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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我的学术生涯

更新时间:2018-08-09 16:56:47
作者: 道格拉斯·诺斯  
执行者可能是第三者(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者(报复行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事准则)。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

   我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Economic 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Economic History)。这两本著作试图发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及组织如何演化形成。在欧洲的研究中,我们认定财产权的形成是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照探讨财产权在荷兰与英格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这两组国家的演化过程。

   上述两本著作仍是立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从解释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因此,我开始探究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个人的信念,显然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视的经济学者才会不重视观念、意识形态及偏见。一旦察觉这一点,就不得不对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检讨。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构,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对制度的观点,能够解释何以制度所导致的结果,不能在长期内产生经济成长;(2)发展出一个政治经济的模型,借此来解释制度的基本来源。最后,经济学者还必需掌握,为何人们会形成能影响其选择的意识型态与观念。

   5、经济组织的成本

   科斯对演化中的架构提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连结点.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让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成本。不过科斯所关切的是决定厂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关切的是关系到经济整体表现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经对我提到,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术变动等量齐观,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提供给我审视经济组织成本的切入点。科斯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社会成本问题》,该文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面的分析连结起来。这篇论文所传达的理念是,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制度会塑造市场结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很幸运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诸多同事中,有几位在很早期就认真地研读过科斯的著作。张五常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艾智仁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量度财贷、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成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巴塞尔(YoramBarzel)在张五常离开华盛顿大学前往香港大学后,继续他所留下的工作。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许多,我的下一本书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

   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se in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这项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我开始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研究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在理论介绍的章节之后,我以八章的篇幅,对经济史重新诠释,时间自公元前八千年农业起源时代横跨到20世纪。

   由于我们对政治过程的认识仍有欠缺之处,因此我一直在找寻志趣相投者来共同发展政治—经济模型。列维(Margaret Levi)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她和我规划了一项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对此却是兴趣缺乏。为此,我决定离开任教达三十三年之久的华盛顿大学,而在1983年转到圣路易(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这里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学者及经济学者,希望能发展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这次的转变后来经证实是明智之举。我在该校创立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持续进行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研究。

   6、政府的角色

   政治学在理论上的核心难题,反映在公共选择理论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冲突的观点。新公共选择领域有三部经典:布坎南与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欧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政府组织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选择的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所主张的那样,是一头必须加以控制的巨兽吗?依他们的观点,国家好似一台庞大的窃盗机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财产权的论点,却认为政府能创造安全而富生产力的财产权,成为经济成长的关键。显然我的观点和前述视政府为罪恶的看法是南辕北辙。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由麦迪生(Madison)、汉弥尔敦(Hamilton)及杰伊(Jay)合写的《联邦主义者论文》(The Federalist Papers),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极精彩的说明。事实上,有了国家,你不能作什么,但是没有国家,你也不能作什么。从更深层的分析来看,阿罗的不可能理论,对加总个别选择的整个过程都有其价值。事实上,面对拥有多元价值与偏好的个人,把他们的选择加总起来,并无法得到集体化的理性选择。

   这些议题都有待解决,因此也引发政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表现的基本问题。在《结构与变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以分析如下的课题;既然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可以提升总合所得而增加统治收入,为何仍有统治者要制造出无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呢?事实上,这些无效率统治的源头,不外乎出自竞争限制(统治地位被竞争对手取代的威胁)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统治可能会耗费过高的征税成本,反导致统治者的收入减少)。

   7、政治市场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论》(“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较为一般化的模型,来说明何以政治市场在先天就比经济市场缺乏效率;文中我也运用个人以前发展出来的基本交易成本架构来探讨经济市场。

   交易成本包括测量成本与执行合约成本。在经济市场中,有客观的标准可供衡量交易的财货与劳务的物理特性(如大小、重量、颜色等等);至于合约的执行方面,则有赖司法制度的力量。竞争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经济市场中仍免不了极高的交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场更具有无效率的倾向。在政治市场中,候选人以政见来交换选票;由于每位投票者所占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见的动机并不强烈;同时政治市场也不像经济市场有确保合约执行的机制;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非常不完全。由于政治的议题复杂(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见的动机),导致意识形态的陈腔滥调充斥。换言之,由于政治市场的结构特性以及政治问题的复杂性,稀释了市场效率的诱因。

