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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读梁漱溟

更新时间:2018-08-06 23:12:21
作者: 钱理群 (进入专栏)  
偌大一个民族,有这么些人在一块生活,他总有他过日子的方法,总有他的规矩、制度、道理一套东西”,“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是变不得的”,但又必须“待老道理的粗处浅处需要改变处,通统破坏完了,然后才有转机,才能从真精神发出新芽,转出一个新局面来”。在梁漱溟看来,这样的老道理虽然近几十年在城市里遭到了较大破坏,但在乡村仍有保存;更重要的是,这些老道理本来就产生在中国传统的乡民社会里,乡村就自然成为其有形的载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选择:“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是‘乡村建设’”。[30]由此我们也就懂得:梁漱溟提出要从乡村建设入手,来创造新社会制度、新文化,就是要通过乡村的组织与建设,使中国传统的“老道理”得以复兴。梁漱溟强调,这是“老根复活”,是“旧生命”的“新创造”,一种“再生”,而绝不是复古复旧。[31]可以说,乡村建设是梁漱溟终于找到的中国文化、中国民族再生自救之路。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个人人生上的自救之路。他曾经如此“言志”:“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信赖于他”。[32]因此他放弃北大的教职,毅然到农村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为彷徨苦闷中的国人指出方向,并以行动获取信赖,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理想。梁漱溟一再申明,著书立说当教授、学者本非他所愿;他要做的,是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这样,梁漱溟也就为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打上了自己个人的鲜明印记。从表面上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人,他们也都提出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强调中西融合;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倾向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吸取,着眼于寻找传统与西学的联接点,比如晏阳初开掘的儒学资源,即是其“民本主义”(“民为邦本”),以和西方人本主义与现代人权、民主思想相衔接。用晏阳初的话,就是要“保持和发展中国社会民主哲学的宝贵财产,引进和实行西方政治民主思想的精华,以此奠定现代民主中国的基础”。[33]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晏阳初等走的是一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乡村改造之路。而如前所说,梁漱溟恰恰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一种批判性的审视;他强调的不是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契合之处,而恰恰是不同于西方,而在梁漱溟看来,又是高于西方的儒家思想之本,即他说的“中国老道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漱溟奉行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乡村建设路线。

   这大概也是今天讨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意义所在:晏阳初等的民主政治之路,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其中许多观念都已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势;现在正需要从梁漱溟这里看到另一种观念、思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可能性,以便和我们原有的乡村建设认识,形成一个张力,撑开我们的思维与想象空间。也许我们最后仍然不能认同梁漱溟的观念和主张,但他的思考与实践,却可以使我们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复杂化,立体化,多元化。

  

   (二)

  

   以上是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总体讨论:他为什么要做?他要做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他怎么做?他主张乡村建设的路怎么走?这里,又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何在,依靠什么力量推动乡村建设?梁漱溟的回答同样干脆而明确:“中国问题最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在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

   为什么必须依靠知识分子首先发动?这关系到梁漱溟对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一个“由外面问题引发内部问题”的由外到内的运动。他具体分析说,外面引发力量有三,一是“受外部压迫打击,激起自己内部整顿改革的要求”,二是“领会了外来的新理想,发动其对固有文化革命的要求”,三是近代历史发展将中国“卷入到外面世界漩涡来,强迫地构生一个全新的中国问题”。这就决定了首先觉悟中国问题,要求乡村变革的,必然是“最先和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乡村改造与建设的最初动力,不可能直接来自“乡村居民”自身,而只能“先知先觉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乡村改造与建设中是“主”而不是“宾”。[34]

   梁漱溟同时强调:“社会的生路要在乡村求,知识分子的生路也要在乡村求”。这是梁漱溟的一个信念: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在乡村。他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精神发展之路,作了这样的分析与概括:首先要“走出乡村”,这样才能“与西洋文明接气”,并产生改造与建设乡村的要求;于是,又要“回到乡村”,“建设新社会”,同时也找到自我生命的归宿。正是在这一“出”一“回”之间,“完成东西方文明的沟通工作”,实现了知识分子的使命。[35]——我想,今天中国的志愿者读到梁漱溟当年的这一总结自会有亲切感:因为许多年轻朋友也正是在践行这样的“出去——归来”的人生轨迹。

   梁漱溟认为,作为志愿者来到乡村的知识分子,其主要作用是“沟通”。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运动,乡村建设绝不能是自我封闭的,而必须“让内地乡村生活与外面世界交通,借以引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这就要依靠志愿者“内外相通,上下相连”,“使下边社会实际问题与上边学术研究机关相连”[36],同时把作为教员的志愿者的“知识头脑与本地人之实际经验”结合起来。[37]

   当然,作为乡村社会运动,不仅运动推动者的知识分子应占“主导”地位,本地的居民更应该是“主体”。道理是明显的:“单靠乡村以外的人来救济乡村是不行的”,更何况外边人“不了解乡村的情形,不知道乡村的需要,所用的方法不合,结果往往祸害了乡村”,因此,乡村建设运动顺利、健康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启发农民自觉”,吸引其广泛参与,并发挥主动性。[38]

