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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晚清六大小说家论

更新时间:2018-08-06 19:34:09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黄小配在其启发下,思想政治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入了兴中会外围组织中和堂,并和尤列等一起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03年,黄小配回到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后与陈诗钟一起主持笔政。又助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及《有所谓报》,参与报纸的编辑、撰述工作。1905年10月,孙中山乘轮船由日本去西贡途经香港,黄小配由冯自由引见,往法轮谒见孙中山,并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交际、庶务(颜廷亮:《黄世仲小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三期)。

  

   早在1903年黄小配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之时,他就针对康有为之宣传保皇立宪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文,在《中国日报》上接连发表过长达三万八千言的言论,指出康氏文章之“绝无宗旨,忽而言道德,忽面言利害,忽而言名分,忽而言天演,忽而言气数,不明种界,不识民族,不识公理,千差万错”的偏弊,认为“欧洲各国,皆有民破身家,掷头颅,博此民权,为子孙产业,而未闻以君主予民权于下而可百千年不变者”(见《辨康有为政见书》),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为了同康有为争夺海外侨民,黄小配撰写了小说《大马扁》并在海外出版,自是一种出于党争需要的政治行为,本也无可厚非;但在《大马扁》中,黄小配力图将康有为描绘或一个“大马骗”,往康有为的灵魂品行上涂抹可笑的油彩,甚至大泼脏水,由于所叙多非事实,明显有人身攻击之嫌,其宣传效果,有时是适得其反的。

  

   但黄小配的其他作品,如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近事小说”《宦海潮》、《宦海升沉录》(1909),却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后者更成为革命派作家在晚清小说第二个高峰中的重要作品。以新闻近事入书,本是晚清小说创作中带普遍性的现象,而以某一具有戏剧性的人物贯通其间,《孽海花》等也早有过成功的尝试。黄小配近事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他拈出的张荫桓(小说中化名张任磐)、袁世凯,不是赛金花之流的次等角色,而是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们在作品中所扮演的,也不只是构连情节的线索,而是真正的主角。小说以他们一生的遭际为主轴,贯串以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一系列外交内政的重大事件,“作清议之《春秋》,编个人之《纲鉴》”(黄耀公:《宦海升沉录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也表现出晚清历史走向的必然轨迹。

  

   二、晚清小说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

  

   晚清小说的本质在于,它是—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是二十世纪开端中国大地上自上而下开展的改革维新事业的产物,是广大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吾国长进之机”(《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的改革形势下,对于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所交的一分爱国主义的答卷。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晚清小说总不免有相当的保留。追根溯源,莫不通向鲁迅首先提出来的“谴责小说”说。在文史学家笔下,“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品。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是《儒林外史》,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实际上,以六大小说家为代表的晚清大多数小说作家,都站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高度,以包括吴敬梓在内的—切前此所有的小说家所不曾具有的志向度量,去“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他们所秉持的,是使中国摆脱专制贫弱,走向民主富强的更大的公心;他们所指摘的,是弥漫于中国大地的腐朽封建制度全部更大的时弊。它决不能算作带贬义的“度量技术”与讽刺小说相去甚远的“谴责小说”;当然,也不必归到“将那无价值的撕给别人看”的带喜剧色彩的讽刺小说。

  

   比如,中国的古代小说,虽有反贪官的传统,却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则狷:《新笑史》,《新小说》第二年第八号,1005年3月),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中国小说史略》)《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庚子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西狩”于西安的光绪发布的改革上谕中说:

  

   中国之弱在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这道由最高统治者发出的“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的上谕,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倡导,又自下而上呼应的,弥漫充盈于全国范围的批判官僚体制的社会大气候。而在各大臣按上谕的规定,“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条议以闻”奏折中,更进一步对官僚体制的情弊作了集中的剖析和揭露。如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戊戌御史陈璧在奏书中,痛斥旧法之“百弊丛生”,并将其归咎于“官不亲其事,而吏乃攘臂纵横而出于其间也”。又如二十七年八月著名的《楚江会奏变法三摺》中,刘坤一、张之洞所提出的十二条“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包括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光绪朝东华录》总4737—4752页),都是对于官僚体制种种弊端深思熟虑的批判,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兴利除弊改革图成的某种决心。正如慈禧在关于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懿旨所说:“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光绪朝东华录》总4771页)在“补救时艰”、“锐意图成”的总目标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官僚体制弊端的认识和反省,就这样同历史发展的潮流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而《官场现形记》,就在这样的气候和土壤中,应运而生了。

