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summit)，是指由多国或多边最高领导人参加的、就国际和地区性问题开展讨论、并预计会达成某些共识或共同纲领性文件的国际间最高级别会议。由于峰会是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级人物(个别有部长级官员做代表)参加，讨论的问题具有各方普遍关切、预期答成共识的可能性，未来的可操作性也相对更有保障，因而受到相关国家及地区组织的重视。根据讨论议题性质和机制规定的不同，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根据参与国家和地区范围不同则有小区域、跨区域和全球性之分。在经济全球化面临新挑战、全球性问题不断发生，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背景下，峰会成为被寄望以解决全球和地区性问题的关键场合和必要途径。峰会外交则顺势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台前。严格意义讲，峰会外交属于多边首脑外交范畴，但近年来包括东亚系列峰会在内，首脑们的“聚会”具有新特点，除了频次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外，主要是其选定议题的指向性更为宽泛，但约束性相对降低。

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EAS)的概念最早由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于2000年提出。2002年第6次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推动10+3领导人会议向东亚峰会演变”是报告提出的9项中长期措施之一。在东盟推动下，首届东亚峰会于2005年12月14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东亚峰会由此启动[1]。2005年首届峰会举办以来，除个别年份因主办国国内政局及气候等因素外，每年东亚峰会与东盟峰会同期举行。峰会为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由当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承办，峰会议题由所有参与国共同审议。各方希望东亚峰会成为一个开放、包容、透明并具有前瞻性的论坛，推动东盟在东亚峰会及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日本是东盟最早的对话伙伴国之一，在东南亚地区拥有重大利益。日本重视对东盟及东南亚各国的外交特别是首脑外交，具有谋划的长远性、实施的一惯性和调整的及时性特点。东南亚地区每年一度举办的东亚系列峰会，日本方面在领导人层面的首脑间交流，外务省、经产省等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到产官学部门具体落实行动计划，各方面倾注了巨大的智力、人力、物力。2017年11月9日-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菲律宾举办东亚系列峰会以及稍早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越南峰会之机，开展了密集的峰会外交。实现了日本与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下的首脑会谈、日本与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日本与APEC主办国越南以及日本与中、美、俄、印、澳等重要国家的双边范围内的穿梭交流。

文章以日本在东南亚实施峰会外交为视角，对峰会外交的定义、日本在东南亚推展峰会外交的背景、主要实施途径、风格以及外交目标的实现度做简要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与建议。

一、日本重视东亚峰会外交的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进程提速以来，东盟争当区域经济合作中心的念头与日俱增。作为东亚唯一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经济实力的日本曾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盟实力的壮大使得日本对东南亚的关注一如既往。但这期间，另外两个重要因素影响了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一是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挑战，即中国与东盟关系实现跳跃式发展，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攀升；二是美国政权更替带来的牵引，即奥巴马政权调整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机遇”，特朗普上台带来的“冲击”；三是印度、澳大利亚及俄罗斯等相关地区大国对该地区的持续关注与渗透。

(一) 东盟以“平衡外交”周旋于大国之间

平衡外交，一般指不排除大国在地区的存在和影响，而是利用各大国的优势、之间的矛盾以及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地区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2]。国际政治的逻辑是大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体，实力对比(或者称权力结构)和战略关系决定着国际体系的格局和演进[3]。与之对应，小国作为国际体系的被动接受者，行为和外交战略被所处的国际体系所左右。小国与大国相比，具有天然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安全、经济等各方面对外部世界的高依存度。

小国需要借助大国力量达到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实现自身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多数东南亚小国，由于自身因素的限制，形成了依赖美国保安全，依赖中国求发展的外交模式。东盟则力求通过平衡外交，避免出现中美联合或单独主导本地区事务的局面[4]。东盟利用轮流主办东亚峰会等机会，通过设定议题、调节大国间矛盾，在中、美、日、俄、印等大国之间寻求政治、经济、安全等自身利益。早在讨论东亚峰会议题的初期，希望轮流主办峰会的东盟提出了“入会”的3个基本条件：一是该国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二是该国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三是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2011年11月的东亚峰会有18个参与国，即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俄罗斯8国，因此，峰会也被称为“10+8”峰会，并一直延续至今。

日本重视在东南亚的峰会外交，与东盟地位的提高及本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10+3合作，到2007年《东盟宪章》发布的10年间，以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为主渠道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东盟自贸区成立(2000年)和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2001年启动、2010年成立)，清迈倡议提出(2000年)以及将清迈倡议进一步升级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2010年启动、2014年实施)。从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举办，到2015年末“东盟共同体”宣布成立，该十年间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稳健向前推进。期间，2012年的东盟领导峰会上提议，东盟提议与作为对话伙伴的东亚六国开始“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表明东盟希望以其为中心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愿望。

