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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晚清六大小说家论

更新时间:2018-08-06 19:34:09
作者: 欧阳健 (进入专栏)  
1897年,他赴上海寻觅发展实业的机会,与谭嗣同、林旭、杨深秀等力主改政的青年志士朝夕过从。1898年,林旭等得康梁电,入都共成大业,约曾朴同行,曾朴“以父亲丧葬尚未料理,而沪上事业更难立时摆脱,因约数月后,必北上参加”,并为之饯行,议论时政,慷慨激昂。曾朴为此未罹戊戌政变之难,他所撰《哀杨叔峤》一文,中有“元伯告亡,巨卿长怀”之句,把杨锐比作东汉的张劭(元伯),自己比作张劭的好友范式(巨卿),从而对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的惨死,表示了极大的悲悼之情。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曾朴关注改革事业的热情并未消退,他与邑中新派人物张鸿、丁芝孙、徐念慈、殷潜溪创中西学社于塔前别峰庵,开全县办学风气之先。1904年8月,他与丁芝孙、徐念慈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提倡译著小说。《小说林社总发行启》中说:“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居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于是或翻译东西洋小说,或自改新著,或改良旧作,目的是“务使我国小说界,范围日扩,思想日进,由翻译时代而进于著作时代,以与泰西诸大文豪,相角逐于世界。”

  

   在他所写的“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光绪乙巳〔1908〕小说林社《孽海花》广告)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中,将他所处的现实时代称为“革新时代”,反映了曾朴对于晚清改革的态度。《孽海花》第一回楔子,写爱自由者来到上海,“看看人来人住,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语的新闻社员”,在这番带有贬义的叙写中,正透出了“革新时代”负面的社会特征。曾朴不满于“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和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正说明他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期待和响应。《孽海花》第十八回写谈瀛会众人议论“自强之道”,马美菽力陈开进民智、改革文字的重要,且说:“还有—事,各国提倡文学,最重小说戏曲。因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国的小说戏曲太不讲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无道理;否则开口便是骊山老母、齐天大圣,闭口又是白玉堂、黄天霸,一派妖乱迷信的话,布满在下等人心里,北几省此风更甚,倒也是开化的一件大大可虑的事哩!”实可算是曾朴的夫子自道。总之,自觉以新小说为启发民智的利器,适应改革的形势,以收改良社会之效,正是曾朴创作《孽海花》的动机。

  

   在晚清的大小说家中,李伯元创办《绣像小说》,吴趼人创办《月月小说》,曾朴创办《小说林》,都是职业的小说作家;唯独刘鹗是—个例外,他是地地道道的业馀作家,连《老残游记》的创作,也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刘鹗真正大显身手的事业,是他雄承父亲之长的治黄工作,以及对“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罗振玉:《刘铁云传》,《资料》368页)的鼓吹。刘鹗说过:“仆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亟思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资料》132页)坎坷的经历,使他对康粱的变法运动产生了共鸣。据刘氏后人回忆,刘鹗与康有为有一面之识,其家还藏有康有为写给刘鹗的两封信。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刘鹗在北京作有《春郊即目二首》,三月,赴上海,梁启超、汪康年、宋鲁伯等都有和诗,可见其时已与梁启超相识。八月,《时务报》创刊,刘鹗曾经在淮安积极为之设立代售点。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给汪康年的信中(此信的抬头为“穰卿、卓如兄先生执事”,当为写给汪梁二人之信)问及:“正月间闻卓如先生有出洋之说,未知确否?已启行否?”信中即提到他在淮安代售时务报》之事。又梁启超为“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297页),成立了一大批支持维新变法的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冬,农学会成立,宗旨是学习和推广西方农业先进科学技术,“俾中国士夫咸知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求光热,以机器资灌溉,精制造之法之理”(《务农章程》,《戊戌变法》第四册129页)。刘鹗是农学会的正式成员,其名字列《农会题名录》之第七十九位(参见张纯:《刘鹗与戊戌变法远动史实考辨》)。二十四年(1998)三月,康有为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刘鹗也参加了(见《国闻报》闰三月二十四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刘大绅云:戊戌变法开始时,“舍间侨寓北平宣南之椿树下三条赵文恪故宅。文恪公之子子衡先生,与先君为友,方官刑部,因时政维新,拟上书言事,以其文取决于先君。先君曰:治国莫重于养民,为政莫重于立本,今欲上书,当就此立言,子衡先生韪之。书未上而新政已摧。先君曰,事未已也,子衡先生因留先君观究竟,故未南行。”(《关于老残游记》自注)可见刘鹗与戊戊变法运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但二人仍有联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廿四日,刘鹗在日记中写道:“归寓,读《十五小豪杰传》,写书签。”(《资料》169页)《十五小豪杰》是梁启超翻译的作品,是书既请刘鹗题签,可见二人关系之不同一般。

  

   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的成员,1902年10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曾经写道:“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资料》299-300页)他之以“养天下”为己任,而将“教天下”归之他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但时隔不久,却命笔创作了以启迪民智为主旨,堪称新小说中最有力度的杰出作品之一的《老残游记》,也来进行“教天下”了,这是大有来历的。在《老残游记》命笔前一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元旦(1902年2月8日)的日记中,刘鹗写道:

  

   朝廷变法维新,元旦暖而有风,春气行天下之象也。与方药雨畅谈,意见相合者多。(《壬寅日记》,《资料》143页)

  

   刘鹗对于形势的乐观心绪,是有原因的。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因庚子之变避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还京,刘鹗也参加了“迎銮”的行列,并作《迎銮一首》,诗云:“也随乡老去迎銮,千里花袍一壮观。风雪不侵清世界,臣民重睹汉衣冠。玉珂璀错金轮过,步障东西御道宽。瞻仰圣天龙凤表,吾君无恙万民欢。”(《资料》48页)两宫还京以后,即于十二月初接连发出了几道颇合刘鹗心意的上谕,其中之一是:

  

   现值时局大定,亟应整顿路矿,以开利源。着仍派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务各认真筹画,实事求是,以保利权。(《光绪朝东华录》4798-4799页)

  

   “整顿路矿,以开利源”的方针,与刘鹗的一贯主张是极其吻合的。当年,他的筑路之议受到同乡京官的攻击,甚至被开除乡籍;而开矿主张,更被人目为“汉奸”,天下非之。现在,兴办路矿已为朝廷定为新政的大计,刘鹗怎能不寄予热望呢?

