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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 我们可以通过汉语做何种哲学

更新时间:2018-08-07 16:48:20
作者: 孙周兴  
认为“形式化”是高于“总体化”的。欧洲-西方哲学的主体是以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a)为核心的形式范畴体系。正是这种存在学/本体论的形式范畴体系为希腊的形式科学奠定了观念基础,从而也为近代欧洲的“普遍数理”的知识理想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前提。

   关键在于,“总体化”作为具体的经验科学的方法,并不能体现欧洲-西方思维的本质特征,相反,作为形式科学方法的“形式化”才真正构成欧洲-西方思维的根本要素及其特殊性,或者说欧洲-西方思维的标准范式。进一步我们似乎可以说,“形式化”是非欧民族文化都没有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而“总体化”则是非欧民族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也可能包含和具有的思维-表达方式。倘若不是这样的话,倘若非欧民族没有“总体化”的普遍化思维方法,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非欧民族的文化世界和观念世界呢?我们总不能干脆否认非欧民族是有观念世界的吧?

   就此而言,胡塞尔所揭示的“总体化”与“形式化”之间的“断裂”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因为这个“断裂”(Bruch)可能恰恰意味着欧洲思维与非欧思维的根本差别的分界,或者说,非欧民族的思维方式都没有达到“纯化/纯形式”的层面,完成这个“突破”——超越这个“断裂”——而形成“形式化思维”和“形式科学”。从哲学上讲,非欧民族的思想方式恐怕没有达到欧洲以形式范畴关系的论证为重点和基本任务的先验哲学境界。在此意义上,结论当然只可能是:哲学只是欧洲-西方的,非欧民族文化没有“哲学”,非欧民族的思维都不是“哲学思维”。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这种形式范畴论证的哲学吗?是只有这一种哲学还是有多种哲学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西方内部,除了以本质主义或者柏拉图主义为特征的欧洲主流的哲学传统之外,还有一支在欧洲历史上一直未显山露水的支流,即可以说以“总体化”思维为特征的实存哲学,其中也理当包括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各色经验主义哲学。作为主流本质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实存主义或者以个体-实存为定向的哲学思考,在历史上向来都是欧洲-西方哲学科学文化传统的“异类”,在19世纪中期以来更是在欧洲哲学中兴起的形而上学传统批判工作的集中表现;而在学术立场上,实存哲学/实存主义本身包含着“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或者至少可以说,它推动了以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为基础和内核的欧洲哲学对于自身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反省和批判。这其中的内在联系不难理解。因为个体-实存之思在起点上就含有反对普遍-本质-形式思维的特质,而“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正是以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这在黑格尔那里是多么显赫!)。

   前些年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恐怕更多地是取“本质主义”哲学为西方哲学的标本,甚至一般哲学的标本,以此来比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近些年来关于“存在”和“是”之译名的持久争论,同样地——更是——预设了一个简单等式:哲学=存在学/本体论=本质主义或者柏拉图主义。如果采用前述胡塞尔所做的区分,这个等式也就忽略了“普遍化”思维方式中的“总体化”方式,只把“形式化”思维方式当作西方哲学思维的全部。然则我们很少思量:撇开了源远流长的“实存主义”或“实存哲学”的西方哲学还是完整的西方哲学吗?在哲学史上,就哲思的起点而言,实存哲学的开端至少应该落在亚里士多德那儿。

   对于“总体化”这种“普遍化”方式,也即观念构成方式,我们更应该超出胡塞尔的区分和规定,做一种广义的和多元的理解。我们认为,“总体化”不仅是经验科学的观念来源,也是个体性的实存哲学的基本方法,而且也是文艺的诗意言说的方式,亦即维柯所谓的“诗性共相”的形成方式。这三者(经验科学、实存哲学与诗性文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当年维柯就强调自己与经验主义者培根的亲近关系,认为培根的归纳法也就是他所谓“综合殊相来得出共相的方法”,也正是早期人类的创建者们(即神话诗人们)所用的想象的诗性方法。只不过,维柯是要把培根的方法转用到“研究人类事务方面”的学问上去。

   在近世,海德格尔在前期实存哲学和后期诗性言说两方面的努力最具典型性。前期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正是从胡塞尔关于“总体化”与“形式化”这两种“普遍化”方法的区分入思的。海德格尔同意胡塞尔的这个区分,尤其赞赏胡塞尔通过意向性学说对“关联性思维”的启示,但认为这样还是不够的,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应于胡塞尔讲的“总体化”与“形式化”,海德格尔区分了“客体性质的东西”与“对象性的形式逻辑的东西”,认为这两者构成“理论的东西”;进一步,海德格尔要向“前理论的东西”挺进,认为“理论的东西”是奠基于“前理论的东西”的,“客体性质的东西”起因于“真正的体验世界”(即“世界性质的东西”),而所谓“对象性的形式逻辑的东西”起因于“原始的东西”(即“前世界的东西”)。海德格尔的这种理解已经把胡塞尔的思路实存哲学化了,从而深化和改造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扩大了胡塞尔的“总体化”方法。海德格尔所谓“前理论的东西”,其实首先是行动优先的实存生活世界以及更原始的神秘域(“原始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才把“现象”理解为“内容意义-关联意义-实行意义”三个方向构成的意义整体,并且认为“实行意义”才是其中的核心。在《存在与时间》之前,海德格尔显然是想以“形式显示的现象学”作为他的实存论(实存哲学)的方法,以区别于胡塞尔所说的两种“普遍化”方式。但他这种尝试的哲学后果并不理想,这才有了后期海德格尔向诗性言说的转向。不过,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彻底放弃了前期的实存之思以及所谓“形式显示的现象学”的方法要求,而毋宁说是这种实存之思和方法要求的实现。