总之，日本认识到东盟及东南亚小国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也认识到东盟充当地区事务平衡角色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日本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技术转让等惠及民生的务实经济外交，通过首脑互访、军事援助、民间交流等政治与安全领域的接触，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二)中国——东盟全面合作不断升级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1997年首次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来，中国——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不断迈进。2003年，双方宣布建成战略伙伴关系，到201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东盟关系“黄金十年”取得丰硕成果。2014年中国—东盟 “钻石十年”开局，2017年东盟与中国“10+1”首脑会谈开启20周年，中国——东盟关系步入起点更高、内涵更广、合作更深的新阶段。

到2017年，中国已与东盟举行20余次领导人会议。此外，还召开过几次中国——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包括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性肺炎问题特别会议(2003年)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2006年)。通过领导人会议，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战略规划和指导。此外，中国和东盟已建立外交、商务、文化、交通、海关署长、总检察长、卫生、电信、新闻、质检和打击跨国犯罪11个部长级机制。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4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4 803.9亿美元，同比增长8.3%。其中，中国向东盟出口2 720.7亿美元，东盟向中国出口2 083.2亿美元。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设定了到2015年双方贸易额5 000亿美元、2020年10 000亿美元以及2013年到2020年，新增双向投资1 500亿美元的目标[5]。

作为东亚经济起飞的赶超者，崛起中的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可谓迅速。但经长期积累，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利益巨大。对于中国东盟关系的突飞猛进，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近五年来，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再度屡创新高。日本东南亚学者西口清胜教授综合“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发布的各年《世界贸易投资报告》，指出“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余额由1996年末的532亿美元锐减到2001年末的284亿美元，但之后投资不断增加，2006年投资余额上升到498亿美元、2011年激增至1 100亿美元，到2015年更增加到1 670亿美元，增长趋势明显。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投资中，东盟成为最大的投资对象，占比46.5%，远远高于对中国30.3%的投资比例”[6]。

(三)东盟成为主要国家特别峰会嘉宾

进入21世纪，包括东南亚十国在内，东亚地区的经济形势普遍看好，成为除北美、欧洲之外的世界经济第三极。一方面，东盟超过6亿的巨大人口基数、45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近2.5万亿美元的GDP总量，加上较快的经济增长率，其未来的增长潜力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东盟还是众多贸易、投资和非传统安全倡议的轴心(如“10+1”、“10+3”、“10+6”、RCEP、东亚 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袖手旁观”令东南亚各国极度失望，但以东盟加中日韩(10+3)为主渠道的东亚经济合作取得积极进展。9.11之后，以反恐为主要任务的小布什政权，对东亚地区事务疏于介入，时任国务卿赖斯甚至缺席历次东盟地区论坛(ARF)。奥巴马执政后，东南亚再度进入美国战略视野。2009年2月，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印度尼西亚。之后，除国务卿之外，国防部长及其他高级别军事和安全官员也频繁造访东南亚。2010年9月24日，美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在纽约举行美国——东盟首次峰会，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海上安全”“自由航行”的重要性。美国专家认为，尽管这次峰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却意味着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步骤在推进。2011年之后，除了2013年临时取消访问，奥巴马每年出席东盟主办的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峰会。

2016年2月15日，加州“阳光庄园”，为期两天的东盟峰会在此召开。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了会议。在15日的开幕致辞中，奥巴马向中国传达了强硬信息，称南海纠纷必须以和平而非威吓的方式解决。奥巴马谈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区域秩序按国际规则和规范，包括航行自由得到遵守，以及通过和平和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争端。峰会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似乎令华盛顿失望，声明没有提及中国，东盟各国也并未就南海问题达成统一立场。

除了美国之外，印度、澳大利亚乃至韩国都竞相与东盟举办首脑特别峰会，意在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在不同领域开启合作。2018年1月25日，新德里举办了主题为“共享的价值、共同的命运”的东盟——印度纪念峰会，并邀请东盟领导人参加26日的印度第69届共和国日阅兵式。印度希望借此强调其尊重东盟方式、支持东盟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中心地位。为了体现印度和东盟的团结，26日的阅兵式上展示了印度和东盟10国的国旗。

