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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 凡:从知识论转向实践论:民主实践中代表问题研究范式的转型

更新时间:2018-08-12 18:36:35
作者:    
由于历史不仅是面向过去的,而且其情境非常丰富,仅从历史的维度去认识代表就难以表达出代表的民主性质。对民主实践来说,“代表”是一个民主性的政治存在,对代表的诠释、定位和定向终究需要饱满地表达出它的民主性质。虽然研究者们常常认为对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的史学解读,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还可能影响我们当下的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但是,这种看法常常只是假定的产物。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不难,但要影响当下的生活与思想谈何容易,况且,今日的代表观念更多是民主改造的结果,而不是对某种代表之“统”的延续。民主实践中的代表并不会毫无理由地要求人们所持的代表观念和开展的代表实践必须尊重某个或者某些传统。虽然民主实践中的代表观念及其实践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要求我们将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对代表的定位和定向从对代表的讨论中排除出去。当我们在决定将何种代表的历史传统在民主实践中保留下来时,我们事实上已经在以民主的视角对代表进行定位和定向了。

   可以说,这些代表研究的史学转向,会诱导人们将有限注意力集中在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的历史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无助于推进人们对民主观念和民主实践支配下的代表观念和代表实践的研究,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为了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实践中的代表问题上来,就非常应该而且有必要去强调“代表”的史学研究进路与“民主情境论”研究进路的不同,尤其是在厚“代表”史学研究进路,轻 “民主实践论”研究进路的现状下,更应该彰显后者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古语中,传统由“传”和“统”两个字组成,意思是“传什么之统”。反观现在,人们基本上把传统当一个词语来理解,即传统就是过去流传下来的东西。用王汎森的话来说,“‘传统’一词,在过去指的是‘传某一特定东西之统’,比如某人将王位传给某人,就说是‘传某人之统’为‘传统’。但现在不是,好像是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整体,像河流一样流下来到我们今天的东西叫做‘传统’”[14]。

   因为同一个词语,在不同情境、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左的意谓,所以过去的和民主实践中的代表现象和代表观念就未必是相同或者相通的。如果硬生生地说,今人对民主实践中代表的理解和规范,必须得参照古人的某个或者某些代表实践,很可能就是一种偏见。从古代到现代的代表观念与代表实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代表的“意义一层一层像黑板一样写了又擦掉、擦了又写,英文叫做‘overwrite’。在这个写和擦的过程中,最后写上的那一层,跟历史上的一层又一层往往是有出入的”[14](20)。不幸的是,“受现代学科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在将古代学问转换成现代学科的过程中,不仅往往把价值、生活、带有现实意涵的部分打散开来了,而且赋予太多定律化、规律化的了解”[14](15-16)。也许,这就是代表研究语义分析进路和史学进路之所以是显学的主要原因。

   然而,无论是语义分析意义上的代表研究,还是观念史进路中的代表研究,实际上都是在“以代表解释代表”。虽然这些进路有助于丰富人们关于代表的知识,但是,人们似乎没有必要也更不应该被这些进路所支配,否则就可能陷入视域的陷阱而丧失面向民主及其未来思考代表及其问题的能力。进一步的问题是,仅仅“以代表解释代表”是否合适?是否有必要超越语义分析和观念史的角度而采用实践论的角度来展开代表问题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这个问题已经点燃了一些学者重新理解和解释“代表”的兴趣,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仅仅使用语义分析和代表史料来解释代表是非常不够的,需要把“代表”融入到民主实践的情境中进行研究。要在民主实践的情境中达致对“代表”的妥适理解,就不能不改变长期以来以语义分析和历史经验为尺度和背景来观察代表的习惯。

  

三  实践论取向的代表研究

  

   民主实践需要的并不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代表,而是实践论意义上的代表。如果不从实践论的层面对代表进行分析,代表的图景就是非常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健康的。完整地说,当人们在说X代表Y的时候,其实想表达,在一定的情境中,X代表Y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什么事。因此,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代表意愿、代表能力和代表责任才是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关注代表意愿、代表能力和代表责任的问题,意在寻求成熟的代表实践。一个成熟的政治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理论上的成熟,还意味着实践上的成熟。对“代表”这一观念来说,实践中的成熟比知识和理论上的成熟更为根本。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成熟的代表实践,实质上意味着它能持续有效地适应和满足民主及民主实践的需要。所谓“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15],对民主实践中的代表问题来说更是如此。健康的、成功的民主实践经验表明,要形塑充沛成熟的代表实践,离不开对代表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的规训,离不开问责制度的有效、持续保障。

   (一)对代表的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的规训

   为了给研究民主实践中的代表问题提供一个妥适支点,可以将代表权力分解为代表的专断性权力和代表的基础性权力。代表的专断性权力,指的是代表进行专断的权力,代表在行使专断性权力时,无须与被代表者进行商议,可以独断专行[16]。虽然代表的专断性权力能够加快决策过程,但它“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权力具有较高的随意性,权力执掌者甚至可能‘为所欲为’,这与现代国家要求的科层制管理和稳定预期会发生冲突;二是这种权力更有可能做出社会不欢迎的决策,这样就容易遭到社会的抵制甚至反抗”[17]。因为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离开代表适用的情境,判断和确认代表专断性权力的范围和程度几乎不可能,穷尽代表的所有可能的适用情境,同样不可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一般的和抽象的层面,为人们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衡量和判断代表专断性权力的范围和程度的标准,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将问题换个问法提出来也许会柳暗花明:与其去思考民主实践中代表自由裁量的范围和程度,不如去思考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基于什么理由,人们可以说代表的专断性权力是可以接受的。这即是说,与其去探求代表专断性权力的具体范围和程度,不如去探讨被代表者可以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能够接受代表行使专断性权力的行为和结果。