  

   然而,蒿目时艰,屡经挫跌的刘鹗,同时又愈益感受到局势的严峻。中国危亡的局面使他忧虑,民智未开的现状更使他忧虑,他执笔写《老残游记》,根本的意愿就是唤醒愚蒙。老残这个摇动串钤、奔走江湖、能治百病的道士的形象,就是为此创造出来的。第一回自评道:

  

   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

  

   中国举世皆病,亟需通过改革来加以根治;而在着手改革之时,必先唤醒沉睡的民众:这就是《老残游记》“具菩萨心”的大旨所在。

  

   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陆士谔,长期以来受到相对的冷落,这是不公正的。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父亲名世澧,邑廪生,“难苦力学,文名著一邑,于制艺尤精,应课书院,辄冠其曹,而屡困秋闱,荐而未售。新学乍兴,科举犹未罢,即命儿辈入校肆业,其识见明达如此”(《云间珠溪陆氏谱谍》卷四),于此可见其人品识见。陆士谔之提倡新学,鼓吹维新改革,当与其父的开明不无关系。陆士谔少时,家境清贫,曾当过典当学徒。他不喜举业,却喜读稗官野史和医书,为他日后成为闻名沪上的医师和小说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水浒》卷五写李逵“世路崎岖,人情叵测,他都不晓”,花荣劝他:“不必寻什么事做,因现在世界配你做的事,尚不曾有呢!”夹批云:“此言也,誉铁牛欤?贬铁牛欤?哀铁牛欤?人必曰:哀铁牛;然吾知作者实以自哀而无暇为铁牛哀也。吾与士谔友十年矣,见其踔厉风发,才气过人,然潦倒天涯,漂零蓬断,北诲乏孔融之赏鉴,汉庭无狗监之游扬,是诚何故?曰:惟戆直故。士谔有自题小影云:‘连年奔走敝精神,琴剑漂零剩此身。阅尽炎凉深自悔,问君何苦入红尘?’吾是以知其自哀也。”透露了有关陆士谔人生遭际的若干消息。

  

   陆士谔约在1905年前后,到沪谋生。见世人爱好小说,遂动手试写,竟得成功,乃以小说创作为正业,著作甚富。光绪宣统间,主要作品有《新三国》、《新水浒》、《新野叟曝言》、《新孽海花》、《新中国》、《新上诲》、《六路财神》、《最近上海秘密史》、《血泪黄花》等,并有多种医书行世。他在《新水浒序》中写道:

  

   客问陆士谔:《新水浒》何为而作?士谔曰:为愤而作。客曰: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当元之季,政纲宽弛,民生雕敝,儒林偃息,僧侣专权,朝尽北人,世轻南士,耐庵满腹牢骚,未由发泄,奋笔著书,乃有《水浒》之寄托深远,言词激烈,固其所也。今先生生逢盛世,遭遇圣明,当宪政预备之年,正先生秉笔之日,言何所指,意何所托?毋乃类画蛇之添足,等无病之呻吟。嘻,甚矣,先生之妄也!士谔曰:吁,有是哉,子之迂也!准子之说,是安居不可以虑患,盛世不可以言危,则丁兹强敌外窥,会党内伺,魑魅充斥,鬼蜮盈涂,朝廷有望治之心,编氓乏自治之力,莠言四起,异说朋兴,仍可凛金人之三缄,戒惟口之兴戎,歌舞太平,渡此悠悠之岁月何。嗟吁,神州梦梦,苦口哓哓,屈灵均怀石投江,贾长沙痛哭流涕,情非得意,志欲有为。娲皇誓补情天,精卫愿填慨诲,世而知我,则吾书足以回天;世不我知,则吾身腾骂于万口。谅吾者必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骂吾者必曰: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然吾国民程度之有合于立宪国民与否,我正可于吾书验之。客休矣,俟我书发行后,来与我辩论未晚也。客闻言,垂头而去。

  

   陆士谔之撰作通俗小说创作,起步比较晚,所谓“当宪政预备之年,正先生秉笔之日”,正是针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的“预备立宪”而发的一种“情非得意,志欲有为”的自觉行为,他之成为晚清创作数量最多的小说作家,决不是偶然的。

  

   以改革为其本质特征的新小说在酝酿和发轫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革命派作家的小说。从根本上讲,改革和革命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只是所采用的手段有所不同罢了。可是在当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却是异乎寻常的尖锐和激烈的。尽管如此,革命派作家作品,仍然同改革派作家作品一道,构成了晚清新小说的两翼。黄小配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黄小配出身于富豪之家,书香门第。其后,由于家道中落,不得不与其兄黄伯耀一道赴南洋吉隆坡、新加坡等地,担任赌馆书记员以谋生。1898年,邱炜萱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黄小配热心向该报投稿,还担任了该报的记者。1901年,兴中会的老会员,和孙中山等并称为“四大寇”的尤列从日本到达南洋进行革命宣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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