  

   然而,《官场现形记》并不是清廷改革官制政策的图解和注脚,它对于官僚体制的冷峻谛察,完全是通过大量社会现象的充分把握而独立进行的。小说的杰出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官僚来源和构成的全面剖析,指出不论是来自“正途”的科举和军功、保荐,还是来自“杂途”的捐纳:人们之求官,都是出于为钱的动机;而取得官职的手段,也通通不出金钱的贿赂和收买,这就必然导致“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18页)的后果。花了钱去求官,目的是为了去赚取更多的钱,这里的中介,就是官僚所掌握的权力。私欲与权力的结合,必致导致腐败——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由《官场现形记》以形象的逻辑的力量归结出来的规律,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体制的冷峻谛察,没有单纯停留在有关官僚个人贪污受贿丑行的道德谴责之上,而是尝试着将封建官僚体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初步的、却是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官僚体系自然是由许多单个的官僚组成的,各级官僚的自身素质如何,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职守心理状况怎样,是小说首先关注的重点。小说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事件和场面描写,准确传神描画出了官僚个体在政事活动中的行政心理,充分暴露了官僚的昏聩颟顸,因循守旧,只讲形式,不图实效,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种种弊病。为了阻止官僚体制痼疾的迁延和恶化,历代统治者都曾经制订过若干自身调节机制的措施,诸如监督和弹劾的制度以及提倡廉政等等,《官场现形记》以大量惊心怵目的事实,揭露这种自我调节机制的完全失灵,从而证明官僚体制已经完全腐败,再也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了。

  

   在另一个层面上,小说又写出了由于官僚的愚昧无能,同开放形势的惊人的不相适应。小说中多处提到:“朝廷锐意维新”,“上头又有廷寄下来,叫他练兵,办警察,开学堂,……这几件都是新政事宜”(五十八回),“上头的意思是要实事求是”,“外国人办的事情确有效验,要我们照他的办”(第七回),等等。这些本来都是晚清改革的具体措施,却竟然蜕变为官僚新的牟利的机会与手段。

  

   总之,《官场现形记》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以深邃的洞察力,对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病,从整体上、本质上进行了细微入骨的严峻谛察,它的尝试,是前无古人的,它所作出的结论,是与历史的发展潮流完全一致的。所谓“现形”,本质上就是暴露,而暴露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疗救。

  

   “史统散而小说兴”。中国古代小说,多喜以历史为题材,即便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大都要拈出一点历史的由头生发开去,或者沿用“史”、“志”、“传”、“记”、“编”、“录”等为书名。彻底甩脱“史统”的羁縻,直面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人生,并且径直以“现状”题名的长篇巨著,在中国小说史上,当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第一部。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中国群治之现状,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他之成为《怪现状》的第一位知音,不是偶然的。《怪现状》以其“能令读者如身入个中”的写实手法,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对社会“群治之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它不仅勇敢地直面了当代社会的全部存在,还严峻地对它作出了历史的和审美的评判。“怪”,是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特有的范畴,它与“常”相对立,一般多指奇异、罕见的事物,所谓“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正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主要特征;但《怪现状》之“怪”,却与之完全相反,它不是罕见少有的事物,而是大量存在、早已为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以及许许多多历代相传、被奉为天经地义的观念、意识、风俗、民情,所有这些在作者笔下,却完全被大胆地倒置过来,判定为“怪”的东西了。这种倒置之所以发生,完全来源于作者所独具的赞翊改革的眼光。

  

   与《官场现形记》在改革的背景下对官僚体制全面而系统的谛察不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侧重于对官场丑类道义上的指摘。《官场现形记》只说到“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的程度,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卷伊始,就对官场下了“男盗女娼”的断语,愤激程度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中的男盗女娼,纵然是个别的现象,而官官相卫,打点索贿,却是“极平常之事”,人人熟视无睹;唯有像吴趼人那样用改革的眼光去看,方觉其与法律真理之相悖谬,而这样写的目的,就是呼唤法律的完善与真理的伸张,就是在呼唤进行认真的改革。

  

   由官场的怪现状引出士类的怪现状,并把后者看成是更本源的问题,是出于吴趼人更深的考虑。第二十二回写王伯述说:“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但“做官原是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他还指出,此刻天下的大势,已经与过去大大变化了,“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必须首先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决不能做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和受毒甚深的“书呆子”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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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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