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亚玲（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福尔克·格哈特（Volker Gerhardt），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荣休教授，以下简称“格哈特”
访谈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罗亚玲副教授，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5月-6月
最早听闻格哈特教授是在2002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留学，新结识的几位台湾学友中便有其弟子，每每谈及导师，敬意溢于言表。这位1944年出生的教授，在两德统一后不久的1992年来到洪堡大学，担任哲学所所长，为该所后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同时还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尼采和康德委员会主任、科学院版康德著作集收尾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尼采和康德都有深入的研究。我曾经听过他讲康德道德哲学的课，剖析康德绝对命令第二公式中“人格中的人性”概念，非常深入独到，让人印象深刻。
我与格哈特教授真正的交往则在回复旦任教之后。2009年9月，格哈特教授以德国八大科学院轮值主席（2002-2012）的身份，带队先后访问了北大、武大、中大、浙大和复旦，我参与了复旦的接待工作。闲余，我们从中国印象聊到德国哲学大咖的逸闻趣事，他无所不谈，特别放松，完全颠覆了我心中高高在上的形象。在参观上海博物馆之后，格哈特教授感叹，中国古代的青铜器都是礼器和生活用品，几乎没有一件兵器，这与欧洲很不一样，“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归途中他还喃喃自语沉思良久。临别前，他赠我一本刊有他访谈录的《哲学动态》，相约柏林再见。后我再去柏林，听闻他已经退休并定居在汉堡便未去打搅。
此次因采访再次翻开十年前的记忆，他欣然接受，每次邮件晚回还会解释原委。交谈中，得知他近年连着推出了几本康德研究著作，眼下正收尾的明年新书，主题就是基于康德“人格中的人性”概念而对人道观念所做的阐发。当年蹭课场景再现，心中不由喜悦和期盼——更多的人将分享格哈特教授多年研究结晶和深邃解析了！
哲学之缘与轨迹
文汇：格哈特教授，很高兴您在这次北京世界哲学大会召开前夕接受我们的采访。您1992年获得了柏林洪堡大学的教席，此后您曾在较长时间内担任洪堡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为该研究所的重建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处境？您为哲学所的重建做了哪些工作？您如何评价那些工作？
洪堡大学哲学所所长的贡献：重建制度，重提马克思精神
格哈特：您肯定知道，我从1967年以来一直关注大学政治问题，从学生代表到助教，最终到大学老师；从明斯特到科隆、哈勒，始终如此。这为我后来在洪堡大学的重建工作打下了基础，重建工作面临非常迫切的制度建设要求。
制度性重建的工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必须应对较大的挑战——解决人事问题、建立大家相互之间的信任。首先要和民主德国的学者在专业上进行沟通，确立共同的规划。很遗憾这些只有少数几个成功的例子，年轻的同事尤其难以适应科学体系的改变。有些同事能够继续他们的研究方向，比如逻辑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并且能够与国际性的研究接轨，这是比较成功的。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得以在洪堡大学引入研究20世纪哲学的新学科点，也才能把恩斯特·卡西尔遗著的出版工作带到柏林。
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些避免卡尔·马克思在柏林被遗忘的工作。这些工作体现于1996年和2001年的两个跨学科的系列讲座中，我后来结集出版了这两个系列讲座的论文集。在1933年和1945年两次的历史性中断之后，重新激起人们对洪堡大学哲学传统的记忆，这种哲学传统在我看来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对我个人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任务不轻的研究所工作之中，我没有因为大学和科学政治而偏离哲学。因此，我继续发表我的康德和尼采研究成果，我于1999年和2000年在两本专著中，将不同的论题分别与个体性理论做了关联，这些工作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编撰尼采和康德著作，做项目规划
文汇：除了在洪堡大学的工作，您1998年后就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成员，还担任过科学院的主席。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其与大学的区别何在？
格哈特：科学院可以说是雅典柏拉图学院的重要后继机构，前者于15世纪中叶被逐出雅典，不得已迁至佛罗伦萨。16和17世纪的时候，欧洲很多首都城市都建立了科学院，柏林在1700年也建立了科学院，当时叫普鲁士科学院，就是今天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科学院不但旨在开展国内前沿科学家之间自由的跨学科交流，还追踪一些研究项目。1998年，当我到柏林的科学院任职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科学院的研究是对大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科学院更多主持一些长时间的出版工作，大学则往往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去做这些工作。
我在完成我自己的康德著作时也想做一个科学院的规划项目，因此我很关心这一所谓的“长久规划”。后来我成了柏林科学院委员会主席，主管30个规划项目。2002年，我被所有8个德国科学院委员会选为主席，这一职位涉及总共160个规划项目。
这一职责我一直履行到2012年。在这十年中，国家预算从3千万增长到6千万。康德著作的出版工作计划于2024年康德300周年诞辰时完成。
哲学特色与贡献
文汇：您在学术管理领域的作为泽被了诸多德国学术人。我们回到您的学术研究，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尼采和康德思想的专门研究，您如何理解这两位气质迥异的哲学家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您对康德和尼采哲学中的哪些问题最感兴趣？
