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心:当今汉传佛教十大之怪现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1 次 更新时间:2021-01-18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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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心  




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

是故于此中,缘起大悲心。

——题记


前言

自从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以来,汉传佛教又一次遇到了绝佳的历史发展机遇。事实证明在过去四十年,佛教也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表面上看,今日之佛教一派繁荣气象,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的寺院,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佛学院、居士林以及林林总总的念佛堂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却也存在着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为了汉传佛教能够健康长远的延续下去,有些问题亟待得到教界纠正和改善。大致来说,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是佛教世俗化、寺院宗族化、商业化现象严重,二是各类宗教管理人才和弘法人才短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因素以及教界自身原因。

总的来讲,现阶段我国汉传佛教的主要矛盾,是信众日益增长的宗教信仰需求与弘法资源配置短缺之间的矛盾。

下面笔者就试着从十个方面来诠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和需要采取的相应对策。若有不妥之处,欢迎教内批评指正,笔者在此不胜感恩。


一、不弘法,却大搞经忏超度等佛事,大小寺院都难以长久生存

寺院是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出家法师在寺院大殿里给信众们讲经说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我们走访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寺院,却发现一个共同现象,极少有寺院面向公众定期开设或者举办说法讲经法会,规模偏小的寺院是这样,大寺院也不例外。但是寺院在经忏超度方面却是一片繁荣景象。

汉传佛教经忏的历史表明,由祖师大德们制定经忏的目的是供人们修行忏悔的法门。经忏佛事本身就是汉传佛教的根本特质之一,他同样也是汉传佛教的修行内容。可以说没有忏悔就没有汉传佛教,这都表明了经忏存在的合理性论证。不可否认,经忏超度等佛事明码标价也并非今天才形成的一个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当今经忏超度等佛事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还更加严重。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佛教尤为盛兴,大小寺院林林总总。曾几何时,在这些地区经忏佛事逐渐具有了商业化的倾向,以至于许多出家人为了利益驱使,整天忙于应酬经忏佛事,忽略了自身修学。更有甚者,当地许多村民农闲时节一个电话,走进寺院,披上袈裟,吹拉弹唱大搞经忏,完事拿到报酬,袈裟一脱,继续回家干活。因为做经忏超度有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信众或为过世亲人超度,或为在世亲人祈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这种需求也越来越多,所以也就有了浩浩荡荡的经忏队伍,走南闯北,用悦耳的嗓音和庄严的打扮,赚取信徒供养。正因为这样,也给了一些好吃懒做之人和骗子可乘之机。这种不良现象败坏了汉传佛教的声誉,侵蚀着汉传佛教的肌体。

所以应在每一场的经忏佛事法会之后或者之前,最好增加一场或者半场教育普及讲法内容,告诉大家这个经忏的本意在什么地方,大家做完这场法会,我们从中要学到哪些,提醒学到哪些佛法思想,以及经忏佛事法会和我们的生活有何联系等。再者经忏佛事尽可能的不要明码标价,应该是无偿的、免费的、自愿的原则,明码标价甚至是不断的变着花样的涨价,有违于佛教修行宗旨,更有违于汉传大乘佛教慈悲理念。

寺院如果没有信众的供养,就基本失去了收入来源,于是很多寺院都把这些经忏超度佛事等作为寺院主要经济来源。如果经忏超度佛事是以和众生结缘为目的,这也本无可厚非,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看到却是不如法的一面,许多寺院只是把这些经忏超度佛事纯粹当作一种增加收入的“工具”,而基本忽略了汉传佛教经忏背后所隐含的实质性修行内容。如果这些经忏超度佛事仅仅是为了迎合部分信众所谓的“怨亲债主”、“升官发财”、“健康长寿”等等有关“福禄寿禧”世间法方面的诉求,并借此来谋取利益,这样做的结果显然违背了祖师制定经忏超度的初衷。殊不知,这些不如法的经忏超度佛事,虽然增加了寺院收入,但同样也在直接破坏着佛教声誉,透支着佛教在世人心目的形象和信誉。佛教不排除与六道中的鬼神等众打交道,但这仅仅只是佛教极少一部分内容;佛教出现于世的主要目的是教人解脱。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大寺院的景象是每逢初一、十五等佛教特定节日,寺院附近善男信女会去寺院烧香拜佛,烟雾缭绕中,虔诚的信众们各个怀揣着不同心愿,在佛菩萨面前轮番磕头作揖广种福田,从进山门开始到最后的大雄宝殿这一路拜下来,却几乎见不到一个出家师父。这种情况下善男信女每次去寺院对佛法的认知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但如果他们来寺院能遇到法师答疑解惑,或者听一次讲经说法讲座,那么他们对佛法认知会更进一步。虽然大寺院的供养和安全问题会比中小寺院更有优势,但由于大寺院吸引的信众较多,影响面较大,长此以往会对佛教整体形象产生不利影响,信众们会认为大寺院都这样,可见佛教也不过如此。一个寺院弘法与否,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百姓对佛教、对寺院的看法和态度。大寺院要充分发挥其信众多的优势,多开办讲经说法活动,改变广大民众的佛教无非就是祈福消灾低层次信仰、认为学佛无非就是求福求财,寺庙无非就是神祠的错误认知。