   有关实存哲学及其与现代汉语哲学的关系,我在别处已有所讨论。在此我愿意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欧洲-西方主流哲学和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形式超越性”,是一种形式化思维,而因为汉语的非形式语法特性,也即汉语无形式语法,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未形成欧式的形式化超越思维,也即未开展出欧洲哲学的“形式超越性”之维,当然也没有形成欧式的形式科学体系(逻辑、几何、算术等),后者是当今全球技术工业的基础。然而,各民族普遍观念世界的形成方式是多样的,非欧民族文化的文化观念世界不是通过“形式化”方法,而是通过“总体化”方法来构成的。而正如上述,这种“总体化”即便在欧洲哲学范围内也是可以被广义理解的,它不光与具体科学(经验科学)的方法纠缠在一起,也可以用来标识实存哲学(实存主义)的观念构成方式,甚至可以渗透到文艺之中,成为诗意的普遍意义表达的方式,就像海德格尔后期尝试的诗性之思。

   因此,我们固然可以在形式存在学(本体论)意义上把哲学看作西方唯一的,在此意义上就可以说“哲学是西方的”,但根据现实的语境以及我们上面揭示的理由,我们更应该开放地把哲学理解为复数,理解为多种哲学,从而为世界多元文化传统和思想方式留下平等交通的机会。我们看到,汉语思想文化一直保持着关联性思维的传统,与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超越性思维方式具有格格不入的异质性。与之相反,现代西方的实存哲学,特别是经过现象学哲学和方法的洗礼之后,开启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哲学思维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从而更能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相互沟通和印证。

  

现代汉语变得更适合于哲学了吗?

  

   正如我们会追问“何种哲学”一样,我们似乎同样也得提出一个问题:“何种汉语?”尤其应该问一问:经过现代化——语法化和逻辑化——改造之后的现代汉语,是不是更适合于哲学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存在与超越》一文的结尾部分做过一次讨论。我在文中指出:作为西方-欧洲形式科学的基础和核心,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a)是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形式/语法特性紧密联结的;而与存在学/本体论难解难分的神学体现的是西方-欧洲式的超验神性追问,同样植根于欧洲语言文化传统之中。企图用非形式/非语法的汉语言来表达欧洲-西方存在学/本体论的先验形式性,用非超越的汉语言来传达神学的超验神性,这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目标。

   我们这种努力成功了吗?确实,令人吃惊的是汉语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对外来语的抵抗力。特别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汉语世界差不多吸纳了全部西方文明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技术等,而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却是不增反减。这在今日全球人类语言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了。而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汉语的悲观和绝望心态,到今天国人终于重塑对于母语的信心,这种态度的巨大转变的基本动因却是技术上的,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汉字进入了电脑系统。我们突然发现,汉字不仅进入了电脑和互联网,而且已经成了全球语言中输入操作速度最快的文字。

   但我们的问题是:现代汉语是否变得更适合于哲学了?与古代汉语相比较,经过语法的引进、白话文运动、汉字简化运动,特别是通过大规模的学术文化的翻译,现代汉语无疑具有了相对而言的“弱语法”特性,但依然没有改变我们上文所讲的无形式语法的性质。拿前述张东荪的断言“中国言语上没有语尾变化”来说,现代汉语固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词尾日益增加,并且得到普遍化使用,比如名词词尾“品”“性”“度”等,动词词尾“化”等,它们是在西语汉译过程中出现的,是为了对译西语中的词尾(比如“性”对应于英语词尾-ty,-ce,-ness;“度”对应于英语词尾-th;“化”对应于英语词尾-ize),而且多半受到日本译文的影响。如此,张东荪所谓汉语无词尾变化的说法是不是还成立呢?问题恐怕在于,现代汉语中被丰富化的汉语词尾(诸如名词词尾“性”和动词词尾“化”等)是否构成一套形式转换规则,从而形成一个涉及词类区分和数、性、格、态转换的形式语法体系?

   这个问题不好轻松作答,需要另行探讨。本人倾向于认为,现代汉语更多地在胡塞尔所谓“总体化”意义上获得语法范畴,但仍旧没有突破入“形式化”意义上的作为形式科学的语法。在技术工业和全球现代性的巨大压力下,现代汉语思维不断尝试向“超越性思维”(“形式超越性”和“神性超越性”)接近,但其主体仍旧是“关联性思维”——时至今日,汉语在形式科学的表达上的局限,以及在西方哲学/存在学核心范畴的传译上的困难,比如汉语哲学界围绕“存在”(Sein)与“超越”(Transzendenz)这两个译名(以及相关译名)展开的持久争论,都可以表明这一点。

   现代汉语固然已经变得更适于哲学了,但这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只是就它更能通过“总体化”方法表达实存经验来说的。这种表达变得愈加丰富,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愈加明晰,但胡塞尔的“断裂”(Bruch)仍旧构成一种界限和限度。原因在于汉语和汉语思维对于欧洲语言和思维的根本异质性,或者说,就在于汉语对于外来语的强大抵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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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公众号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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