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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 司法的逻辑

更新时间:2018-08-09 22:25:59
作者: 龙宗智 (进入专栏)  
实际上就是刑事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律师辩护的全覆盖,业已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

   然而,由于“相对制度”以及听取申辩原则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机制,反对其观点但尊重其发表权的宽容主义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原则,此种情况下,律师辩护制度的发展难免出现障碍。

   为此,在国家法治推进时,应注意克服律师制度发展中的障碍,尤其注意在一些特别强调犯罪惩治的特殊领域(如“反腐”)、特殊时段(如“打黑”专项行动),坚持程序公正底线,保持国家行为的逻辑一致性。

  

“司法专业主义”

  

   “三方结构”所应对的纠纷,有不同的类型,有简单而易于判断的,也有复杂而难以裁决的。尤其在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发展,社会关系日趋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司法须有充分的能力,对复杂的纠纷做出判断,对交错的利益进行衡平。

   这就要求司法在保持其民主性基质的情况下,发展司法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推进“司法专业主义”。

   “司法专业主义”,要求司法人员以专业的精神、技术与标准,遵循专业伦理,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司法专业主义的直接体现是“技术司法”。所谓“技术司法”,要求司法体系能够发展出合理有效的事实认定技术与法律解释及适用技术,而且司法人员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些技术。

   “技术司法”最突出的价值是通过回溯思维,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由此而产生以经验法则为基础,以心证形成为对象,且对证据思维进行法律规制的证据学。而随社会发展,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发现和形成证据,分析及审查证据的手段,又发展出分化且整合的证据科学,乃至今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更为充分地体现了司法的技术面。

   “责任伦理”是司法专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构成。责任伦理要求司法主体,以尊重司法的客观性及法治原则为基石,体现“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逻辑与责任担当。

   可见它一方面要求司法人员公正无私,客观崇法,尊重人权,具备崇高的司法伦理;另一方面,确认审理与裁判的统一性,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性,强调司法者的责任承担,从而为“司法责任制”奠定基础。

   “司法专业主义”的基础是司法职业化及其保障。职业化是为了保证司法官的适格性,而构建精英化的司法官群体。因此对司法人员进行分类管理,实行司法员额制度是不可缺少的制度环节。与之相适应,需对司法官提供制度保障,包括能够维系其尊崇的必要精神与物质待遇,保障其地位和独立性的任职制度与惩戒制度,等等。

   近年来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改革,从技术面可以看作“司法专业主义”的一种推演。这次改革的特征是在体制、机制层面有所推进,亦可认为是努力推演“司法的逻辑”。然而,亦因如此,障碍较大,且认识不一。如有的学者提出批评,认为不切实际,等等。

   笔者实务出身,历来认为中国司法不可能消除行政化因素,目前的改革,也只能是“相对合理”。但过去那种司法行政化极端发展,使法院不像法院、法官不像法官的状况确需改革,对此项改革的方法、步骤可以反思(如笔者曾检讨员额制步伐太快加剧矛盾、配套措置跟进不足而妨碍效果等),但改革必要性不应质疑,在当前背景下甚至可以评价为“难能可贵”。

   因此,需循此方向继续推进,并重视“综合配套改革”,以获得并维系司法的基本理性。

  

结语:社会逻辑与司法逻辑

  

   以上分析的“司法逻辑”,包括三方结构基础上的角色分离及裁判的独立性与中立性,听取申辩所体现的理性、多元及宽容主义,司法专业主义的技术要求、责任伦理及职业化构建,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种改革的意义,也许正是在于使司法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真正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领域和治理方式,从而摆脱社会治理手段同质化的局限,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重提共识,除了具有纪念意义,更因着眼现实与未来。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权力集中且专业化分工不足,行政与司法合一且裹挟司法,其社会逻辑体现为一种以“上命下从”为特征的行政逻辑,即存在行政逻辑泛化的普遍现象。

   在此种传统之中,实现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必要区分并发展专业技术与伦理,不免步履艰难。认真审视,虽然通过司法改革我们实现了一定的体制、机制与制度进步,但司法逻辑与行政逻辑纠缠不清的问题并未获得较为彻底的解决。

   而在近期党政法体制性整合的政策趋向之下,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及司法逻辑的有效展开面临新的问题。体制整合系国之大计,须得慎重谋划。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是一种多种因素交织并发挥作用的复杂过程。司法建设的关键,在于国家治理结构与方式的重大改革,从而为司法逻辑在国家治理中的推演创造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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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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