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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更新时间:2018-08-11 22:23:52
作者: 罗威廉  
对它们外在于官僚制的品格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并最终形成了作为批判政府政策的基地。

   (三)民法和法律保障的“坚实的”财产权

   1991年夏天,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作坊(workshop)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会上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清帝国是否具有一种可以被我们视为“民法”(Civil law)的与众不同的传统。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来讲,它确实有这样一种传统。然而,似乎同样很清楚的是,清帝国并没有承认它是区别于其他司法问题的一个概念性范畴,而只是通过日常活动对其相对的重要性表示怀疑的方式来区分民法问题与刑法问题的。换言之,财产法绝不是自觉建立于法律理论基础之上的。

   同样的,如果这种趋向于欧洲那种“坚实的”(hard)财产权利和无条件继承的所有权(fee simple ownership)的运动,被认为是存在着一个较为发达的“私人领域”,也意味着其从封建的或专制的国家侵害中较彻底地解放出来,那么清帝国的记录就相当不同了。诸如田面权与田底权(Surface Versus Subsurface ownership)、以及永佃制度(Permanent leasehold arrangements)等等极度混乱的财产权制度是大部农业中国的规范。至少有一位参加芝加哥大学民法研究作坊的学者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一些时期和地方,国家自身通过设定一些坚实的财产权原则以供审判民事案件的官吏遵循,进而力图使有关所有权的习惯法得到统一,但是,同时仍存在相当多的反证,因此可以说这个问题远未得到解决。

   (四)文字、出版和印刷文化

   哈贝马斯声称他的有关欧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出现的最初观点,主要依据的是诸如小说等新的文学流派以及诸如《观众》(The Spectator)等颇具流行品味的杂志的发展,以及由新的商业出版印刷业所表现的“新闻和信息的商品化”。近些时候,研究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国的史家),像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丹东(Robert Darnton)和凯迪尔(Roger Chartier),用一种相当精细的方法探索了文字和日益扩展的出版业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重新塑造大众意识(popular consciousness)的方式,这种研究方法远远超越了这样一个简单等式“政治出版=政治化的公共舆论”所拥有的含义。尽管明末清初出版业及其消费市场的扩大的历史亟需进一步加以挖掘,但关于早期近代中国在这些相同方面的发展,则存在着大量的证据。那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最不可能刺激大众政治化的那些印刷品,在我看来,则恰恰是特别重要的文本。这些文本包括庸俗浪漫杂志,色情作品,流行化的道德说教小册子,礼仪程式的简便指南,等等。

   在欧洲和中国的情况之间存在着诸多无法解释的歧异,其中的一个便是,在晚明流行印刷媒体暴增与1870年代商业性报刊业的首次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然而,正像芮玛丽和我分别试图揭示的那样,当这种流行印刷品最终出现的时候,它便开始以多种方式对城市精英活动分子产生间接的政治影响;当然,在20世纪初期,出版印刷品开始明确带有论战的性质并对精英分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前者要比后者的时间早数十年。

   (五)都市化和“公共事务”的集体讨论场所

   本文无从详尽讨论早期现代都市化的问题以及一种特定的城市/市民文化的出现或扩展的问题。尽管其他人也许会有不同意见,我个人却完全确信这种现象确实构成了晚清帝国时代的一个特征。与此同时,我还相信晚清都市中各种风格的茶馆和酒楼也具有着同早期现代欧洲的咖啡屋一样的催化功能,蕴育了大众对公共问题的批评和争论。由于有关明清这些制度的详细研究尚付阙如,我只能指出,20世纪早期对这些制度的一些文学描写对我们也不乏启发意义,如老舍的《茶馆》和鲁迅的《在酒楼》,等等。

   (六)自治组织

   结社自由被认为是我们英美市民社会传统意识形态化观点中的一项关键权利。然而,一如研究早期现代欧洲的文化史家业已越来越意识到的那样,新出现的相对独立于国家控制(像共济会)之外的自愿组织,在改变大众流行思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功能远远超过了那些影响公共政策的拥有自我意识的利益团体。例如,它们往往是通过确立本组织内部成员遵守的标准、权威在组织内部的运作模式以及与传统社会政治统治集团决策程序不尽相同的群体决策程序,来实现其改变和型构大众流行思想的功能的。正像凯迪尔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明显是非民主的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自愿组织创造并提供了“民主社交”式的活动场所。

   我自己对十九世纪汉口的商业行会和慈善组织的研究,至少已经提示了自治组织在晚清帝国的相应的重要性。最近,这种思考问题的思路受到了来自于像魏斐德这样的清代社会史权威的严厉批评,魏斐德当然不是对这种制度无处不在的事实提出质疑,他所辩驳的是他认为我赋予自治组织的那种所谓独立于国家的自治性。然而,组织是否自治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正如分析当下中国政治形势的论者已经发现的那样,只有将它视作一个连续统一体方能得到最佳的理解。那些制度,正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很少于操作层面直接与官僚管理的期望相对立。如果它们在那些被国家视为并不重要的行动领域中活动,那么它们也许能逃避国家的注意或者因国家的忽视而得以存在。如果它们具有更重大的作用(例如运作某种在地方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贸易与慈善事业),那么国家就会要求它们提出申请以求获得明确的认可,这样,它们的存在就会被“记录在案”。无论如何,我会坚持我的观点,即认为它们在培育参与精神方面所具有的作用,本身就是晚明以降社会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发展的结果。当然,在这种组织开始获得强制手段(如武装的民兵组织)支持时,正像清末数十年许多组织的发展一样,它们所具有的潜在的自治力就会迅速表现出来。