因此教内迫切要改变千百年来传统寺院运营模式,一是寺院要大力加强对弘法人才梯队的培养,二是寺院要千方百计为弘法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寺院首要目标是教育人、培养人的宗教信仰,没有讲经说法,哪来的坚定宗教信仰呢?

如果一个小寺院经年累月只举办经忏超度等法会,而没有法师为当地信众普法讲法,那么当地信众对佛法的认知水平普遍不高,或者很难提高上去,那么这种现状对这个寺院长远立足和今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而言,一个信众随着对佛法深入持续的了解,他会越来越深信因果,会对出家师父和寺院越尊重,护教的热情也会越高。反之,如果当地信众长期以来从身边的寺院得不到正知正见的佛法熏陶,看到的都是寺院天天在大搞收费式经忏超度、烧香拜佛求神保佑,有没有出家师父住持都一样,那么他们的护教热情会大打折扣,甚至不再发心愿意去寺院做义工护持师父。更有甚者还会发生驱赶僧人,村民自己当家作主等恶性事件。

所以小寺院能否长远立足于当地,法师们的积极弘法尤显重要,只有通过长期不懈的讲经说法才能够能够培养起一批有着坚定宗教信仰的护法护教信众。当寺院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这些当地热心护教的信众才是寺院最现实的依靠力量。对于中小寺院的法师们,如果当地信众少,其实可以利用网络弘法,网络弘法成本小,见效快,影响面大而广。

弘法利生,本是寺院以及出家师父天然职责所在,如果这一职责不能很好发挥出来,就会造成一系列严重负面影响,诸如小寺院被拆迁,大寺院信众流失,各种邪说横行,百姓迷而不信等等。


二、邪说横行,佛学院及寺院流通处是重灾区;正常的法义辩论难以开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汉传佛教进入快速恢复时期,但各种歪理邪说也开始在我国汉传佛教蔓延盛行开来,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果这些歪理邪说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汉传佛教的根基。最具典型代表性的是“大乘非佛说”和“本愿法门”。

“大乘非佛说”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级佛学院的设立和开办以来,就一直存在于学僧的教材和课堂之上。“大乘非佛说”的影响面,相比较佛学院的学僧而言,在家信众的受众面要小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乘非佛说”的危害就小;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的影响面在佛学院一届又一届学僧这个层面,它的危害才尤为更大,更深,更严重。能够进入各级佛学院深造的学僧们都是各个寺院精挑细选而推荐过去的,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轻的、未来佛门龙象,也就是说他们是未来担负汉传佛教长久驻世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在佛学院通过学习印顺导师人本思维逻辑下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从而得出大乘佛教是后人编纂而非佛陀亲说之结论。这种在信仰层面被深深打上“大乘非佛说”烙印之后,轻则继而转入阿含小乘佛教信仰,重则信仰坍塌最后还俗。可以想象,如果被“大乘非佛说”先入为主之后,这些荷但如来家业的大乘佛教学僧们今后弘法利生道路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将来面对大众弘法,其影响会是什么样子?可以这么说,“大乘非佛说”对汉传佛教造成的影响是釜底抽薪式的根本破坏。久而久之“大乘非佛说”会造成汉传佛教的分裂。除了“大乘非佛说”,印顺法师思想中“孤取人间”的思想同样危害很大。经常有人说,批评印顺法师思想,就是对“人间佛教”的反对。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评判。因为印顺法师自己都明确表示过,他的人间佛教思想跟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有着很大不同。太虚大师也曾批判印顺法师的思想是在揉裂大乘。相比今天中国大陆佛教界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印顺法师“孤取人间”的思想更显出他对中国佛教传统的破坏力,和将中国佛教导向世俗化、庸俗化的倾向。这都需要教界认真鉴别,加以澄清。

