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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

——读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更新时间:2018-08-08 12:58:08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易传》看来至少要放在战国中期而不是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礼记》的一些篇目大概也不是汉儒的凭空编造而是渊源有自的先秦著述,《吴越春秋》在《日书》的比照下也可以相信它“包含着年代较早的内容”,《说苑》《新序》被证明它们所记载的先秦史事确实不是刘氏父子的向壁虚造,就连《孔子家语》《孔丛子》这样的书,也可以在出土的简帛中找出源头,而被当做古籍辨伪范例的《古文尚书》,是否孔安国伪造也渐渐成了疑问,至少《文子》《尉缭子》《尸子》《鹖冠子》的由伪而真,就使过去看似定论的古书序列充满了疑窦。问题之二就是,过去看上去很清白的纯粹思想家也不那么纯粹了,那个时代的学术史也不是仅仅由那些思想家的思想表述构成的了,在今天考古发现的简帛文字中,数术、方技、兵家、法律方面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子弹库楚帛书、银雀山汉简《孙武兵法》《孙膑兵法》,马王堆汉帛书《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张家山汉简《汉律》《引书》《脉书》,睡虎地秦简《秦律》《日书》等等,这一方面说明《七略》《汉志》对古代文献的分类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当时学术的现实,一方面说明只看重儒墨道法思想序列的思想史或哲学史并不吻合社会的实际水平,就是那些看似虚玄的思想,其实也有其非常凿实的知识背景。像孔子思想,虽然多数在谈社会伦理等形而上的话题,但其思想却与殷周之礼仪有极深的渊源,马王堆帛书《易传》中之《要》就说到夫子自道“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所谓“殊归”只是“我观其德义耳”,仔细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明白学术史“同源而异流”的脉络。又像道家及黄老之学,表面上多是在谈天道等超越之思,但实际上与古代天文历算占卜医方之学难解难分,如《越语》下范蠡之论“时”“天时”,李学勤先生就指出“看似抽象,实与阴阳数术相通”,与“战国至汉初盛行的黄老道家及阴阳数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李学勤先生此书在这两个问题上都为我们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通过地下简帛与现存典籍的考察为部分学术史文献重新排了次序,纠正了过去的偏颇与失误,通过各种文献之间的关键词语、思想表述的比较为学术史寻找了知识背景,使学术史的描述更贴近当时的文化土壤。不过,在这两方面我还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首先,是对于古代文献的某些记载是否仍应保持一些怀疑与警惕?“走出疑古时代”的意味并不是“回到信古时代”。为了矫枉,过正当然难免,但是有时太过相信古书中的某些成说,又有些令人疑惑,本书中有的地方在考证古书时过于凿实,如从某书传承系统的记载寻找简帛佚籍的具体传人,从文献与文献的一些相同段落或词语论证彼此的承袭关系,我以为多少有些过于落实。古史记载难免挂一漏万,儒分为八,传承系统已经不太清楚,道有多家,就是一个老子加上一个庄子,其前后的师承授受也还是谜,偌大的中国,上下几百年,文化流传的脉络和知识教育的系统实在不是一两部《史记》说得清楚的,与其一一对号入座,不如雾里看花;而现在考古发现也说明,同书异源、同源异书、分分合合、拆拼组合,是战国古书的常事,那时既没有署名之利,又没有版权之争,思想流派之间也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辗转抄撮,钩玄摘要,改头换面也极平常,所以字面或句子的相同未必一定有直接关系。其次,是关于先秦思想流派的互动关系,本书指出了思想流派的交叉影响,也指出了阴阳数术五行思想对各种思想的渗透,但是我总是觉得,阴阳五行在战国时期究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流派,还是一个当时社会的总体的知识背景,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阴阳五行在古代中国是从天文、历算、礼仪、占卜、历史、神话等等知识中被人们逐渐体验到的一种宇宙观,数术方技以此为基础的土壤,儒道思想何尝不用它为自己的背景?庄子说“道术为天下裂”,思想者各持一端,不过“本是同根生”的渊源则使他们在知识背景上不会相去太远,所以,不必说“晚周到西汉初阴阳家思想盛行”,从而影响儒家如《洪范五行传》,也不必说楚帛书中之语句,证明道家对阴阳家有影响,有可能阴阳五行四时八方的思想在当时本来就是“资源共享”的。《太史公自序》里“论六家要旨”将先秦思想分为儒、墨、法、道、名、阴阳,只是汉代人为整理历史思路时,对此前纷纭的思想史的主观概括,有了这种后设的框架,历史与思想才能清理得有条有理,但我们却不必以为先秦思想世界真的已经自报家门竖起了大旗。

   有一次与李学勤先生同车,我冒昧而直率地提到我读此书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可是有很多课题却在此书里滑门而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从内容到文字,都有些太匆匆忙忙的味道。现在想来,这也许是过分的苛求,因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实在给我们提出了太多的挑战,丁公村的陶文是不是文字?良渚玉琮到底是不是通天的法器?濮阳西水坡蚌壳堆就的龙虎之形是否天象中的青龙白虎?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图案究竟象征了什么?这些都不必说了,就说出土的简帛佚籍,它的出现使得清代考据之学的求证方法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学成果连带它的原则都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更使我们从“定论”中得来的古代中国思想图景发生了裂纹,让我们重新思索古代中国文明,古代中国学术史也许从此不再是少数思想家连缀起来的序列,而是一个活生生地存在过的生活过的世界,不再是那几十种著述前后相继的单薄的线索,而是相当多的思想、方法、知识交织起来的绚丽而丰富的历史。那么,一个人的研究能力是难以穷尽其奥秘的,李学勤先生的这部书能够揭示如此多的问题,能够提出如此多的课题,使旧的关于古代中国的学术史的叙述范型动摇,这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开卷有益”了。

   不久的将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向人们挑战,因为地下出土的文字类资料还很多很多,至今还有许多不曾公布。等到公布之后也许还会有更多的疑问需要人们去解决,因为过去被视为当然定论的古代中国学术史,现在看来已经显得简略与草率了。据说,地下发现的简帛佚籍将要给古代文明史增添很多东西,据说,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要给古代典籍平反很多个冤假错案。这实在太好了。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酝酿着变化与更新,可是至今步履艰难,有人希望靠价值评价上的转换,有人期待着分析理论上的变化,有人则尝试在叙述形式上的革新,但是,我以为,有可能真正的突破恰恰是在以典籍的发现与考据为先导的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中。

   地下埋藏的佚籍还能给我们多少次惊喜与困惑?我们还将多少次被迫修改我们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不知道。只知道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事业,它不断地证明,又不断地被证伪。隔着若干个时代,历史家在推断、揣摩古代的情形,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我们面对着当代思想的诘问,又面对着古代资料的挑战,在不断的叙述修改修改叙述的智力运作中,我们与古代对话,体验着古人的心情与思想。在这种时刻,我们特别期望的就是,能够更多看到地下埋藏的古代中国的奥秘,因为每一次发现,都使今人与古人的距离短了一些。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于京西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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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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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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