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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凤林:蒋介石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反应

更新时间:2018-08-10 22:30:43
作者: 易凤林  

   提要: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并创建正规的红军。为此,共产党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的评价和定位较高。与之相对应,南京国民党方面极力贬低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以维护所谓革命正统。蒋介石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有一定反应,主要表现为:轻视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对共产党和军队最终被消灭抱有绝对的信心,忽视共产党的政治能力。这些反应背后隐藏着蒋介石的革命立场、思想理念、政治利益、个人感情等多项因素,也在客观上为共产党提供了在革命缝隙中生存进而星火燎原的机会。

  

  

1927年武汉政府实行“七一五”分共后,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对共产党而言,国共合作式的国民革命已彻底失败,国民党也成为了革命的敌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背叛和对共产党的武力清剿,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对共产党而言,武装暴动意义重大,关系到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转变和正规红军的创建。与此对应,国民党却极力攻击和贬低共产党的武装暴动。蒋介石虽然一度与共产党有着紧密的合作,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为了清党反共的领导者和先锋,视共产党为国民党的革命对象。面对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蒋介石有所反应,并进行了相应的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蒋介石的革命立场、理念、政治利益和个人感情等复杂因素。

   目前学术界对中共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的研究较为丰富,内容包括武装暴动与红军创建的关系,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意义、地位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然而其研究主要基于共产党的视角,很少关注国民党方面包括重要领导人蒋介石对此的反应,缺乏多方的研究关照。【代表性成果:何友良的《八一南昌起义与中共党军关系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宋健、李婉霞的《三大起义部队在武汉的形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龙心刚、刘涛的《广州起义与中共早期军事策略的转变》(《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陈洪模的《再探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异同及其原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姚金果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围绕三个重要问题的分歧及我见》(《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论及了起义相关的军队问题、战略问题、共产国际关系等。少数文章如刘小花等人的《民国报纸报道南昌起义口径变化之考察》(《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应对——基于《汉口民国日报》等媒体信息的考察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看到了南昌起义后报纸舆论的反应,涉及了非共产党方面的声音】从民国史的角度而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不仅是共产党自身的革命转变,也开启了国共对抗的新模式,即由舆论宣传之战转为武装对抗,逐渐改变着国共实力格局。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政府是共产党的主要革命对象,蒋介石对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反应,关系到国共两党革命道路、革命理念的不同走向,也影响着国共两党各自的革命发展。基于此,本文试图做一分析。

  

一、淡然处之:蒋介石对南昌起义的反应 


   总体而言,蒋介石对南昌起义的反应较为风淡云轻。之所以如此,与他的地位、利益密不可分。“八一”起义之时,宁汉两政府处于敌对状态,武汉政府名义上正紧锣密鼓地举行讨伐南京政府的东征,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除了忙于北伐,也把很多精力放在应付武汉政府的东征上面。在蒋介石方面,武汉政府的内乱,包括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对他而言是有利的。某种程度上说,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应对处理是武汉政府的事,南京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可以采取旁观者的冷静态度。 

   在宁汉对立中,南京方面明显占据上风,尤其是军事实力上。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较为自信,对武汉政府以及为武汉政府服务的共产党并不畏惧。5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本大阪新闻记者采访,回答了对武汉政府和共产党的态度。他表示:“武汉政府舍自灭无他途。盖彼等实行中国难能之共产制,受鲍罗廷之操纵,正自速灭亡。奉军到武汉之攻略以为不能早于成功。南京政府现惟坐待武汉之自灭。故于此方不主进兵,而依然继续北伐。”【《汪蒋谈话对照》,天津《大公报》1927年5月14日,第2版】其表态非常明朗,充满信心,即南京政府专心北伐,坐等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自取灭亡。 

   当然,基于武汉政府和共产党对南京政府的潜在威胁,蒋介石并不敢对共产党大意。为了清除共产党,蒋介石使用了各项手段和方法。他以清共为号召,寻找各方联合力量,内外夹击。他利用唐生智、何键等武汉方面的反动者来讨伐共产党,达到分裂武汉政府和消灭共产党的双重目的。6月15日,他特别电令李济深嘉奖反共人员,指出:“长沙此次反共人员如张翼鹏、张开璉、许克祥、仇鳌、周斓諸同志,应速设法嘉奖联络及派员切商或以中正署名或以在宁粤执委会联名均可,请速办。”【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513页】192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闻唐生智已在汉布告驱逐共产党,余电令唐须与冯焕章诚意合作,一致反共,只须其反共,则无不可商之事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简言之,对蒋介石而言,唐生智、何键、许克祥等武汉方面的反动分子,在消灭共产党方面具有重大的利用价值。 