另外,当今佛学院僧伽教育模式世俗化、功利化、庸俗化倾向明显,宗教信仰培养严重缺失,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趋势。从教材取舍和课程设置以及师资力量的配置都不难看出佛学院僧伽教育模式世俗化倾向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对佛陀一代时教缺乏信心,以至于丧失以教内为自我主体的办学原则。具体反映在佛学院引进大量世俗的师资力量,尤其近年来佛学院设置了大量无关宗教信仰的课程,这不仅会耗费学僧大量的精力,还会造成宗教信仰的缺失。如果不看署名,佛学院的学僧毕业论文和世俗宗教文化研究机构专家、教授的文章几乎没什么区别,完全看不到应有的宗教情怀及坚定的大乘信仰。

其实佛学院的办学模式、教育模式甚至到最后的论文答辩等环节,完全没必要采取世俗的评判方法,完全可以有一套教内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且这个评价体系则都散落于祖师大德的各个论著里面。总之,佛学院对学僧的教育,要以培养坚定的宗教信仰为首要目标,其次才是理论知识的灌输。所以,培养熟知各种世间法的技能和学识不是佛学院的主要任务;当务之急,佛学院是要以培养有坚定宗教信仰人才为首要目标。

末法时期,净土念佛法门以其“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优势一枝独大,支撑其立宗的五经一论的教理教义早已经被十三位净土宗祖师完美诠释出来。可是最近几年,净土法门内部出现一股“片面强调他力,否定中国净土宗传统”的风气。究其来源,则是在日本、台湾盛行的“本愿思想”变种。他们并不刻意鼓吹类似“恶人正机说”的“传统本愿法门思想”,但企图推翻原有的净土宗祖师序列,对传统中国净土宗搞所谓“提纯”改造。他们偏执他力救度的思想,充满对佛言祖语的曲解,极易将信众引向极端险途。这股势力在我国一些地区大行其道,如果在教内得不到有效遏制,势必会造成净土宗及信众们的分裂。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种分裂的苗头已经有所呈现。

除了上述两种邪说,我们还看到在众多中小寺院,甚至是大寺院的流通处现状更加令人担忧。流通处不仅没有对弘扬正法起到应有的帮助,反而成为滋生伪经、邪师邪说的土壤。比如在有些寺院流通处都能看到澳洲卢军宏卢台长的心灵法门等烧小纸房子的邪书。更不用说也有很多流通处几乎形同虚设,几本破旧的经书放在一个角落,而凝结了大批善款印刷出来的经书却被放在库房睡大觉;更有甚者,有些寺院索性取消流通处,摇身一变,成为贩卖佛珠佛像以及本命佛的佛具商店。

如果一个寺院目前没有能力讲经说法,但可以把流通处做好、经营好,比如可以把流通处设在方便信众阅读的宽敞地方,摆上桌子板凳,备上茶水,安排稍微精通教理教义的法师或者居士值班,负责简单的答疑解惑,其实这也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弘法途径。

最后一点,寺院一定要严格把关,仔细审核所流通的书籍,坚决杜绝邪师邪说、伪经进入寺院流通处,一经发现立刻焚烧销毁,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市面上比较容易见到的伪经、邪说等书籍张榜公布出来,让信众一目了然,也让这些伪经、邪说没有藏身之地。

正常的法义辩论难以开展。佛教发展到今天,各种见解层出不穷,正常的法义辩论有利于佛教的长期健康发展,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法义辩论发展到最后往往被互相扣一大帽子而草草收场,信众们很难从这些法义辩论中学到法理、吸收到养分。这个现象迫切需要教内注意,在法义辩论的时候,只对事不对人,只辨理不批人,不搞人身攻击,不搞背后小动作。


三、从分税制GDP竞争机制到基层村霸黑恶宗教势力,导致寺院被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

佛教走向商业化,其实就是走向世俗化的表现。无论是“经济搭台、宗教唱戏”还是到“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方式转变,都难以有效避免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仰成为商品经济的附属品。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佛教不幸沦为各种利益势力争相抢食的“唐僧肉”,造成佛教神圣性资源的严重流失。