   在整个80年代,我将精力投注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的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面变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书。在这项研究中,我希望能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我第一步就是将制度从组织中抽离出来。制度是竞赛的规则,而组织则是参与竞赛者。也就是说,组织是由具有某种目标函数的个人所组成。组织可以是厂商、产业公会、合作社(以上为经济组织),也包括政党、立法机构、主管单位(以上为政治组织),或是教会、运动协会、俱乐部(以上为社会组织)。组织以及其内部的开创者在追求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厂商获取最大利润,或是政党赢得选举),可以视为是变革的代理人。由于来自制度架构的诱因,创造了让组织本身得以生存的机会。经济体系具有稀少及竞争的特性,因此组织是处于生存竞争的情况。竞争又促使组织设法修正制度性架构,以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强弱,将会决定制度变革的速率,而变革的方向,则会反映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解释外在环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这套架构来把荷兰与英国的发展经验与西班牙作对照分析。前两国的政府演化,催生了构筑现代经济成长的财产权;至于西班牙则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8、切入主观认知的因素

   在这本书中,我开始认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显然地,对人们为何作出既有的选择,应该提出解释;也应该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或回教基本教义派这类的意识形态,能够长期主宰人们的选择与指引经济的运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认知科学的范畴,理解心灵学习与决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识形态的内涵。1990年以后,我的研究主要是转到这方面的议题上。

   西蒙率先倡言,社会科学研究者亦应探索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主观认知。他也主张,假如决策者本身的知识与计算能力都严重不足时,那么真实世界的状况和决策者的认知之间必然会有差距,这是我们在了解他们决策时必须理清的。此外,对于主观看法的形成,也必须了解其推论过程。不过西蒙所偏重的是有局限性的理性——决策者计算能力的限制;而我所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偏重行为者所能掌握的资讯以及决策作成之后,所接受到不完整的回馈。

   对人类如何发展自己解读与说明周围世界的心智建构,最佳方式是了解人类的学习过程。但是,学习并不只是个人一生经验的产物,也涵盖文化中由过去世代累积的经验。按照哈耶克的说法,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中内含的经验都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而具体地呈现于我们的语言、制度、技术及行事方法上。由过去经验而累积的知识存量,将深植到我们的学习之中,形成影响我们行事作为重要根源——过去的经验,对现在及未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是逐步累加的过程,但在过程中要透过该社会的文化加以过滤,以决定主观的价值。不过,一个社会过去经验的累积,未必能有助于解决新的问题。学习的过程可以说是取决于:(1)一个既定的信念系统如何过滤各种经验所产生的资讯;(2)个人与社会在不同时间所面对的不同经验。

   这种强调认知科学/制度面的研究取向,可望协助我理解过去经济的历史以及当前各种经济的分歧表现。由现代生产经济衍生的非个人化市场,并不会自动形成低交易成本的条件。赛局理论探讨的正是这项课题。在赛局中我们所以愿意与别人合作,必须是赛局会反复进行,我们对于对手过去表现也能完全掌握,而且参与的只有少数人——换言之,是能进行个人化交易的小规模社会。至于难以形成持久合作关系,则是因为赛局并不重复进行(或有一场最后赛局时),缺乏对手的资讯,而且参与人数众多——简言之,这也正是现代化生产经济中非个人化交易盛行而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要改善经济表现,最重要的课题是营造能改变成本效益比(benefit-cost ratios)的制度,以鼓励大家采行合作的方式,因为经济表现有赖于创造有效、也就是具生产性的经济及政治制度。由于政治市场先天上缺乏效率,而政治制度又在经济表现上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长期以来经济表现并不能尽如人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我相信,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上更进一步,必须了解一些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人们如何从事选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理性的假设才是有用的工具;在不确定或模糊的情况下,个人如何选择等等。

   9、充实的人生

   我于1972年第二度结婚,对象是依莉莎白·凯斯(Elisabeth Case);她自此一直扮演了妻子、伴侣、评论者以及编辑的角色,也可以说是我所研究各项专案计划的合作伙伴。由于身兼评论者与编辑,她在我个人发展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转变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确的直觉,能点出我考虑不够周全的部分,并促使我面对模糊与混淆之处,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前面的内容让各位认为我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学术研究上,那是我交待不够清楚。其实我是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进行着演化为经济学家的过程。不错,经济研究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样的活动也掺杂其中,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始终没有忘情于摄影;也一直与一位至友同享垂钓与打猎之乐;我也有两所农场,一所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后来又在华盛顿州买了一所。我也学会驾驶飞机,在60年代,还有属于自己的飞机。佳肴美酒也一直是我的嗜好。此外,音乐也持续在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目前内人和我在夏季时住在密西根北部,这里是适合从事研究的环境,过去的十五年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此完成。整个早上是我研究的时间,下午则溜狗、打网球或游泳,到了晚上,由于住处距因持洛肯音乐营(Interlochen Music Camp)只有16英里,我们每周会去听两、三个晚上的音乐。这里真是能兼顾学术研究与休闲的绝佳地点,让我得以充分体验丰富的人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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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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