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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伟 牛大勇:中国开创亚非外交新局面的成功范例

更新时间:2018-08-10 22:04:01
作者: 陈长伟   牛大勇  

   内容提要: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并取得巨大成功,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这次外交成功的主要经验在于:因势乘便,借力发力,审时度势,捕捉良机。会前先行布局,选准重点对象,与友邦提前订立君子协定。会间迎难克险,折冲樽俎,求同存异。万隆会议之成功经验对推动当今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55年4月18-24日,来自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齐聚印尼万隆,举行了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亚非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主召开的大规模国际盛会。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共同抵制新老殖民主义。这实际上也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一次重要探索。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参加了万隆会议,并在会议内外展开活跃的外交,使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广大参会国所接受,对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发挥了重要影响。60多年过去了,虽然学界不乏对万隆会议的追忆与分析,但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与变革的新环境下,仍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主要历史事实,总结中国与外部世界围绕这次独特的盛会展开互动的历史经验,分析其对推动当今国际体系变革的启示。

  

1  战后国际格局演变与万隆会议的召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主要大国和强国分成两大集团,原有的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交战双方分别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属国卷入战争,以不同号召、从不同角度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及政治力量动员起来,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战后形成的冷战对峙的两大阵营,又争相以各种方式把广大“中间地带”引为自己的奥援。这就使得亚非拉国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空前高涨,各被压迫民族纷纷把斗争矛头对准长期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政权,出现了一波接一波不断高涨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在这个声势浩大的世界潮流中,中国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呼应并鼓舞了广大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这就形成一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格局:在世界超级大国和两极阵营之外,存在着一个由中小贫弱国家组成的广袤地区和国际力量。在共同的反帝、反殖、争取本国利益的大潮中,许多中小贫弱国家感到民族独立仍面临威胁,甚至还没有实现独立。“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取而代之”。共同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利益让亚非人民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抵制大国强国主宰世界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这表明新兴国家群体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时代来临了。它们自主召开国际会议,磋商天下大事的时机日益成熟。在此潮流推动下,一些原本被视为“弱势”的亚非国家,开始着手筹备史无前例的亚非团结合作会议。1953年8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1954年5月,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缅甸五国总理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同年12月,五国总理再次发表联合倡议,决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1955年4月18至24日,万隆会议胜利召开,共29个国家的340名代表出席会议,5个国家派代表团列席会议。万隆会议对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的各项问题达成了协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和宣言,肯定了亚非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万隆会议还通过了旨在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的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决议。

   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到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再到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所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国际会议,均由大国与强国发起和主导,弱小国家一直被排除在外。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己讨论亚非事务的国际会议,使国情各异的亚非发展中各国增加彼此了解,谋求共识与友谊。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并以各项决议表达了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万隆会议开创了亚非国家独立自主讨论和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先例,推动第三世界形成,进而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促进新独立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推动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从此,“万隆精神”成为凝聚广大亚非国家的新纽带。

  

2  中国政府参与万隆会议的历史经验

  

   中国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召开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及时化解矛盾,对会议的成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许多国家的代表团进行广泛交往,增进彼此了解和互信,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具体而言,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主要成功经验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捕捉机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原本打算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改善民生。1949年年底,毛泽东首次出国即访问苏联。他见到斯大林时说的第一句话就表达了新中国的迫切愿望:“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的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但是朝鲜战争打乱了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初衷。从1953年实现朝鲜停战到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切为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而突破美国遏制、重建国际和平环境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这个时候万隆会议的酝酿和召开,适应了中国内政外交开创新局面的迫切需要。面对美国及其追随国的持续敌视和遏制,中国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破孤立,广交朋友,反对战争,争取和平。

   这样一个重大国际会议,中国并不是发起国,也没有以“领袖”或“旗手”的姿态出头推动,而是在韬光养晦中冷静观察,审时度势,捕捉良机。获知印尼、印度、缅甸等国有意发起亚非会议后,抓住机会,顺势而为,决定利用适当的外交渠道支持和促成此事。随后,接受邀请,借力发力,最终团结多数,达成目的。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内外积极而灵活地施展外交,取得巨大成功。

   (二)未雨绸缪

   1954年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都提到了亚非会议。10月,周恩来就尼赫鲁访华发表讲话,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英国、法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中国政府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这表现出中国外交战略立足于分析矛盾,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分清敌、我、友,区别对待西方阵营。在此战略方针下,周恩来向尼赫鲁表示,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周恩来还提到虽然亚非国家情况各异,但总可以找到共识。12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12月28至29日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召开亚非会议的筹备会,决定了亚非会议的召开日期、参加国家以及会议目的等事项。中方紧密关注茂物会议的组织情况、各项议程以及各方对茂物会议的反应。茂物会议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亚非地区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要求相互之间的和平合作。亚非会议的召开是适时的、必要的。中国人民愿意和亚非各国人民一道为促成亚非会议的召开而共同努力。”

   外交部于1955年1月完成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提出参加会议的几项任务,包括: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代表5个发起国,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中国外交部准备了一份详细报告,分析了亚非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与参会国的双边关系,并对中国参与万隆会议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评估,制定了一系列翔实可行的方针和政策,准确把握了国际形势,为参会做了周到准备。

   接到赴会邀请后,周恩来意识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到来。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他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亚非会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

   (三)充分运筹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外交部为出席此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和详细论证,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于万隆会议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做了认真研究。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就把目标与方法、姿态与底线都讲清楚了。实际上,早在印度尼西亚方面的邀请书到达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着手为出席这次亚非会议进行准备。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恩来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缅甸同吴努等人再次会晤,因为中方了解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等人已经密集向吴努灌输了许多“荒谬的观点”,所以周恩来感到有必要在会前和吴努、尼赫鲁等人先会面,以正式达成与中立主义国家在万隆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会议奠定良好基础。

1955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外交部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该方案判断:虽然美国企图通过它在万隆会议中的“仆从国家”破坏会议,但参加万隆会议的不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有大批“和平中立主义”和接近“和平中立主义”的国家,它们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因此,“我们在亚非会议中对于在亚非地区乃至于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势力的事业是有着有利条件的。”有鉴于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中国在万隆会议中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在这一总方针指引下,《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对于中国代表团亚非会议中的各项问题制定了预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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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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