尼采和康德都是当代世界的批判者
格哈特：康德和尼采都很引人注目，他们也都是现代世界的批判者。尽管尼采自认为是康德的反对者，但他其实比他自己所意愿的形象更接近康德。因此值得将他们两人关联起来进行阐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康德也能够被称为“生命哲学家”，因为他发展了一种生命理论和一种文化理论。而尼采与康德的关联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批判的”思想家，他尽管不遗余力地批判知识和真理，但最终坚持认知和逻辑的检验。他的身体哲学始终认定感官和理智的生发性功能。
尼采使哲学不依赖于科学而重新获得声望
尼采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使哲学不依赖于科学而重新获得了声望。尼采摧毁了日益狭隘的学院哲学的边界，并把哲学和艺术结合起来。因此，直到今天，他还不断地吸引年轻人以及有教养的艺术家和作家来学习哲学。
事实上，正是尼采思想中的前后不一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他批判真理，但在其真理批判中还是包含了真理性的有效性要求。尼采宣称那个在康德那里被证明是不可证明的上帝死了。正如他在上帝的死亡宣告书中所说，关于这个上帝，我们无法再如此言说。尼采把意识仅仅视作肉体的傀儡，但又在其《重估一切价值》中将之奉为“未来哲学”的主要介质。尼采认为“人道”是“胡扯”，并在其所有的伟大愿景中押注于人的未来。尽管如此，其挑衅性的思想中包含了哲学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康德试图将科学和道德协调为一致
康德早在尼采之前100多年就以一种清醒的方式表达了尼采的洞见，并且致力于寻找各种与科学和道德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康德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对自然做了历史性的解释，将自然（即使是质料性地理解的自然）视作生命和精神的起源，以此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对立。康德对“经验实在论”和“先验观念论”或“自然王国”和“理性王国”的区分就涉及人的“立场”，这些区分从认知和行动中的问题出发，试图基于一定的“视角”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并不因此主张某种普遍的二元论。在康德这里，尤其是在其生命理论和文化理论中，二元论已经得到了克服。因此，当康德把艺术视为文化的引领者，将艺术视为科学的方向标时，这对人的此在而言意味着什么就已经很清楚了。这同样也表明了康德和尼采有多接近。
全球康德研究各有长短，系统性思想依然有待发掘
文汇：康德哲学眼下依然是全世界哲学研究的热门主题之一。您如何评价今天的康德研究，尤其是英美的康德研究？
格哈特：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以人物为主题的康德研究最多也就走到历史性和批判性研究的地步。零星地也有对于自我意识问题、伦理学、政治学和法权理论的论证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康德重要的美学思想也引起了重视。最近终于有一部研究康德宗教哲学的巨著要完成了。虽然这些研究成果颇丰，但康德政治理论、生命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系统性思想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
在英国和美国，尽管以人物为主题的康德研究比较强些，但在我看来，早期那些在系统性问题上的创见则被丢失了。
我看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大会
文汇：您如何理解当今世界？在您看来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何在？
当代世界：技术造就了交往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文明，但潜伏着核武威胁
格哈特：当今世界的新颖之处在于技术造就的统一性。古代就有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学说——把所有人统一于一个国家之下的理念。中世纪的时候，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人们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也都有这样的观念，即人类统一于一个唯一的宗教之下。
近代以来，地球逐渐成了一个发现、认知和体验的空间，欧洲人更是把地球当作服务于其各种目的的行动空间加以利用。因此殖民主义愈演愈烈，直到各地此起彼伏地爆发战争才慢慢偃旗息鼓。这些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整个世界元气大伤。
联合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为建立全球性的权利与和平秩序的理念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但至今为止，联合国还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国际和平。我们还要持续建设国际法，期待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更为可靠的和平保障。
但当今世界的问题在于，有些国家，或出于经济的原因、或出于宗教的原因、或纯粹出于维护区域性权力的算计，尚未真正坚持和平的理念。消除环境危机、克服贫困以及实现宗教宽容政治的各种努力也存在同样的瓶颈。因此，我们面临着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威胁，而核武器的使用足以摧毁今天的交往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世界文明。
哲学的使命：既是批判的，也将多样性视为更高的善加以敬重
文汇：那您认为哲学能为当今世界做点什么？
格哈特：哲学能够为和平、为人权以及为法律保障的维护提供论证；为此哲学应该是可以公开地讨论的。哲学首先可以澄清什么是人道、人道与自然和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人的相关责任。此外，哲学应当树立沟通专业内部矛盾的典范。哲学是批判的，同时，哲学也应该把哲学观点和学派的多样性视为更高的善加以敬重。哲学不仅需要很多学派，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哲学家。