2018年3月18日，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在悉尼落下帷幕。这是澳大利亚第1次作为东道主，邀请东盟国家领导人召开峰会，峰会主要聚焦安全和经济领域合作。与会各方联合发布了《悉尼声明》。声明说，此次特别峰会标志着东盟和澳大利亚走进关系日益紧密的新时代。在经济领域，双方重申将加强贸易投资，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繁荣。双方均承诺保持市场自由、开放，强调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承诺将深化东盟同澳大利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一般认为，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合作以及推动美日印澳四方的“印太战略”合作，体现出澳大利亚希望在步调上与美国一致。尽管澳大利亚与美国在与中国对抗的思路上趋同，但与其说是为了对抗中国，不如说是缘于与美国的捆绑。

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经济体，韩国在2009年和2014年举办了两次“韩国——东盟特别峰会”，2014年是韩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当时新上台的朴槿惠政权希望加强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外交领域充实韩——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二、日本东亚峰会外交的主要路径

2017年11月14-16日，菲律宾主办了第12届东亚系列峰会，时值东盟成立50周年及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启动20周年，本年度峰会引来各方关注。除例行的东盟首脑峰会、几个东盟10+1峰会以及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谈之外，此次东亚合作系列峰会期间，举行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首次领导人会议，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提速的新契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开局阶段的一次重要行动，李克强总理出席峰会，阐述中方关于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日本一贯重视与东盟领导人之间的密切交往，自上而下强化双边关系。除了利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例行的日本东盟系列峰会、日本与东盟10+1首脑会议、东盟10+3首脑会议的固定模式以及2005年开始举办的东亚首脑峰会之外，日本政府利用“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和“日本—湄公河流域首脑会议”的平台，高调展示对东盟国家的“峰会外交”，并通过高规格接待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政府首脑以及帮助东南亚各国在安保、教育、缩小地区差距等，在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一)日本——东盟首脑特别峰会

2013年12月12日至15日，“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于日本东京迎宾馆举行，这是东盟10国领导人第2次齐聚日本，而首次域外聚会是十年前的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两次特别首脑会议具有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平衡与遏制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2003年12月中旬，“日本——东盟首次特别首脑会议”召开。在中国与东盟签署建立自贸区协议、双边关系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之际，日本出于平衡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的目的，力图拉近与东盟关系，巩固东南亚作为日本重要的资源、能源来源地与商品市场。

十年后的2013年12月中旬，第2次“特别首脑会议”是在中日钓鱼岛主权归属纷争导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举办的。这是日本意欲争取东盟，特别是为密切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国家的关系，配合美国重返东亚战略而采取的新举措。同时，在经济合作领域，2010年开始，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中国和日本的贸易额，而ASEAN+6的贸易结构已经从以日本为中心转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格局。

日本政府为营造本次峰会气氛，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自民党夺回政权之后不到一个月，副首相兼外相麻生便迅速出访缅甸，重申民主党野田内阁免除债务的承诺，为安倍首相访问缅甸铺路。安倍晋三首相更是在2012年12月上台后不到一年时间内，访问了全部10个东盟国家，创造了日本首相地区出访的记录。

2013年特别峰会的成果，双方通过了“为未来双边关系指明方向”的《日本东盟关系中长期展望》，表明双边“伙伴关系”的4个支柱：和平安定的伙伴；繁荣的伙伴；创造更好生活的伙伴；心心相通的伙伴。安倍首相在与东盟首脑会谈中表示，日本将在70个项目上对东盟提供援助，主要集中在软件设施、消减贫困、医疗保健等民生方面。并继续为东盟克服各国经济发展差距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援，即在5年内向东盟提供2兆日元ODA贷款，设立1亿美元日本东盟统合基金(JAIF)。

日本表示支持东盟2015年实现“东盟共同体”的目标并宣示提供有力帮助，参与并推动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框架。东盟国家则感谢日本一贯支持东盟一体化及经济发展，希望日本在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二)日本——湄公河五国峰会

2017年11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马尼拉主持了日本与湄公河五国首脑第9次峰会。安倍首相在致辞中提出：(1)促进与快速发展的湄公河五国的合作极为重要。2017年是《新东京战略2015》的第2年，取得了积极成果；(2)今后在官民一体为湄公河流域提供援助的同时，日本需要按国际规范加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在人才培养、医疗保健、环境技术等领域推广日本的经验；(3)2017年是日本在柬埔寨参与国际维和25周年，日本将在“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下，为湄公河流域的和平、安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积极协助湄公河各国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8]。

日本——湄公河流域首脑会议，始于民主党政权的鸠山由纪夫内阁。2009年11月，上台仅两月的民主党政权首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接待了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波松、缅甸总理登盛、泰国总理阿披实和越南总理阮晋勇，由此每年一度的日本与大湄公河流域五国首脑会谈机制形成。首届会议通过了《东京宣言》和《63项行动计划》。