佛教领域商业化问题,主要是指商业资本等非宗教主体介入佛教领域,将佛教寺院、佛教活动或者某些佛教教义等变为牟利工具,赚取经济利益。其本质是社会上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在佛教领域的反映和表现。商业化问题的突出表现包括:一些地方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以发展旅游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为由,围绕寺院设置景区,出售高价门票,引起社会诟病,损害佛教形象。或投资建造寺院、违规滥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打着佛教文化的旗号牟取经济利益。一些组织或个人投资或承包经营佛教活动场所,以“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分红提成”等方式对佛教活动场所进行商业运作并获取经济利益,甚至将佛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打包上市或进行资本运作,或以佛教名山名义上市。

一些非宗教活动场所或组织,非法开展宗教活动,违法违规设置功德箱,收取宗教性捐献,以教牟利;甚至雇佣假僧假道,乃至通过引诱、欺骗、胁迫游客烧高香等手段牟取暴利。佛教领域商业化问题违背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法规,侵害佛教界合法权益和信教群众宗教感情,损害佛教清净庄严形象,严重危害佛教健康传承发展,败坏社会风气。各地佛教团体、佛教院校、佛教活动场所和佛教教职人员应正确认识佛教领域商业化问题的本质、突出表现、严重危害,自觉抵制商业化问题不良影响,积极配合党和政府治理佛教领域商业化问题。

佛教反对通过所谓商业化的包装炒作和市场化运作,借教敛财,以教牟利,将佛教庸俗化、世俗化、娱乐化,以物欲扰乱人们纯朴心性,以商业搞乱寺院清净氛围。佛教界如不加以有力抵制,势必严重侵蚀佛教健康肌体,损害佛教清净庄严的形象。这样既违背佛教本怀,也削弱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更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基层村霸、黑恶宗教势力霸占寺院,驱赶僧团现象突出,基层寺院生存现状恶劣。村霸、黑恶宗族恶势力以宗族、金钱利益为纽带,组成犯罪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有的甚至盘踞一地作恶长达数十年而难以铲除,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是村霸、黑恶宗族恶势力的四大典型特征。2018年4月16日发生在江西南昌长寿寺,果空法师和常诚法师遇害案就是基层村霸霸占寺院,驱赶僧团的典型案件。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其背后还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在操纵。村霸、黑恶宗族恶势力等之所以盯上佛教寺院,无非也想借助于佛教分一杯“唐僧肉”。

上述这些佛教寺院被商业化现象其实就是借教敛财、借佛敛财表现,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归根结底还是地方政府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及税务创收,进而忽略了国务院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里面的相关规定。为此,2018年6月26日,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关于自觉抵制佛教领域商业化不良影响的通知》,意味着中国佛教界正式全面开始抵制佛教商业化的不良影响。


四、虽大建寺院,但其承载的主体功能依然未能有效发挥出来,世俗化倾向严重;同时也要加强各宗祖庭软、硬件建设

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精神文化需要,四众弟子发心护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汉传佛教也逐渐恢复重建了全国各地历史上被毁坏的名寺古院。晨钟暮鼓,经声佛号又重新在华夏大地彻响回荡。惊喜之余,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寺院虽然恢复建成了,可是寺院所承载的主体功能却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首先,藏经楼是汉传佛教的基本配置之一,可是很多寺院的藏经都被束之高阁,布满灰尘,鲜有人阅藏。许多寺院的藏经楼仅作为一道摆设,这不仅是一种资源浪费,也不符合汉传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佛陀所说三藏十二部,经藏、律藏、论藏外加历代祖师大德们的著述统集所成的“大藏经”所在之处,可以说是寺院的重中之重,是佛陀的法身舍利,此处就是最好的参学之地。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寺院应大开方便之门,鼓励信众走进藏经楼阅藏,开展大众阅藏活动。

其次,要鼓励本寺院或者云游参学的出家师父在寺院升座说法。要想改变普通百姓对汉传佛教的错误认知,就必须多举办讲经说法活动。要让普通百姓意识到,佛教寺院不仅仅是烧香磕头求佛保佑的地方,更是弘扬佛陀教法的桥头堡、根据地。要让国人明白,佛教寺院之所以安立世间的根本意义是在于对佛法的修行和弘扬,而不是神鬼化的迷信崇拜。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善国人对佛教信仰的误解和错误认知。

