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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中国经济驱动转换:从政府主导投资到大企业主导创新

更新时间:2018-08-10 21:22:51
作者: 张涛  

  

   在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上,我国要从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向大企业主导创新驱动转变。

   促使这种转变有三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越来越缩小和世界技术前沿边界的距离。当接近技术边界的时候就存在着一个由投资向创新转变的必要,怎样挑选出好企业并鼓励创新就很关键。第二个背景是全球现在处在超级明星企业竞争的格局,全球创新100强或者世界级的制造企业中,中国相对少了些。第三个背景是大企业的竞争决定了全球价值链租金的分配。通过开放,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合格生产者行列,但租金却越来越多地交给跨国公司。因此,我们面临一个转变,要从交租金转变到获取租金。

   从投资向创新的转变,意味着地方政府和企业在产业发展决定权上发生变化。过去我们讲GDP竞赛或者财政分权,都是强调地方竞争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投资,越来越多的地区加入到全球制造体系,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全球标准化生产者。这个阶段属于Acemoglu等强调的注重投资阶段。就像邓小平讲的白猫黑猫论,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只要增加了投资,都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我们通过投资、学习,切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环节。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全球化的时候,过度投资也出现了,特别是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演变成结构性产能过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格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有哪些不同才导致了过剩的产能?虽然我们总是在强调创新,但为什么现实中核心技术的创新总成为卡脖子的难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地方主导,地方实际上是产业的制定者和决策的先动一方。地方制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合资和技术引进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但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有效制约行业产能,有太多的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合作进入生产领域。为什么国外相对来讲这类问题比较少呢?因为国外获得专利是行业进入的前提,很少有公司向同行业别的竞争企业授权生产。而在中国很容易通过合资取得专利授权获得生产能力。整个行业里的集中度非常低,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行业寡头主动约束自己的产能。此外,这种行业低集中度也很难形成创新竞争策略,大量厂商充斥市场,最后模仿和价格竞争往往成为主导策略,自主创新和质量竞争很难成为占优策略。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应该成为先动方。行业主导大企业制定标准和新产品方向,约束行业的产能,根据地方的基本条件来进行选址。地方则要转变为产业要素深化的提供者,包括提供更多技能劳动力以及技工梯队,还要在金融、文化、制度、技术基础和知识生产上提供更好的条件,通过这些软环境的构建来促成企业选择。

   举个例子,液晶面板目前处于京东方和三星的竞争格局,京东方成为行业中规则的重要制定者。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它在中国合肥、重庆等地设厂,其实是京东方依据各地带来的便利进行选址投资,行业中约束产能的主体始终是京东方。但是其他的产业很难形成行业主导者约束产能的格局,地方通过各种补贴重复进行投资,最终导致整个行业处于过度竞争之中。一个地区可以超越本地要素禀赋基础,通过合资凭空打造一个产业,结果压制了那些要素禀赋处于优势地区的产业发展。产能过剩下的价格竞争,实际上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和未来依赖于自主创新的动力。企业做主导方,则意味着地区的要素禀赋可以转化为产业上的优势。所以当我们接近世界技术前沿,需要依赖于创新,这个时候就要由行业中的大企业来主导,而不是像过去各地都扩大投资。

   促成向大企业主导创新驱动转变的第二个动因,是当今世界处在超级明星企业竞争的格局:行业处于少数寡头,每个企业高研发支出,研发竞争主导了全球创新格局。根据《全球创新1000强》的数据,2014年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20家企业超过1600亿美元,第一家是德国大众,接下来是三星、苹果,三星和英特尔的研发费用超过中国计算机通信整个行业。这意味着我们下一步的增长必须要培养足够强的大企业。麦肯锡的研究显示,2013年全球10%的上市公司占有80%的利润、60%的销售额、65%的市场价值。相对而言,中国的产业集中度非常低,市场分割和保护使得企业很难退出,整个行业兼并壁垒高,阻碍了市场集中,难以形成和世界主流大企业研发竞争适应的模式。

   在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华为是少见的大企业主导创新驱动的典范,现在每年有100亿美元以上的研发支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华为和联想模式争论,从长期来看,华为更代表着创新驱动的主流模式,通过高研发成为行业中主要的规则制定者。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还有强有力的企业家,其利用信念推动着新技术的研发,正是创新的主动力。前段时间一些报道在讨论“谁是习总书记心目中的英雄”,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就是当今经济领域的英雄。现在的地方政府和上世纪80年代不一样,那个时候地方政府更敢于尝试。因此,我们实现创新驱动就是要向企业家支配的大企业倾斜,他们是带领中国实现技术前沿突破的中坚力量。