2012年4月，民主党野田佳彦内阁时期，在与大湄公河流域五国举行第4次峰会时，双方发表了《东京战略：2012》的共同文件，并宣布基于野田建议内容基础上的“行动计划”，即完善“东西走廊”等跨国运输路线，改善五国交通；缩小各国间经济差距，实现均衡发展；重视公共卫生和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野田内阁还承诺免除缅甸37亿美元的债务。此次日本——大湄公河流域首脑会议，通过了民主党野田内阁时期双方签署的《东京战略：2012》中期报告，并明确了日本将继续对大湄公河流域五国提供2 000亿日元贷款援助的意向。

2015年安倍内阁实施的第3期对湄公河五国的援助计划中，承诺在2016年—2018年间，日本提供总额7 50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双方签署了名为《日本-湄公合作之新东京战略2015》的共同文件，包括硬件、软件、自然、人文等方面的内容。

硬件方面：强化产业基础设施及区域内外的硬件连接。建设庞大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包括产业基础设备，陆、海、空硬件连接等。

软件方面：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相关人才培养。软件连接主要是指制度连接、经济连接以及人与人的连接。提出建设绿色湄公，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提供支援。

2015年8月，第8次“日本——湄公外长会议”上，发布了与《新东京战略2015》相关的“行动计划”。随后的经济部长会议采纳了《湄公产业开发展望2016-2020》。该“展望”指出，湄公河地区不只是生产和出口的据点，也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推动以驻泰国日本企业为中心的“泰国+1”模式，实现柬埔寨、老挝及缅甸的工业化。通过打造各国的优势产业并相互补充，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目标。

“展望”确定了三大支柱：一是与近邻国家的伙伴关系；二是构筑高端产业结构；三是支撑价值链的基础设施投资。

日本认为，湄公河地区处于连接中国、印度及东盟其他国家的枢纽，将成为囊括这些地区的亚洲乃至世界的价值链核心。日本经产省预期“展望”的实施，到2020年的五年内，将为湄公河地区新增200亿美元产值，相当于该地区GDP的2%。

通过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首脑会议，日本找到了东盟外交的新重点。安倍晋三首相特别提到了日本支援缅甸政府民主化改革、强化依法治国、经济改革和国内和解的努力。在第4次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首脑的峰会上，日本和越南还就促进海上安全保障以及早日缔结《南海行动规范》达成了一致。在谈到关于东盟部分成员国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时，越南总理表示：“为了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都应提供合作。”这意味着越南等国希望日本等地区外的国家能够积极介入到南海问题中来。

(三)10+渠道的首脑交流

日本与东盟10国领导人的会见是每年与东亚系列峰会同期举行的日本东盟间首脑外交的重要一环。日本领导人在此向东盟各国领导人介绍阐述日本的政策主张以及日本发展与东盟关系的主张。

2017年11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东盟十国领导人举行10+1框架下的首脑会谈， 安倍在讲话中祝贺东盟成立50周年，并展望未来50年与东盟一道促进基于法律支配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期待与“面向印太两大洋”的东盟共同“引领世界”。

关于与东盟合作的方针安倍指出：在2013年日本东盟10+1特别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安定的伙伴、繁荣的伙伴、美好生活的伙伴以及心心相印的伙伴”四个领域，利用亚开行(ADB)等机构的作用，支援东盟共同体建设”。东盟方面则对安倍在众议院选举的胜利表示祝贺，对日本在高质量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建议给予良好评价。

日本外务省网站特别注明2017年8月河野外相在日美2+2会谈后记者会上提出的今后3年间为加强海上执法能力，3年间提供550亿日元援助，如向越南海警提供巡视船，向菲律宾海岸警备队提供巡视船，向马来西亚海巡部门提供航行模拟装置等训练器材[9]。

2017年11月14日的东盟与中日韩10+3峰会上，安倍回顾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10+3合作在粮食安全、能源、环境、卫生保健等领域不断扩大的合作，表示日本欢迎13国外长会议上通过的“10+3合作计划2018-2022”,提议合作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势头，提高世界经济预测性，减轻脆弱性。强化相关机构的职能，维护和加强自由贸易体制。关于10+3合作的未来展望，安倍再次强调其力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及在此战略框架下从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软件建设方面，强化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在谈到积极配合RCEP谈判时，再次重申其高规格的TPP标准。安倍并说明朝鲜核开发与绑架人质事件依然是其内阁的最重要课题[10]。