第三,佛教寺院在满足出家人自学自修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通大众的共修。寺院的清净是所有居士在家所无法达到的,所以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寺院可以定期举办八关斋戒和念佛为一体的24小时经行念佛共修法会。也可以定期举办打佛七、打禅七或者共同诵经的活动。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些寺院搞的很好,但也有些寺院情况就不太乐观。

第四,汉传佛教是具有菩提心的大乘佛教。寺院所在,造福一方,必定要承担一定社会职能,寺院也绝不可能缺席慈善事业。要让当地百姓切实看到具有优良历史传统的汉传佛教在普度众生方面所体现的甚深慈悲之心。要让社会切实感受到来自佛教济世助人的智慧和方便。

第五,同样,也要把一些本不属于寺院主体功能的部分给剥离出去,比如把属于世俗化经营的素食馆以及弘扬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国学馆给剥离出寺院,以此强化寺院以出世解脱为本位的主体功能。

在此,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各宗祖庭道场建设的重大意义。祖庭是旗帜、是标杆、是桥头堡,各宗祖庭在信众心目中的分量自然不言而喻。历史上但凡佛教兴盛时期,无不是祖庭道场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教界一定要加强各宗祖庭道场的建设工作。一是大而全的道场硬件建设要快速恢复,二是祖庭的软件建设更需要加强。

这里提到的祖庭软件建设是指要迅速恢复各类宗教人才队伍的培养,尤其是培养具有坚定大乘信仰的弘法人才;同时也要恢复各宗祖庭自晚晴民初中断的具有各宗特色的修行模式。祖庭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有把人才队伍培养成功,才能更好的为众多中小寺院输送寺院管理人才和弘法人才。汉传佛教全国一盘棋,祖庭道场建设是重中之重。尤其是1983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所列142座中国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的道场建设。


五、虽以大乘自居,却忘失菩提心,自了汉心态普遍

自佛教传入我国,汉传佛教一直奉行的都是大乘路线。大乘佛法的唯一标志就是菩提心。但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却发现许多大乘行人的所作所为,却体现不出具有菩提心的大乘佛法精神。

《优婆塞戒经》说:“发菩提心故名菩萨”。但不能践行大乘佛法,不乐利他,也不能称为大乘行人,只有发大菩提心,自利利他,利乐有情才能称为大乘行人。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是许多以大乘自居的修行人处世原则的实际“座右铭”。自己的学修非常精进,但对他人他事却毫不关心,一味沉浸在自我封闭的修学氛围中,既不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也不热心护法护教。更有甚者,对他人于世出世间所做善事冷嘲热讽,落井下石。许多佛弟子都存在这种关门主义的学修情况,甚至美其名曰“老实念佛”,其实这是“自利念佛”,甚至是“自私念佛”的表现。

分析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菩提心的缺失,我们不能仅仅每天对着佛菩萨发愿,把菩提心挂在嘴边,出门就忘个一干二净,这种说一套做一套、心口不一的态度,显然违背了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落实菩提心不在佛堂上,也不在口头上,而是切实践行在缘起的世间,行积极勇健的菩萨行。既然是大乘行人,我们要有大乘入世担当的菩萨精神,并把这种菩萨道精神切实落实在点点滴滴日常生活行为当中。

总之一句话,作为汉传佛教的继承者和信仰者,我们不能让世人感觉到大乘佛教都是看破红尘,不食人间烟火的自了汉。积极入世,广度有情,自利利他,利乐有情才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教义所在。


六、寺院僧伽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家长制作风取代羯磨法,凸显不出佛教自我净化功能

一些寺院僧伽制度管理也暴露出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总体说来,寺院僧伽制度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家长制作风明显,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羯磨法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所以也凸显不出佛教自我净化功能。

羯磨法在佛教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健全的议事法,决难产生理想的办事制度,佛教僧团之所以完全合乎民主精神,便是由于羯磨法功效。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容是民治、民有和民享,佛教羯磨法的目的,是在造成僧团的六和敬。所谓六和敬,便是身和共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从原则上说,佛教六和敬是绝对的民主生活,这一民主精神的维持与保护便是羯磨法的责任与功能。通常所说的“僧事僧断”,也就是以僧团大众的意见和力量,来解决僧团大众之中的各种事业,能够团结僧团大众的便是羯磨法。成就善举,要靠羯磨法;去除恶业,也要靠羯磨法;成善去恶的主宰,虽是僧团大众,僧团大众之能成善去恶,仍有赖以羯磨法的促成。