   在代表独断专行后,如果他(她)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受到了公民的质疑和批评,那么,代表就有义务对自己的专断行为加以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证明,即需要与被代表者积极进行事后沟通。事实上,公民和代表之间虽然难免存在误解,但是积极的寻求沟通恐怕也是人之常情。充分的理解,正如充分的表达,或者只是理想[12] (256),但通过事后沟通,有些专断行为和结果是有获得被代表者的普遍满意的可能的[18]。由于被代表者相互间存在诸多的差异,他(她)们常常持有不同的和对立的意见,代表的专断行为和结果事实上也就很难获得被代表者的普遍同意。在这样的境况中,为了获得被代表者的普遍满意,就需要同时满足多数被代表者的认可和接受以及有效地保护少数这两个条件。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多数认可的真谛并不是保护多数,因为多数永远是赢家,因此无需加以保护,倒是输了的少数,才是在获得多数认可的情况下真正需要保护的对象,不然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必然会导致权力约束的消失,极端思想横行,稳定局面也难以为继,这也正是政治博弈中的大忌”[19]。这即是说,在事后判断代表专断行为及其结果是否可被认可和接受的问题上,多数认可之所以能获得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决定性的理由是它能满足最小伤害和最大兼容的原则,即“(1)少数在与多数的合作中的收益仍然明显大过不合作的收益,因此能够有效地维护共同体的政治稳定,避免共同体的分裂;(2)使多数对少数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使公共选择的利益分配尽量接近和谐和公正(尽管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和谐和公正),这样就能够使多数决定的情况获得某种程度的正当性”[20]。关于代表专断行为和结果之所以可能在事后获得正当性的原因,改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可概括如下:较成功的专断行为及其结果均具有善良、公正和宽容等优良品质,而不成功的专断行为及其结果是与人为敌的,唯有成功的专断行为及其结果才能获得被代表者的认可[21]。

   代表对其基础性权力的行使,指的是代表在履行正常代表职责时,需要积极地、不断地与被代表者进行互动和商议,以求得被代表者的同意和支持[16](69)。虽然在代表行使基础性权力时,需要不断地与被代表者进行商议,但仍会有各种各样的心存不满的被代表者存在。针对这些不满,代表者亦需要努力争取多数的认可和支持并有效地保护少数,以期重新获得被代表者的普遍满意。

   这里之所以将重点放在对代表的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之可接受性的讨论上,意在表明,代表不是一个纯粹认知性的问题,它根本上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对代表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可接受性的讨论,有助于对代表行为和结果的控制,进而保证代表行为和结果符合民主价值的要求。在现实过程中,被代表者与代表者的事先商议固然重要,但事后问责亦非常必要。对于那些在事后仍不能够获得被代表者认可和接受的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行为和结果来说,对代表者的问责就成了必要的选择。

   (二)民主问责和激励

   在民主实践中,要使代表对他/她所代表的民众负责,离不开对代表的问责和激励。这不仅是民主的内在要求,更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虽然负责制能以多种方式获得,如道德教育,但是代表如果只是自称关心被代表者,又不受法治或选举程序上的限制,那么他(她)就很难被民主实践认可和接受[22]。在民主价值不断深入人心、民主实践范围不断拓展、民主实践程度不断深化的今天,这种道德层面上的负责制虽然仍有实际意义,但是更为需要正式的负责制。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正式的负责制是程序上的,它意味着代表者愿意屈服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这些程序其实就是民主问责制[22](315-316)。

弗朗西斯·福山还发现,良好的社会一般都有三大基石:强有力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23],如果缺乏法治和负责制,强有力的政府便能对百姓实施有效的暴政[22](317)。对民主实践来说,虽然它离不开代表,但是如果缺乏法治和对代表的问责和激励,代表的身份便可能失真,代表便可能对被代表者行暴政。因此,法治环境的培养以及在法治框架下的民主问责和激励,是问责、激励代表的构成性要素:第一,对代表的激励,要有相关程序和制度的支撑;第二,对民主实践中代表行为和结果失当的问责,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进行。这意味着,一方面要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有法必依;第三,对民主实践中代表行为和结果失当的问责,理应以民主的方式进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问责和激励常常是实现被代表者参与和保证代表责任得到履行的核心制度,但是民主问责和激励也可能失效,比如可能会出现:(1)民主问责和激励可能是不正义的,可能出现多数的暴政[24];(2)民主问责和激励可能是无效率的,随着人数的增多,且不论全体一致的同意,即使形成绝对多数也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少数派都可能拥有否决权,他们在无力决定决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拖延决策,降低决策的效率[19](28)。这样,就需要法治来治理民主问责和激励的失效,民主问责和激励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运行,才能稳定和可持续[24]。法治之所以能够治理民主问责和激励的失效,根本上是由于“法治有足够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没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力量,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民主权力的约束。这些所谓足够的政治支持力量就是法治治理民主失效的政治基础”[2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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