂局面。

   另一方面,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观念,背后暗含着“天下一家”、“九洲大同”的梦想,这确实是一种有助于天下一统的世界主义精神。

   这种理想在中国历代思想史上一直占据主流。除了孔子、老子及先秦儒家表达过天下大同的期望外,后世学者也一直有强烈的“天下主义”情怀,甚至现当代学者如康有为、熊十力等人仍在阐述此种理想。

   与此同时,古代中国帝王的“天朝上国”、“中央之国”虽似可笑,但背后也透露着某种包容全天下的宏伟理念。

   这种天下一统的理想之所以诞生,从文化心理学上看,也是由于中国人对于陌生人、对“异类”不放心,缺乏安全感。

   只有都成了一家人,才能保障安全,所以最好是“天下一家”。

   第三方面,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还要极大地归功于中国文化的相对早熟。

   别的不说,汉字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西周建立以前)就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其发明时期可能要再往前追溯2000年。

   而在中国周边,少数民族最早发明文字的时间也要到突厥人和藏族人在公元7世纪,比汉人可能晚了3700年。

   中国或中国周边其他民族发明文字的时间则分别是:契丹人公元960年、西夏人公元1036年、女真人公元1119-1138年、蒙古人公元1204年、朝鲜人公元1424年、满人公元1599-1632年、越南人公元1651年,比中国人可能晚了4000年以上。

   一个民族没有文字,自然无法积淀起丰富的历史经验,写成世代流传的文化经典,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塑造完备发达的制度系统,从而建立世界性的政治国家。

   中国文化的早熟保证了汉人在与周边异族的战争中,可以借助于高效的行政能力和强大的国家力量,形成庞大的集团战斗力,从而打败并成功同化许许多多的异族。

   今天我们在甲骨文、殷周金文及《左传》一类古书里所看到的许多方国或异族,早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里,它们的名字诠释了华夏政权曾经的强大。

   秦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汉民族内部的再统一,而且是汉族势力向周边、包括向长江流域甚至其以南的巨大扩展。

   从此以后两千多年里,中国人的地理空间基本上以秦统一后的版土为基础,逐步而缓慢地向外辐射或推进。

   这大概就是汤因比所谓的中国人的世界主义吧。

   从历史的角度说,我一直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大发展。

   不要忘了,东周的分裂和战乱是在西周数百年统一和融合的基础上发生的。

   西周漫长的统一极大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铸就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等。

   西周深深地塑造了华夏文明共同体意识,“夷夏观”成为后世“大一统”思想的重要源头。

   西周文明还激发出一种卓越的天下观念,正是在这一天下观的基础上,有了以治理全天下为己任的百家争鸣,有了以全面整理文化为使命的“六经”编订,有了儒家关于未来世界的千秋盛世和万世太平理想。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早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后来再次统一的深厚文化基础。

   然而,正如其统一能力有局限一样,中国人的世界主义也有明显局限。

   “处境中心”的思维方式,导致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对于与自己差别较大的民族或完全陌生的世界,倾向于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没有巨大的热情去同化。

   所以中国人从未发展出类似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那样无比强大的传教热情,和前赴后继的传教运动。

   “处境中心”思维倾向于通过缓慢融合来实现和平,所以会尽可能采取“怀柔”的外向政策。

   它不太相信武力,因为惧怕导致恶性循环式报复,保证不了长治久安。

   这就造就了一种保守的世界主义,而不是积极的、进攻性的世界主义。

   我估计今后中国人也不大可能改变这种相对保守的“世界”观。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固然与其内部“大一统”的理想和能力有关,但由于也与其在文化上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早熟有关,其有限的世界主义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附带产物。

正因为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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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方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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