   第三个向大企业主导创新驱动转变的动因是,全球大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了全球租金的分配。前面讲到,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主导推动合格生产者的形成,跨国公司就像一个拍卖人一样选择投资的区域。中国越开放,提供低成本的各种基础设施越发达,合格的生产者越多。这个时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出口却没有价值分配权。例如,苹果有全球智能手机20%的销售额和90%的销售利润。因此,如何能够参与全球价值链租金分配,取决于大企业主导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

   当然,我们所强调的大企业是动态的,不是排斥小企业对于创新的作用,而是关注金融制度等对创新企业的支持,科技小企业快速成长为大企业的过程。像Google、Facebook等公司,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实现了从小到大。所以,当我们说大企业主导,实际上是动态的结果。例如,美国发达的生产服务业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标准接口和模块、融资、法律、咨询等服务,只要你有想法,可以从雏形起不断调用这些模块,最终形成大企业。这些外部制度环境支撑了产品从概念转化为现实,企业快速扩张、赢者通吃,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这种主导并不意味着垄断,需要不断地通过创新来摆脱潜在的进入者的竞争取代。这些成长背后的支撑环境,恰恰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努力打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制度,各方面基础条件的扶持,包括直接融资等方面的创新。

   向大企业主导创新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是未来增长模式转化的需要。经济增长理论区分了产品种类拓展的水平型增长和质量不断提升的垂直型质量阶梯增长。前者强调产品多样性、新产业的出现,后者强调熊彼特创造性破坏、产品推陈出新。我国过去的增长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大都是垂直型质量阶梯模式下的追赶,属于学习型的增长模式:沿着美国人开创的产业,在生产率和质量上越来越接近于它,价值链不断地升级到高端。但这也会带来问题,就是学习型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会放慢,甚至导致全球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因为研发成本是递增的,一个产业提高质量难度越来越大,前沿质量提升的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但是后面的追兵会通过不断的学习来趋近。这就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堆积,数量越来越扩张,出现了过度供给,产品逐渐趋于饱和,行业价格大幅度降低。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一直在学习美国,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参与学习,如韩国、中国的参与,最终日本产业被挤压,一些产业要抛掉。这种过度供给也是全球陷入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

   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处于全球经济优势地位,长期作为世界经济的驱动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开拓型发展模式,不断地推动产品种类的扩张。不仅产品质量持续提升,像英特尔芯片速度的提高,还有开拓型新产品带来的新行业诞生。这种开拓型既可以是新产品从无到有,也可以像智能手机那样功能整合改变产品的传统定义。开拓型解决了前面所看到的生产能力堆积问题(领头羊被追赶上,但是跟随者无法根本取代领头羊的角色,于是行业出现停滞和生产能力堆积),通过开拓新产品类型,提供更多的可创新空间,在更多产品维度上拓展技术前沿,可以避免生产资源的无效集中于少数行业。

   中国是经济大国,未来应该承担起拓展全球产品种类的重任,增长的模式既需要垂直追赶,又需要开拓新行业;既在高端上与现有强国竞争分享份额,又要像美国那样参与开拓型推进,实现新产品种类的扩张,通过新行业的引入为全球提供新的分享空间。这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科技和经济动力的贡献,在科技上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此同时,这也减少了与美国的直接经济利益冲突,不再是谁取代谁,而是携手致力于世界知识和产品维度的扩张。我们向大企业主导创新驱动的转变,正是实现这种增长模式转化的内在要求。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基础科学服务,为企业形成新产品、新种类的扩张提供更多的知识存量。

   此外,向大企业主导创新方式的转变,还意味着增长观念和思路的变化。我们和美国存在人均七八倍的收入差距,但是人均消费数量并没有那么大差距,更多是消费产品质量(价格)的差距。这给我们一个思路,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不是一味要多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而是要生产更多高质量的产品,使得增长模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过渡。产品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国际市场定价权的提升,也即不变的数量,更高的美元GDP。因此,把握住行业中的定价权就是增长。如果还是过去数量扩张的老思路,就会陷入一种陷阱,数量是增加了,但是全球价格下来了,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了,因为中国是大国,是会影响国际价格的。所以,不应单纯拘泥于国内增长率是6%或8%,如果产品质量提升,在国际市场上卖出更高价格,可以承受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这也是增长。而且,美元折算的增长,比一些库存和过剩产能下的国内增长率更靠谱。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认为,生产率进步快的国家会出现持续的升值。有些按照本币计算人均GDP比中国慢的国家(例如韩国),最终人均美元GDP却比中国更快,主要就是靠生产率进步、产品质量提升,既能支撑实际产出增长,又能支撑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实现缩小与美国差距的双驱动,而支撑双驱动的核心正是创新。此外,当一个国家中有足够多的企业具有全球竞争力,这个国家实际汇率的有效提升,也能起到和先进国家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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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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