(四)轮值主席国成为峰会外交重点

与东盟轮值主席国外交是日本近年来峰会外交一个新侧重。以此届担任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为例，2017年日本与菲律宾首脑会见多达5次。按安倍首相在2017年10月30日接待来访的杜特尔特致辞时表述的，“在年初1月访问菲律宾以来，这已经是一年间的第四次会谈，频繁的交往加深了友谊”，并期待“两周后再次(借参加东亚系列峰会之机)访问菲律宾”。表示日本全力支持菲律宾作为轮值主席国的工作。

在2017年初访问菲律宾时，安倍承诺今后五年内向菲律宾提供总额高达1万亿日元的各种援助。峰会开幕前杜特尔特总统访问期间，将交换五年间合作的文书，向世界宣示两国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的援助中除包括首都圈铁路项目及与地方城市连接等基础设施之外，安倍强调在反恐及海上安全方面的援助。2017年10月25日，向菲律宾国家警察提供40台警备车辆、11月将有3艘巡逻艇服役和3艘小型高速艇交接仪式。为了保证巡逻艇的使用效果，日本将提供监视雷达，海上保安厅成立技术支援团队于11月在马尼拉开始初期培训等。

杜特尔特称，对菲律宾来说，这些无一例外是其重要的过程。认为日本是菲律宾真正的朋友，希望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首脑就朝鲜核问题、海上安全问题以及即将召开的东亚系列首脑会议等日本认为重要的领域交换了意见。安倍并重申全面支持杜特尔特主持的这次峰会圆满成功[11]。

三、日本东亚峰会外交的效果与启示

东亚峰会作为东亚地区一个新的合作形式，其主要作用是致力于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东亚峰会成立以来为增进各方理解与互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各方支持东亚峰会作为“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的定位，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奉行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等“东盟方式”，积极务实推动对话合作。在经济发展方面，各方大力支持地区互联互通，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加强社会民生领域合作。在政治安全方面，在中国的倡导下，峰会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外交传统，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支持各方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探讨区域安全架构建设，妥善处理热点敏感问题。

日本通过包括东亚系列峰会外交等渠道，政经结合、朝野合力，在东南亚地区赢得一定程度的口碑，日本也把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当作主要亲日国家看待。东盟多数国家对日本的印象相对温和友好，尤其是个别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甚至积极主动拉近与日本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特殊”关系。

但东盟国家不愿意看见中日在政治及安全层面就本地区展开竞争，也力避作为小国在中美或者在中日等大国之间“选边站”的尴尬处境。中国保持对东盟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尊重东盟核心作用，构筑合作平台。东盟已于2015年底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主张以东盟为基轴、以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为平台，加速东亚区域合作步伐。东盟提出以10+6为核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符合中国的利益与关切。与东盟携手推进RCEP，这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东盟主导的RCEP一旦达成，将形成一个总人口达30亿、GDP总和超过20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在此基础上，一个更大范围亚太自贸区(FTAAP)的目标有望加速实现。

2.加强双边外交，增进友好交流。巩固与传统友好国家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强与东盟大国印尼的关系，最大限度争取越南的“亲华”派势力，保持现阶段中国与菲律宾关系的改善势头尤为重要。随着东盟经济的发展、东亚峰会成员的增加以及地缘政治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东盟作为地区合作主导者的地位将不断增强。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等应发挥各自优势，在东亚系列峰会、中国——东盟10+1首脑会谈，各分领域高官会议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ARF、香格里拉对话、亚信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机会，向东盟各国领导人和民间人士阐述中国的主张，最大限度得到东盟国家的支持与配合。

3.加强对日外交，维护稳定大局。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国——东盟——日本三边关系如何维系与调整，对中国的地区外交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日本的分量不是比以前减少了而是增加了。2017年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中日关系已经出现回暖迹象。包括安倍首相在内，日本现内阁重要成员在多个场合表达了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信号，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表现出正面意向。东南亚是中日两国都重视的地域，东盟也是中日政府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东南亚未来庞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与技术需求将给中日两国提供竞争与合作的平台。

以中日相互理解为基础，加强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促进东亚乃至亚太各国繁荣发展并将惠及亚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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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本外務省.第九回日本メコン首脳会談[EB/OL].[2017-12-30].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ea1/page3_002290.html.

[9]日本外务省.日ASEAN首脳会議[EB/OL].[2017-12-30].http://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11_000055.html.

[10]日本外务省.第20回ASEAN+3(日中韓)首脳会議[EB/OL].[2017-12-30].http://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3_002293.html.

[11]日本外务省.日·フィリピン首脳会談[EB/OL].[2017-12-30].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ea2/ph/page4_003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