哲学的特殊任务在于，把各种哲思传统开放性地置于不同的文化之中，发掘其真知灼见，发挥其当代意义。哲学也应当尊重认知兴趣及其方法的多样性。2500年前的哲学正是在多种观点的碰撞中产生，这种碰撞贯穿了整个哲学史，造就了哲学的创造性。哲学若采取单一的方法，她必将成为单一的文化，并在其中慢慢枯萎。
当代德国哲学:语言分析哲学与历史研究之间存在不平衡
文汇：今天的德国哲学家们如何应对当今世界的新形势？当代德国哲学是否有一些共同的趋势？
格哈特：不存在一个在某种谋划或计划之下的共同趋向。但在德国，在盛行了几十年的语言分析哲学和日益被忽视的历史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研究德国和欧洲哲学传统的哲学家可以说太少了，尽管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在做这些研究。欧洲人也忽略了波斯、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哲学传统。我是武汉大学的荣誉教授，也曾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杭州等地待过，我非常敬重中国的儒家传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曾经有过一个“轴心时代”，那时的世界性或区域性的思想家如孔子、佛陀、查拉图斯特拉、或苏格拉底都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哲学思想，我们所有人应该——至少当我们进行思考的时候——受他们引领。
学以成人：哲学在方法、理论和实践交往中树立了人道榜样，也是一种规范
文汇：这次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这句话出自儒学的经典，大致表达对人道的强调。您如何理解和评论这一主题？
格哈特：这个主题很好，很有现实性！它表达了哲学自始以来的一个主要思想，强调了一再被人类遗忘的人的统一性。今天有必要重提这一点——这不仅仅是为了重新认识自然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也是为了重新认识思想、行动和感觉的内在联系以及动物和人的关联。
我在2019年将出版一本新书《人道——每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我提这一茬，是为了说明这次北京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震撼。
对哲学而言，“成人”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以分析方式处理的理论话题。哲学本身在其方法、理论和与世界的实践交往中树立了一个人道的榜样。孔子、苏格拉底和康德都不仅仅在追问“人是什么？”，他们也都努力通过自己的生活去展示做人意味着什么。哲学家作为男人或女人都需要给出自我认知和世界认知的范例。他们必须能够表明，怎样才是尽最大可能过一种理性的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同仁”，作为众人之中的一个人），其他人能够以他为榜样。人道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它也必须被视为一个规范。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哲学也是一种科学，一种孕育了很多其他科学的科学。她必须与其他科学保持关联。为此，她必须与其他科学进行跨学科合作，以完善科学的范围。
中国哲学富有开放性，学者好学有天赋，望加强原创和传统优势
文汇：WCP首次在北京召开，整个中国学界都很兴奋和珍惜，您如何理解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您认为中国哲学能够为当今世界作出什么贡献？
格哈特：当代中国哲学就其开放性而言是世界上其他哲学的榜样。年轻的中国哲学家们渴望学习和理解欧洲的、美国的、印度的或非洲的哲学。在我所涉猎的康德哲学和尼采哲学的历史研究领域，以及在宗教哲学的问题上，中国同行的透彻的理解力和极高的学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他们不仅能接受和批判性地检验其他思想家的立场，并且也能够进一步用自己的观点去补充和发展他们的思想，那将大有裨益。我从我的一个博士——他现在在中国已经是教授了——那里听说，来自中国的客人们不仅能够很精准地理解康德的一些棘手问题，而且还能批判性地推进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也在几次访问中国的经历中感受到，中国学人很有哲学天赋。
同时，中国学者不能忘记发扬自身哲学文化。我个人在接触儒家和道家思想时受益良多，我希望中国哲学家能够有意识地发扬和阐发这几千年的真知灼见。
寄语全球哲学后学：“自己思考”+以激情掌握多元文化、学科
文汇：能否请您借此机会给年轻的研习哲学的学子提一些建议？我指的是全世界学哲学的年轻人，不仅是中国的。
格哈特：我很乐意！我主要谈五个自我理解：
第一，他们应该认识到哲学遗产的多样性，不能局限于自己的文化。
第二，他们应该至少熟悉哲学史上一个历史问题领域，至少熟悉其中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领域。
第三，除了哲学，他们应该还至少学习一门其他学科。
第四，他们应当明确，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他们对哪些哲学问题感兴趣。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学科，如果要做得好，哲学必须同时是一种激情。
第五，哲学家们应该不仅能思考别人正在思考或已经思考过的东西，哲学家们首先要自己思考。“自己思考”正是康德对其学生的要求。
最后，鉴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关联（这在我看来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刚刚庆祝了卡尔·马克思的200周年诞辰），我还想提示一点：青年马克思在其流亡期间撰写的“巴黎手稿”之中表达了其哲学和政治的愿景，其中有个双重目标：“人的自然化”和“人化的自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罗曼蒂克”的目标，但在如今人类面临由其自身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甚至连自我生存亦受到威胁的境况下，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没有人权的保障，这一目标难以实现。我至今一直赞同这个观点。对于以“学以成人”为主题的北京世界哲学大会而言，马克思的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其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