   我这里要提出的基本观点是,晚清帝国在总体上既没有能力也不想直接控制中国社会的日常运作过程(尽管它在特殊情况下集中全力予以关注的时候,能获得惊人的有效结果)。相反,鉴于实施一系列俗世统治的需要,国家反而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外在于官僚体制的社团组织。因此,这些社团组织的力量得到了有效的加强,它们的较为狭隘的利益也得到了实现。自治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平衡虽说从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但是在实践中,自治与国家控制间的平衡却通过那种不断讨价还价或谈判协调的过程而得到了实现。

   然而,按我的看法,在这种平衡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可观察到的阶段性的广泛的转变过程。尽管国家和社会的(即地方精英)动议权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于这种公共服务组织的形成与运作之中,但是社会动议权在17和19世纪要比在清帝国18世纪全盛期表现得更为显著。与此同时,我在这种平衡之中还注意到社会动议权的扩大,相对来讲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为公共部门(官僚制的和非官僚制的组织)为服务于民众的利益承担起日益广泛的职责。在帝国统治的最后数十年中(最有意义的是在晚清"新政"改革的期间),国家可以说是相当突然地开始声称要为广大的社会福利活动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但是至少是到民国时期,国家始终未能拥有足够的物质能力去履行其职责。结果在短时间里,反而为精英或地方政治权威的势力拓展了范围。

   像诗社这样的文人团体则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但却相关的范畴。这些团体往往聚集于茶馆或其他地点公开地讨论人们普遍关注的审美问题或学术问题。波拉切克对19世纪早期北京的宣南诗社和顾炎武神龛组织的研究,清楚地昭示出这些团体所具有的成为政策批评工具的潜力。

  

   三、文化和政治思想

  

   我现在把研究的视野从与早期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产生相同的制度性因素转移至那些更具智识及文化性质的因素上来,这些因素有如下述。

   (一)社会契约

   尽管广见于漫长的清帝国的文告记录都声称国家的主要责任是服务于较广泛的公众利益,但是有一个是被统治者乐于接受的观念,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认定就是所谓的“民本”政治思想,仅据我的知识,没有其他观念能比它更接近我们的社会契约观。早在西方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之前。皇帝便是根据对宇宙第一原则——“天”的明确构设来实施其统治的。

   (二)自然权利或天出人权

   我认为,自然权利如果不是西方自由民主传统中绝对重要的观念,那也是其间的核心观念;而且,只有通过将此一观念中的原本意义抽离掉并进而对其重做界定,我们所谓的自然权利概念才可以在清代的话语中被发现。在"权利"概念从西方引如中国之前,中国几乎根本没有有关“权利”的修辞语汇,即使在有关财政责任的讨论或财产纠纷的审判的语境中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一些我所知道的有关人性的清代用法(如人情)和王阳明的道心(良心)的一些清代用法,有些趋近于那种对人的境况的内在认同的明确承认,亦即不为他人或国家所侵损。但是,将这种观念等同于西方那种不证自明且不可分割的权利观念,无疑是走得太远了。

   (三)所有权理论

   麦佛森曾精辟地揭示出了构成早期现代英国市民社会观念基础的所有权理论与“占有式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理论,这在洛克的思想中得到了特别明显的反映。在这种理论中,正是个人作为财产主的角色(最基本的是对他或她的身体的所有,但是通过扩张而对土地和资本的支配),赋予了其以个人认同以及作为国民享有权利和获致利益的资格。麦佛森指出,从逻辑的角度看,这种论点仍存有矛盾之处,因为洛克及其追随者试图将那些拥有极少不动产并且因工资雇用而甚至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的劳动大众排除在享有政治权力的“人民”以外。

   在晚清帝国很难发现一个阐释比较明确的作为市民社会概念之基础而起作用的财产权或财产所有权理论,但也不能说完全付之阙如。在我关于清中叶向西南非汉族地区扩张的计划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了中国的有关家庭制度和财产制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把家族对土地和房屋的占有视作成为政治组织中有责任的成员的前提条件,尽管这不包括诸如政治代表权利那样一类的权利。最近,林曼宏(译音)(Lin Man-houng)对龚自珍的《农宗论》(1823年)和其他一些当代著作提供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这些著作提出了一些非常接近于洛克财产理论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论证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只能将财产所有权思想视做是西方建构其政治秩序的一种独特的手段。

   (四)个人主义

有关个人主义观念形成于晚清帝国时期这个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可以肯定地说,相对于西方的观念,中国并没有产生那种“朴素个人主义”的本土的自觉思想,而且,一如以上所论,中国本土也没有有关个人权利的词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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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社會學會社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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