所以一个没有会议的团体,决不是民主的团体。一个不行羯磨法的僧团,也不可能是六和敬的僧团。中国的丛林,清众可以油瓶倒了不用扶,事事有常住上的执事们负责,这种情况粗看起来,是为成就清众的专心修持;丛林的清众是安宁的,是有福的。但从另一角度去看,一切僧团事务,全由少数执事们包办而不让清众参与其间,甚至仅由方丈、监院大权独揽,哪还有什么“六和”精神可言呢?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变革,但佛陀制定的羯磨一法却愈显其时代前瞻性和科学性。这一点还需要教界深度挖掘,善为利用。

一诚长老曾说:“寺院要在继承和健全丛林组织的基础上推行民主管理,改变‘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宗法制、任人唯亲等有碍佛教事业发展的管理模式,绝不容许十方丛林重新沦为子孙庙。”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是,有些寺院结合当今时代特点,或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弘扬佛法,在寺院管理和僧团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全新的尝试和探索。我们可以把这些尝试和探索下的僧团叫做“新兴教团”。这些所谓的“新兴教团”通常都会围绕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这位领导者又通常是本教团内部法义法理的唯一解释者(即所谓的“全能领袖”)。在这些“全能领袖”领导下的“新兴教团”其优点是能够强力而快速推进近乎世俗化的管理架构体系,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因为这些“新兴教团”的修行路线往往也是来自于该领袖的喜好取舍,这种带有个人局限性的宗教经验进而导致整个教团在佛法修行认知和路线上的偏离。是故,把信仰放寄托某个人身上,终究靠不住,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旦主导者无法承担无限的宗教神圣性权威期待,继而会导致系统崩溃和权威丧失。而那些由看似非常传统甚至“平庸”的僧团领导下的寺院,反倒能够平稳运转,长治住世。虽然这种带有与时俱进特点的尝试和探索值得鼓励,但是更需要教内的慎重审视和有益探讨。


七、寺院之间门户之间严重,各扫门前雪、各自为营,一盘散沙

从规模上来说,寺院有大小之分。而信众们普遍的心态是认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寺院、名寺院。自然是大寺院的信众多,供养也多。同样地处闹事繁华的寺院,由于交通便利等因素,前去护持的信众也多。可是我们看到偏远地区中小寺院的生存环境依然非常恶劣,信众极少,供养不足。还有虽在城市的中小寺院,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被拆迁的风险。如果大寺院能够及时施以援手,无论从物质供养还是法律援助都给这些处于极度困难中的中小寺院雪中送炭。那么这些中小寺院的生存生态环境会改变很多。反过来,中小寺院也可以分流大寺院的各方面压力,反哺大寺院。

现实情况,我们看到的却是大、小寺院门户之间严重,各扫门前雪、各自为营,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些中小寺院普通出家法师就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无法落实,而知名的大寺院可能手握重金,却不见出手帮扶其他众多缺衣少食的中小寺院。甚至是同城、同地区的寺院之间都少有来往。

“一为山门添景致,二为后人做标榜”,假以时日,如果寺院之间,无论大小和宗派,都摒弃门户之间,采取互助联动机制,有苦难就帮,有能力就帮,那么我们的佛教事业一定能够再现大唐时期的“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的盛世。

因为每个寺院所修持的法门各有侧重点,有些侧重教门,有些侧重行门,有些侧重声闻戒律,有些侧重大乘菩提心的培养,但这都不能成为讥嫌其他寺院的借口。对于每一个寺院修持的法门,我们都应该给予赞叹随喜,而不是借此拿来去评判别的寺院。


八、子孙庙现象严重,近亲繁殖,十方丛林越来越少

最近几年时间,由于佛教快速发展,传法接卷,剃度授戒得以迅速恢复。很多传统的十方丛林存在着走向子孙化的趋势,而且近年来这种趋势不断加剧。虽然子孙庙有利于长期保持所修行宗派和法门的延续性,但同时也要看到其自身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今一些子孙丛林,抢占徒众、封闭信徒、不许信众接触他方佛教丛林,甚至将发心供养他方寺院的徒众赶出山门。客堂外常年悬挂止单牌。不留住外来僧众。若有十方僧众要求入住,甚至要求其更改法名,要改拜本寺住持为师,方许入住。即使在允许十方僧众入住的半子孙丛林,纲领执事亦全是住持徒众,外来十方僧众无法平等参与寺院管理,成为“弱势群体”。佛制僧众六和共住,应和合一味,“如水乳合”,方名得“增益安乐住”。僧众无亲疏之别,无内外派别之分。而半子孙丛林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先天性地埋下了分裂僧团、破其和合的种子。“马祖建丛林,百丈制清规”,十方丛林制度更适合汉传佛教的长久住世。

