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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谁是陌生人?

更新时间:2018-08-06 23:16:46
作者: 泮伟江  
可以发现西美尔基本上是将陌生人放到现代性根本处境的视野下进行考虑的。也就是说,西美尔关切的其实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即陌生人要素在现代社会的构成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这方面,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传统中的两位研究者,即慕尼黑大学的纳塞希与波恩大学的施蒂希韦的陌生人研究很值得关注。纳塞希曾经指出,陌生人研究的一个关键就是说清楚陌生人被社会性建构起来的条件是什么。纳塞希认为,多数陌生人研究文献的现象基础与灵感来源,都是十八与十九世纪的历史经验,而二十世纪末以来,陌生人研究的经验基础,早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例如,目前的社会状况是,人们往往对陌生人更了解,而对熟人更陌生。

   施蒂希韦是卢曼的学生,卢曼去世以后,他是卢曼在比勒菲尔德大学教席的继承人。施蒂希韦明确提出了陌生人概念的普遍化问题,提出要建构一种能够适用于所有历史阶段的,能够作为比较历史社会学工具的陌生人概念。施蒂希韦借助于卢曼关于意义三个层次的理论,也从三个层次来建构陌生人的概念。在事实层次,陌生人是一个文化概念,涉及的是跨文化的理解问题,因此陌生人意味着难以理解性。在社会的层次,陌生人意味着不具有群体内归属性,因此属于被群体排斥而不是被包容的人。在时间与空间方面,陌生人具有西美尔曾经揭示的既远又近的属性。完整的陌生人概念同时包含这三个层次的含义。

   施蒂希韦虽然也同意,陌生人构成了社交生活中敌人∕朋友区分本身的对立面,既无法被归入敌人,也无法被归为朋友。但与鲍曼的观察不同的是,施蒂希韦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社交结构中的敌我关系并不是主流状态,反而是例外状态,而在敌人与朋友之外大量存在的陌生人,作为“庸常的人们”(commonplace folk),反而成了社会交往中最常见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新的逻辑结构,并对社会交往情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在社会交往中,存在着大量的“礼貌性的疏忽”(civil inattention),或者类似于医生对病人的那种“超然的关怀”(detached concern)。施蒂希韦则将它称作有意的冷淡。此种冷淡逻辑,已经变成了现代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规则。人们通常仅仅对交往对象的某些特定内容有兴趣,而选择性地忽视交往对象其他方面的内涵。例如,医生并不关心病人的家庭关系,而仅仅对病人的病情感兴趣,交通警察也仅仅关心交通违章情况,而不会去关心违章者个人爱好是什么。

   纳塞希与施蒂希韦在陌生人概念的普遍化方面,确实有了实质性推进,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这很可能是与陌生人意象的误导性有关。西美尔的陌生人研究本意是关注现代社会秩序的构成问题,但陌生人这个概念意象本身蕴含着一种极大的牵引力量,将后人思考的方向扭转到对陌生人个体生活处境的观察与反思。

   如果我们向卢曼学习,将陌生人概念彻底抽象化,就可以发现,作为秩序建构基本要素的陌生人,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人,而是个体生存所依赖的整个意义参考的框架。西方社会学关于陌生人的研究,总是停留在移民问题的层次,而基本上看不到陌生人社会的探讨与研究,恰恰与此相关。事实上,这样彻底抽象化与普遍化的陌生人的概念可能性,与中国人的现代转型经验和感受更符合。虽然未被严格地概念化,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处境中,我们反而较为常见地使用“陌生人社会”的概念与意向。

   如果我们从意义的参考框架来理解西美尔的陌生人问题意识,那么陌生人问题并不仅仅是与陌生人在同一个社区共同生活的问题。尤其是,自从英国完成现代性转型,实现了大规模陌生社会的治理后,西美尔所揭示的陌生人的那种“既远又近”的性质,其具体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情境中,由于现代交通与媒介技术的发达,生活在远方的陌生人,同样通过各种商品和服务与我们发生密切的关系。虽然这些居住在远方的陌生人并不居住在我们中间,但我们日常生活中却与他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卧室也许是现代人最隐私的处所了,但现代人卧室中的大部分物品都是由陌生人生产,并由陌生人卖给我们的。我们与远方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

   在传统的社区中,人们交往所依赖的基础框架,主要是通过长期直接接触和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格的自我同一性。由于人们在各种生活情境中,都会频繁地接触与交往,所以这种人格的自我同一性能够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但随着社会演化,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强,尤其是随着远程贸易与交往的出现和发展,此种建立在人格自我同一性基础上的社会交往早就不够用了。社会必须发展出更复杂和更具有抽象性的基础性的参考框架。例如,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就是一种比人格的自我同一性抽象程度更高的社会交往的基础性参考框架。卢曼曾经按照抽象程度的不同,总结出了四个层次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基础性框架,即人格的自我同一性、社会角色、社会程式与价值观。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社会角色与社会程式这两个类型的基础参考框架最重要(卢曼:《法社会学》)。

   陌生人社会的关键含义并非是由大量陌生人共同生活组成的社会,而是整个社会中用以为个体生活提供参照的基础性参照框架,是以陌生人为典型形象而构造出来的。因此,通过基础性参考框架的可靠性与稳定性的保障,人们就愿意向陌生人投资信任并承担这笔投资所可能存在的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蒂希韦揭示的人际交往的冷淡风成为普遍现象,才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释。

   从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家都忧心忡忡一个问题,即一个纯粹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很可能不过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实现成功的社会整合。而像鲍曼这样的社会学则反过来忧虑,高度同质化的社群主义文化,很可能滋养出压制与排斥陌生人的专制主义。但如果我们采用参照框架的概念,就可以发现基础性参考框架的演化,此种参考框架的演化与成熟,未必以牺牲各种地方性的社区为代价。同时,这种参考框架虽然不会取代各种地方性社区内部的各种当面交往的频率,但却改变了此种交往与互动的背景,从而也渗透进了此种当面沟通与交往的性质。如今,很难想象任何熟人之间的当面互动与沟通,不需要以预设一个更大范围的抽象而普遍的大参考框架为基础与背景。例如,当两个熟人面对面讨论天气时,他们不仅抬头看看天上有没有太阳,同时还会打开手机的天气APP应用,参考气象局提供的各种数据。我们与人聊天时,也往往会根据对方的职业、教育背景等信息为参考,对对方的聊天内容做出判断。

   当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陌生人是一个具有丰富潜能的概念。处于不同时代处境的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问题意识,而揭示和挖掘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某种方向的潜能,将其理论化,从而发展出适合自身社会与时代需要的陌生人理论。我所尝试的这种将陌生人概念充分抽象化,进而发展出陌生人社会的理论,当然也是基于中国当下社会转型的历史处境与经验感受,而对这个概念进行分析与处理的一种初步尝试。也期待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既能够充分吸收西方陌生人研究的丰富养料,同时也能够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处境,发展出我们自己的陌生人研究范式。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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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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