   以上所说“知识分子(志愿者)与农民的结合”,也即所谓“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的相互“接气”,[39]其实是三、四十年代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的一个共识,我们已多有讨论。能够构成梁漱溟个人特色的,是他所提出的“乡村居民”的概念,并以全体乡村居民为发动与依靠对象。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即他不赞成同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乡村作阶级的划分,从“农工、无产者、被压迫者中”寻求动力;在他看来,中国农村“不独没有形成阶级的对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也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所掩”。[40]他提出“乡村居民”的概念,就是要强调这样的“地方乡土”与“家族”关系中的共同性,以形成建立在亲情与乡亲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而反对夸大经济地位的区别而制造对立和相互斗争。他以为后者会导致乡村的分裂,而不利于乡村的和谐、统一与建设。不仅如此,在他看来,在乡村家族、宗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乡绅,不但不能像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那样,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且也应该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动力与依靠对象。因此,在他设计里的“村学、乡学”组织结构里,除了包括“村中和乡中男妇老少一切人等”的“学众”之外,还有“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和“村中和乡中品德最尊的人”,分别担任“乡董”与“乡长”,在乡村建设中实际居于领导的地位。[41]——我们将在下文对此再作详尽讨论。

   第二,问题是,发动起知识分子和乡村居民以后,又怎样进行“乡村建设”?这又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的乡村缺少什么,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正是在中西对比中发现了中国农村(也是中国社会)的三大问题:一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的经济落后;二是“西洋文化的战胜,胜于其组织能力”,“散漫无力,实为中国近百年来所以失败的唯一原因”,[42]三是“现在中国乡村社会,不止是经济破产,精神风貌亦同样破产。这是指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43]在梁漱溟看来,这正是乡村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农村的组织化,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为农民寻得精神的出路。

   问题是如何解决?最简便的方法,是向西方学习。这也确实是梁漱溟曾经考虑过的思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就谈到了“西洋人”的四大“长处”:“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生活会有力的参加——此点也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了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梁漱溟认为,西洋人、西方文化的这些长处,是应该充分“容纳”的。[44]这大概也是三、四十年代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的一个共识。如前所说,走以工业化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主导性的潮流。

   但梁漱溟之为梁漱溟,就在于他在对欧美工业化道路、民主政治理念与实践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理解的同情的同时,还提出了他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自由竞争”,忽视“合作图存”,容易导致“贫富不齐”,产生“阶级”的对立;[45]2,“自由主义把经济认成是个人的事,国家不要操心”,导致“政治与经济分离”;[46]3,“工商业撇开了农业,超过了农业,自己去发展;而农业还受到严重的抑压”,“都市与乡村仿佛成了两个极端”,导致了工商业与农业,都市与乡村的分离与对立;[47]4,“从个人本位自由竞争,演为经济上之无政府状态,人类失去支配力”,导致“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物”;[48]5,“资本主义下的工商业,只是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是“以钱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49]6,西洋人“看人生是欲望的人生。所谓尊重个人自由就是尊重个人欲望。国家一面消极的保护个人欲望,一面还积极的为大家谋福利,帮助满足个人欲望。故西洋政治可谓‘欲望政治’”。这样的“谋生存满欲望”的“目标”,可以收得一时之效,却因为忽略了人的精神要求,而不能打动人的“真心”,就远离了人之为人的本性。[50]7,西方民主政治“公事多数表决”的原则和方法,不仅“与中国尊师敬长的意思不合”,[51]而且容易忽视少数人的意见,而“多数未必就对”,“取决多数只是一个省事的办法”,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原则。[52]8,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私事不得干涉”的原则,如果将其绝对化,也“与中国重道德的风气不合”,“在中国人看,一件事情,虽然不算犯法,而在私人道德上或者成问题;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要受干涉的”。这里的问题是:“西洋把法律与道德分开了”,“中国的礼与法(礼俗与法律)是相连的”。[53]9,根本的问题,是西方“讲法不讲情”,注重“外面有形”的强制性的法律的规定、束缚,而忽视人的“内里”的自动的道德约束,人际关系中人情的无形制约;西方“一切从(个人)权利出发”,而忽略了人对团体和他人的自觉的责任与义务。[54]

   梁漱溟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弊端的这些观察与判断,使得他得出一个结论:面对西方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经济,并真正组织起来;但却不能走西方现成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另辟蹊径:主要是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里寻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资源。

于是,就有了“‘乡约’的补充改造”命题提出。梁漱溟对此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他所找到的“乡约”,并非“明、清两代政府用政治力量来提倡的那个乡约,而是指当初在宋朝时候,最初由乡村人自己发动的那个乡约”。它是“乡里乡党”的自发、自动组织,并有称为“四大纲领”的相互约定:“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由此显示的是两个特点:这是一个“情谊化”的、“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组织;它又“见诸实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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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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