圣辉大和尚作《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的报告,文中说:“汉传佛教寺院丛林制度和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寺院在民主改革后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仍然符合时代要求,必须继续执行。汉传佛教寺院,都要遵照本会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办法、通则和规定,建立健全两序大众按期推选或礼请住持以及住持到期退位制度;执行住持请职制、僧团羯磨制、十方选贤制,住持请职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把有较高佛教学识、德才兼备的僧人选到重要岗位上,防止将十方丛林变成子孙庙。”

2003年9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决议中说“会议要求全国佛教界要高度警惕将十方丛林变为子孙庙的现象。会议强调,全国佛教界要进一步加强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和全局观念,要摆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不允许任何个人和寺院改变十方丛林任人唯贤的制度,将清净庄严的道场变成任人唯亲的子孙庙。任何个人和寺院必须遵照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规定,有义务贯彻执行本会的决议和决定,不得视而不见,漠然置之。”

太虚大师曾表明自已的愿行说: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他专门撰定《整理僧伽制度论》,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僧伽制度的改革。中国丛林中,最不健康的就是子孙丛林体制。历代祖师、高僧大德,无不防微杜渐地制定清规,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和杜绝“丛林子孙化”的苗头。太虚大师说:“中国民族以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整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


九、面对佛教舆情,社会及网络广传佛教负面信息以及驱僧拆寺事件,四众弟子护法护教职责严重缺失

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有关佛教负面信息就层出不穷。佛教舆情,空前严峻,护法护教,刻不容缓。是佛弟子当以如鲠在喉,如丧考妣之感觉,严持戒律,精进勇猛。

比如,社会上一些唯利是图的团体和居心不良的个人恶意诋毁汉传佛教形象的事件屡禁不止。从“法海你不懂爱”到“和尚不缺钱”这些违背客观历史和基本事实的视频在网络上大肆非法传播。这些假信息不仅给佛教正面形象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同时也让制造这些假消息的始作俑者,给自己造就了无边无尽的地狱果报。

尤其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中小寺院被当地有关管理部门以重新规划为由,强制拆迁或者异地重建,在此期间,由于开发商的野蛮拆迁给寺院的文物保护等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甚至还发生了人身伤害等事件。在这些恶性事件发生所在地,也只有少数信众为寺院,为出家师父提供护持;即便通过网络得知这些信息之后,也鲜有信众能够去热心的积极护法护教。在此,我们善意提醒广大佛弟子,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其自身的异熟因,但也有他人的能作因或者增上缘。从增上缘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护法护教置身事外。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是末法时代众生的共业感召,但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一下,作为一名佛教徒,我是否在这个共业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抱着“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悲悯之心去积极的护法护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佛弟子对护法护教的冷漠和不理解。许多佛弟子本着“修行人不见世间过”的原则,对伤害佛教的事情最终选择了沉默。殊不知,大厦将倾,非一木可独支;倾废之际,无一人可独免。对于护法护教事业,我等当发大勇猛心,大护法心,群策群力,共赴法难,令正法心灯久住,不作最后断种人。


十、轻古重今,轻自重外,轻僧重俗;明显有违戒律及佛制而无人敢说

佛学经典浩瀚,个人根器不同,有心学佛不知从何下手,这是信众时常遇到的难题。大藏经里面的三藏十二部基本上都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经律论,这也造成了今人不热衷于从大藏经里面吸取养分的习惯。更多时候,习惯通过看光盘来学习佛法。光盘内容当然是现代人的讲法音视频。久而久之,由于对大藏经原典的隔膜和生疏,造成了佛弟子轻古重今的毛病。由于各宗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修学次第,我们建议同修一定要按照自宗的修学次第,按部就班的安排自己学修进度,二是对于学有余力的同修,多从原典学起,超越时空与佛陀对话、与祖师对话。争取做到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四法依。

