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哈贝马斯:作为私人自律领域的市民社会

更新时间:2018-08-11 22:51:10
作者: 哈贝马斯  
在反对强大的君主政府的斗争中,作为法治的根本特征,人民的参与必然愈益受到重视,最终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人民的参与在政治上成为法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反之则可以说……人民的参与,就是法治。这样,法治也就意味着人民的参与或人民的最终统治。

   于是,一方面,在作为一种意志表达的法律概念里还包含着通过暴力而提出的统治要求这样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法律概念作为一种理性表达,也把另一种起源比较古老,靠公众舆论在议会与公众之间维持的因素包括在内。这就是卡尔·施密特之所以把法律的其他定义放在其政治定义之前的原因:“法律并不是某个人或许多人的意志,而是具有普遍性合理性;不是‘意志’,而是‘理性’。”就其本意而言,法治从根本上是要消除统治;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理想,似乎对从政治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私人领域的政治保障也不能采取统治形式。资产阶级关于以法为本的国家理想是要求一切国务活动都必须遵守公众舆论认可的规范体系(这种体系应该尽可能地没有漏洞)。其目的已经是要彻底废除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统治行为根本就是值得质疑的。

   由于私人的公开批判要求具有一种既正确又公正,而且没有任何强制的鲜明特征,所以,诉诸公众舆论的立法显然就不能再说是一种统治了。但是,只有通过与旧权力的艰苦斗争才能贏得这种立法能力,因此它本身也免不了带有“强权”的性质。洛克称之为“立法权”,孟德斯鸠称之为“权力”(pouvour);在这两人的心目中只有执法(纯粹“应用”已有的法律)是无需权力的,因此无需一种明确的社会范畴来承担。然而,立法权和执法权的区分源于对规范与行动、规范理智与行为意志的区分。虽然立法被设想为一种“权力”,但它应当是理性协议的结果,而不是政治意志的产物。卢梭的民主理论尽管把君主的主权变成了人民的主权,但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公众舆论在原则上是反对专横独断,而遵循由具有批判功能的私人组成的公众心目中的内在法律,因此,公众舆论严格来讲根本不配享有作为享有高于一切法律的最高意志,即所谓主权的地位。就其本意而言,公众舆论既不想制约权力,也不想成为权力本身,更不用说成为一切权力的来源了。就其手段而言,其执行权力的特征应当改变统治本身。公众“统治”(Herrschaft)的理想原是要消灭一切统治制度;建立法律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veritasnon auctoritas facit legem),这是对霍布斯名言的一种颠倒,但是当人们试图借助主权概念理解公众舆论的功能时,这种颠倒就看不出来了,这和权力在法治国家结构中是一样的。权力本身成为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对象。公众讨论应当把意志变成理性,使私人观点得以公开竞争,并且在切实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事务上达成共识。

   如果法治国家没有从旧的封建等级国家结构中真正摆脱出来(如英国),而是(像在欧洲大陆那样)由一项基本法(宪法)所确立,那么,公共领域在其中便会公开发挥作用。有一些基本权利和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也和私人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地位有关(请愿权、选举权等)。另一些基本权利则和父权制家庭内在领域中的个体自由有关(个人自由,住宅不可侵犯等)。第三类基本权利涉及的是财产私有者在市民社会领域里的交易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私有财产等)。所有这些基本权利都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其核心是内在领域)加以全面保护,既保护公共领域的制度和工具(出版,政党),又保护私人自律的基础(家庭和财产),最后还保护私人作为公民的政治地位和作为商品所有者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作为“人”的个人交往地位,如通信自由)。

   作为宪法对公共领域及其功能的规定结果,公共性成为国家机构本身的组织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来讨论公共性(Publizitaet)。议会活动的公共性保证了公众舆论可以对它施加影响;也保证了议员和选民(都是公众的一部分)之间的纽带关系。与此同时,庭审也公开了。甚至独立的司法机构也要公众舆论的制约;实际上,它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行政干预和私人干预,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所保障的。真正抵制公共性原则的,是国家行政机构,但这不是说某些行动为了符合公共利益而采取保密措施,而是因为除了军队之外,在专制君主制时期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是君主手中仅有的对抗市民社会利益的权力工具。然而,即使在开明专制体制下,1804年普鲁士国王向国务大臣下达的一个命令也典型地证实了当时的流行见解:“体面的公共性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臣民都是防止下级官员玩忽职守和故意刁难的最可靠保证,因此值得千方百计地加以提倡和保护。”

   宪法的核心条款指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然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宪法上得到确认却毋宁说是需要通过暴力才得以实现的漫长过程。相反,以公共领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声称自己是一个公共权力组织,能够确保公共权力服从独立和自由的私人领域的需要。这样看来,宪法规范所依据的是一种与现实根本不符的市民社会模式。这些从资本主义(包括其自由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得出的范畴,本身就具有历史特征。它们揭示的是社会发展趋势,但仅仅是趋势而已。例如,法治国家对“私人”凭借财产而获得社会保障的自律的依赖,在程度上是与对由这些民众组成的公众的教育程度的依赖一样的。但这种“私人”实际上是很少的一些人,是指上层资产阶级,即使把小资产阶级加上,人数也是很有限。大多数还是“平民百姓”,尤其是农业人口。而且,凭借军队和官僚机构支持的君主、大地主和封建贵族继续按照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则行使权力。但是,新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都诉诸公民和普通人,而且只要“公共性”成为宪法的组织原则,它就必须如此。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因此,称得上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主体的公众是把他们的领域看作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他们认为,原则上一切人都属于这一领域。所谓人就是指道德人格,指私人。我们已经说明了这种自我理解得以形成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关于这种无形人性的意识是在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父权制家庭内在领域里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公众”则具有了一种特殊形式,即18世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公众。这种公共领域即使具有了政治功能,也还是具有文学性质;教育是一个入门标准,财产则是另一个标准。实际上,这两个标准划定的人格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学校教育在当时与其说是社会地位的一个前提,不如说是社会地位的一个结果,受教育阶层也是有产阶级。因此,制约进入政治公共领域的财产状况与纳税标准是一致的: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用这样一个标准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Aktiv—und Passivbürger)。