   与上述联合策略相配合,蒋介石还领导南京政府大力实施武力清剿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时人的观察较为客观。7月15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署名“空青”的评论文章《东拉西扯说南方》,专门谈及蒋介石的残酷清党。作者认为,这种无事实根据的清党难免错杀无辜者,更可笑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互相骂对方为“反革命”,充满着意气之争,往往谁是真正的共产党难以判断。【空青:《东拉西扯说南方》,天津《大公报》1927年7月15日,第6版】这也说明,武力上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坚持的重要策略。这种策略已经撕开了曾为合作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仇恨。 

   南昌起义之前,6月底开始,武汉政府和共产党还在谋划着对南京政府的东征,宁汉对立的局势较为紧张。为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关注始终放在武汉政府的范畴内。这在日记中也有所反映,如7月8日,蒋写到:“共产党谋乱益急,连破机关数处,逆军似有东下攻宁之计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虽然此时主要致力于北伐,但对武汉方面基本保持着冷静观察的态势,准备随时迎战。然而,武汉政府并没有真正地把东征开展起来,内部已经四分五裂。7月15日,武汉正式分共。对于武汉方面的分共,蒋介石自然乐观其成,因为武汉政府力量的削弱,意味着南京政府在宁汉对立中能获取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对武汉分共后的策略,蒋介石认为应静观其变,待武汉方面的形势明朗再决定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599页】

   面对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先后分共的反革命行为,共产党毅然举起革命的旗帜。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实行武装暴动。这一革命行动并未得到蒋介石的立即回应。直到8月5日晚上,蒋介石才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到:“研究对汉作战计划,……下午拟对汉作战方案,……晚闻共党第四军第十一军在南昌独立,脱离武汉伪政府伪党,自杀之期不远矣!”【《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这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条蒋介石直接回应南昌起义的史料。日记显示:南昌起义不仅是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公开决裂,是共产党的独立行为,更是共产党自取灭亡之举。 

   蒋介石之所以对南昌起义的反应如此淡然,坐视武汉政府、共产党的灭亡,与他的地位、利益等密切相关。显然,在宁汉对立的情况下,作为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者,蒋介石的关注点主要在南京方面,共产党的武装暴动点南昌不在其统治范围,没有办法进行直接干涉。而且在外人看来,共产党与武汉政府是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主要是对武汉政府的冲击,自然应由武汉政府做出应对措施。在个人地位、南京政府的利益等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对南昌起义的反应理所当然较为冷淡。 

   从其后续动作来看,他实际上更为关注的是南昌起义后武汉政府的反应,认为此时汪精卫等人日益被动。8月7日,看完冯玉祥关于武汉动向的来电后,蒋介石自傲地表示,如果汪精卫愿意来南京商谈合作,可以考虑原谅他。【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652-653页】纵观局势,蒋介石有理由相信“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654-655页】南昌起义之后,蒋介石基本排除了共产党的威胁力,一心促成宁汉合作。 

   汪精卫也与蒋介石一样有着宁汉合作的想法。在南昌起义爆发之后,汪精卫迅速表示,要与南京政府“一致努力消灭共贼”,表达对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阴谋”疏于防范的过错。【《从宁汉妥协到蒋介石下野》,《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1-12页】武汉政府的公开反共与南京政府消灭共产党的策略不谋而和。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不再是他进行“革命”的重大阻碍了,共产党失去了与之抗衡的实力,消灭共产党只是时间问题。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宁汉反共的一致性以及国共实力的对比。 

   当然,在南京方面内部,蒋介石也有自身的困境。8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被迫下野。其后不久,共产党发动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的反应类似,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秋收起义反应更为淡然。然历史的另一面是,恰恰是因为蒋介石对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不太在意,才使得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得以秘密发展,共产党得以探索出新的革命道路,革命局面真正开始扭转。

  

二、蒋介石对广州起义的解读与应对 

  

   与南昌起义不同的是,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做出了比较迅速的反应。他以广州起义为借口,打压汪精卫,并成功为自己的重新复出找到了时机。通过广州起义,他对共产党的关注有所增加,其原因在于汪精卫派系的张发奎、黄琪翔发动的广州事变与共产党的广州起义联系极为紧密。对国民党而言,广州事变和广州起义是交杂着党内复杂政治利益的博弈,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除了具有与国民党对抗的意味,更是与汪精卫的政治考量相关。在广州起义中得其利的蒋介石也乘机宣布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各项相关方针,这也影响着国民党的政策走向。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试图争夺广东的势力,造成国民党内的分裂。在这场事变中,蒋介石被粤方、宁方等多方拉拢,逐渐占据有利地位。而汪精卫首当其冲,受到南京方面的责难,胡汉民、吴稚晖等中央监察委员欲对其进行弹劾。蒋介石为了复出,获得领导地位,并不想彻底打倒想与他联合的汪精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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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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