自清末民初以来,汉传佛教开始吸收来自日本和欧洲学界对大藏经的研究成果,如果是对大藏经的校勘、整理成果加以吸收倒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有关日本和欧洲采用考据学手段研究的印度佛教历史(印度佛教思想史)成果也在我国开始流行。对《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和《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等真伪辩论也有了不同声音。这种轻自重外的思潮对有着两千多年传承的汉传大乘佛教造成了直接冲击,这是当今教界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件事情。无论是大小乘之争,抑或是真伪之辩,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在西土祖师的论著里面寻找到确信无疑的答案。所以实在没必要对国内外世俗研究机构的研究结论所迷惑。

很多时候一些学佛大居士以为自己对佛教知识学习的多一些,看不上初入佛门信众,进而轻慢出家人,这种大我慢思想恰恰反映出自身修为缺失。更有一些胆大妄为的二宝居士,不满足于自己护持位身份,索性自建道场,自封老大;或者干脆跑到寺院,撇开僧团,自己当家作主,于是乎也就有了白衣登坛讲法,身披袈裟主法佛事,为人剃度授戒的荒唐事。表面上看造成这些现象的背后原因是利益驱使,实际上,造成这些不良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信众对佛法学习的不够深入。如果大多数信众能够把握佛法的基本奥义,这些二宝居士是没有市场的。

明显有违戒律及佛制而无人敢说。这方面的情况也屡有发生,比如我们偶尔可以看到个别佛门大佬身披绣有诸佛菩萨像的“千佛衣”出现在公众面前,堂而皇之地参加各种重要法事。也有把法嗣、法卷传予白衣者。还有比丘剃度尼众现象。更有甚者,出家人豢养妻室家眷的现象也不是什么秘密可言。等等诸如此类的佛门丑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与其捂着盖着任其恶性发展下去,倒不如教内僧团勇敢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揭伤疤,自我治疗;非要等到相关政府部门出手整理,绝非汉传之福。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这些极个别现象并不能代表当今汉传佛教的主流生态形象。纵观当今世界佛教,汉传佛教依然保持着其千百年的优良传统,“外现声闻相,内秘菩萨行”依然是汉传大乘佛教当今继承者与传播者的主要特点。


结 束 语

正如佛陀在三千多年前,授记他的教法现确已进入末法时期,汉传佛教同样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罢手,置之不理,不再关心汉传佛教的延续。从介绍末法境况的一些大乘佛教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殷勤付嘱菩萨弟子、护法龙天以及末世四众弟子,要坚守戒律、传诵经典,要不畏艰险,勇于护持正法道场和比丘僧团,勉力让正法久住于世。

从践行菩萨道精神这一汉传佛教的根本特色来说,作为每一位大乘行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来关心爱护汉传佛教的延续。佛陀在《大般涅槃经》上把僧俗二众弟子的努力作为正法永续传承的两只重要力量。并指出这两只力量,缺少其一,都不能令正法久住。我们当深体佛心,恪尽本分,依教奉行。

解决上述十大问题的关键办法,还是要从呼吁那些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具有坚定大乘信仰的法师们,积极出来弘法正法,在自利的同时更要兼顾利他。只有弘扬正法的法师越来越多,邪师才没有市场,邪法才能销声匿迹。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某个历史阶段的佛教总体质量和水平,不仅仅只看寺院道场和信众的数量,也要看普通信众对佛法的整体认知水平有多高。同时,也只有提高大多数信众对佛法的总体认知水平,全社会护法护教的力量才会自然加强,世俗社会对佛教的偏见和负面信息才能逐步减少,从而为汉传佛教的延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格局。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现阶段我国汉传佛教的主要矛盾是信众日益增长的宗教信仰需求与弘法资源配置短缺之间的矛盾。就汉传佛教来说,没有弘法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复兴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犹如水中月镜中花,一切都无从谈起。教界只有紧紧抓住人才二字,把培养各类宗教管理人才队伍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尤其把培养具有坚定大乘信仰的弘法人才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来抓,才能有效解决现阶段我国汉传佛教的主要矛盾。

最后,笔者认为,汉传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繁衍生根、延续千年之久,这和佛教的天然自律以及优越的自我净化功能不无关系。而且这种天然自律以及自我净化功能又往往是推动汉传佛教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在此,笔者呼吁四众弟子,响应国家宗教政策号召,严持佛陀戒律,顺应慈悲济世理念,加强佛法知识学习,从自身修为做起,欲做一名合格的佛陀遗教弟子,更要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为此汉传佛教才能长久健康的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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