   但是,对选举权的这种限定并不一定就是对公共领域的限定,因为这种限定可以说是对在私人领域里取得的经济地位(既受过教育又占有财产的个人的地位)的一种纯粹法律认定。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公共领域,其普遍开放性从一开始就取决于市民社会的结构,而不仅仅是由市民社会给自己制定了政治宪法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只要经济和社会条件使得一切人都享有同等入门条件,具体说,就是获得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所需要的私人自律的资格,公共领域也就有了保障。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规定了这些条件;没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就不可能有边沁(L. J. Bentham)。

   古典经济学的前提是众所周知的。它设想了这样一种制度:其内在法则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由此个人可以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合理计算其经济活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盘算,而且不与其他人通气;商品生产在主观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在客观上却是有条不紊的。因此,第一个前提是一个经济前提:即对自由竞争的保障。第二个前提则提出,所有的商品都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而“价值”则是用生产它的必要劳动量来衡量。这里所说的商品既包括产品,也包括生产产品的劳动力。若要实现这个条件,必须是每个商品供应者都自己生产他的商品,或者反过来说,每个劳动者自己都占有生产工具,所以这第二个前提相当于一种社会学前提:即小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模式。它与第一个前提密切相关,因为关于价格独立形成的经济前提就包含着那种关于绝对平均地分配生产手段的占有权的社会学前提。第三个前提是一个理论前提,是由老穆勒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则形成所谓的萨伊定律(Saysches Gesetz)。按照这个定律,在生产者、产品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供求关系总是均衡的。这就意味着任何生产能力都不会被闲置,劳动力资源会得到充分利用,社会制度在原则上是没有危机的,并保持高度的平衡,在任何时候都会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在这些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每一个人才会有平等的机会,再加上自己的能力和“运气”(这个词表示,尽管市场运作是严格确定的,但仍缺乏透明性),争取获得财产所有者的地位,进而获得“人”的地位,即获准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财产和教育。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论辩功能,因此即使到了19世纪前半期这些条件也并没有实现。但是,自由主义模式十分逼近现实,因此,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被说成是普遍利益,第三等级可以说是代表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公共性作为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组织原则就具有了可信度。如果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有机会成为“公民”,那么只有公民才可以进入政治公共领域;而且不会因此而丧失其公共性原则。反之,只有有产者可以组成一个“公众”,才能用立法手段来保护现存财产秩序的基础;只有他们的私人利益才会自动地汇聚成一个以维护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为目标的共同利益。因此,只有从他们当中才能产生出可以预见的普遍利益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不必在扮演公共角色时掩盖他们的私人存在。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个人”和“公民”之间没有差别。因为“个人”同时也是一个私有财产拥有者,他作为公民就要保护财产秩序的稳定,也就是保护私有财产。阶级利益是公众舆论的基础。但在当时,阶级利益必然在客观上与普遍利益重合,至少阶级观念会被认为是公众舆论,其中介是公众的批判,结果则是合理性。如果公众作为统治阶级自我封闭,如果放弃了公共性原则,那么公众舆论就可能变成强制,批判就会变成教条,缺乏公众舆论的认识就会变成命令。只要前面谈到的那些前提得到认可,只要公共性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作为一种原则而发挥作用,那么公众的自我想象和个体行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又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持续统治的基础上,统治阶级总会推动政治制度的发展,而这些政治制度作为其客观意义又的确接受了它们所消除的理念:建立法律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威(veritas non auctoritas facit legem),即把统治消解为轻松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只有在一种强制性的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才能盛行开来。

   如果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社会所需要的虚假意识的体现,如果说它们在某一方面能够握有真理,从而能超越现实,建立一种乌托邦形式,不管它们是不是仅仅为了替自己辩护,那么,从这个时期开始,也就有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根源应该是在角色和公众舆论中把“财产所有者”与“一般人”等同起来;所谓角色,就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政治公共领域中作为公众的私人,而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则是把政治公共领域与文学公共领域等同起来。公共舆论实际上是把统治和它演变而成的纯粹理性等同起来。而在公众舆论里,阶级利益通过公开批判具有了一种普遍利益的表象。

   无论情况如何,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都是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条件紧密相关的。它们处于不停的变化当中,而且随着这种变化,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公共领域中的矛盾也就出现了。公共领域本身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统治的,但是,在公共性原则的帮助下,却建立起了一种政治制度,其社会基础并没有消灭统治。

   (本文节选自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三章第10节“作为私人自律领域的市民社会——私法和自由市场”,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566.html
文章来源: 社會學會社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