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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令伟:朝鲜半岛事务引发的中日第三次交锋

——清末中日甲午战争

更新时间:2018-08-06 19:06:12
作者: 孟令伟 (进入专栏)  

  

   孟令伟编撰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于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天皇二十七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此年为农历甲午年,故中方称甲午战争,而日方称日清战争),以是年七月二十五日“丰岛海战”爆发为开端,至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天皇二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为结束,甲午之战规模宏大,构成复杂,参与军队和将佐众多,主要由“平壤之战”、“ 黄海海战”、“ 旅顺口之战”、“ 辽东半岛陆战”、“ 威海卫之战”组成。战争以中国惨败、日本大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告终,从整个战争看,中国惨败非败在武器和装备上,而败在政治专制、清廷派争、上下贪渎、所用非人(任用叶志超、龚照玙的严重失误)、统帅无能、军系失统、漫无部署、军无纪律等方面,从根本上说是败在政治军事系统腐烂而不可收拾之症结,但甲午之战中国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事之人,如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如左宝贵、邓世昌、马玉崑、丁汝昌、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徐邦道、聂士成、周家恩等将官的的血性和绝不屈服的精神,依靠这些可圈之点和可圈之人,甲午之战的中方才没有输得干干净净,还有一脉精神尚存,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怯懦的民族,一支没有血性的军队是无用的军队,一支没有血性的军队的官兵即使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充足的粮秣物资、最高明的战略战术也不可能取胜,好的政治体制、政治风气培养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精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强大的根本,从古来历史看,甲午战争是一千二百多年前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发生的中日白江口之战,三百左右年前即明万历年间发生的“壬辰抗倭援朝战争(明万历二十年—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2年---1593年)”和“丁酉抗倭援朝战争(明万历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7年—1598年)”等抗倭援朝战争(参见已发表于爱思想网的拙著《围绕朝鲜半岛的中日首次交锋:唐名将刘仁轨在白江口大破倭国水军》、《围绕朝鲜半岛的中日二次交锋——明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无论是唐高宗年间的中日白江口之战还是明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抗倭援朝战事,都是中国胜日本败,而甲午战争则胜败易位,变成了日本胜中国败,由此开启了中日战事角逐的新态势。从近代历史看,甲午战争是中国和日本在近代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对两国和东北亚局势都有很大影响,从中国方面说,战争的结果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向日本割地赔款、进一步开放商埠口岸、允许建厂设企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也激发了清廷的国内政治危机,从日本方面说,战后获得巨额赔款和得到较大割地(台湾、澎湖列岛等),使日本国力迅速强大,由此跻身世界列强,战争结局既为日本进一步侵华和侵占东北打下了一定基础,战争本身也成为一次军事侵略预演,从东北亚局势说,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完全退出了朝鲜半岛,日本势力樨入朝鲜半岛并进入东北,沙俄利用战后机会也樨入东北,日本和沙俄在东北的势力形成争雄态势,也揭开了中俄日三国在东北亚长期斗争角逐的一页,开启了东北亚地区政治军事角逐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的新格局,包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美国、苏联、朝鲜、韩国围绕朝鲜半岛争端的战争(从中国方面叫抗美援朝战争),直至延伸到二十一世纪的朝鲜半岛核争端。

  

先是明万历年间日本入侵朝鲜失败后,加之权臣丰臣秀吉去世,全国一度陷入混乱。后德川家康继起为征夷大将军,自此日本进入德川幕府专权时期。人不复知有天皇。明万历三十一年、日本天皇庆长八年(公元1603年),德川幕府设于江户。从是年到清同治六年、日本天皇庆应三年(公元1867年)二百六十多年,是为日本的“江户时代”(即“江户幕府”时代)。也为日本的闭关锁国时代。到“江户幕府”末年,美、英、俄等国以武力逼迫日本通商开国,德川幕府权威因此一落千丈,日本国内尊王(即尊天皇)、攘夷、倒幕思想风行,由伊藤博文等处士主导的“倒幕运动”大起,各地列藩渐不受幕府控制,迫使德川幕府传人德川庆喜先后把政权与领地交还天皇朝廷,史称“大政奉还”或“王政复古” (因历史上日本天皇几次执政,“大政奉还”即将政权还给天皇,“王政复古”即恢复史上天皇执政局面)。明治天皇执政后仿照欧美政体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废藩置县、制定宪法、设立议会等等;另一方面走富国强兵道路,积极培植产业,兴建铁路轮船,发展新式军队。是为明治维新。从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天皇元年(公元1868年)到中华民国元年、日本明治天皇四十五年(公元1912年),为日本的“明治时代”。随着维新改革和国力军力的发展,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作为一个窄蹩的岛国,日本急于在对外扩张中寻求资源和市场,因而在明治时代就逐渐形成侵占东北亚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而日本侵略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其次是朝鲜。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天皇七年(公元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后在台湾高山族的抵抗和清军的压力下撤出。清光绪元年、日本明治天皇八年(公元1875年),日军入侵朝鲜江华岛,次年强迫朝廷订立江华条约,条约中认“朝鲜为自主之邦”,等于否定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清光绪五年、日本明治天皇十二年(公元1879年),日本入侵且吞并从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国琉球,改设为冲绳县。琉球国王曾向清廷求救,清廷无如之何。于是日本得寸进尺,进一步将扩张的眼光转向朝鲜。从朝鲜看,先是在明朝的鼎力帮助下击败丰臣秀吉主政时的日本入侵。然丰臣秀吉死后,朝鲜仍和日本通好。待到后金在东北崛起,明朝和后金作战,朝鲜派兵协助明朝。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建立清朝的皇太极于是年攻占朝鲜全境,降服朝鲜国王,于是朝鲜成为清朝的附属国(朝鲜李氏王廷因不忘明朝恩德,一直不用清廷年号),同时与日本仍保持和好关系。但朝鲜内争不断,到近代党争和外戚之祸并为一谈,为害更烈。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朝鲜哲宗死后无嗣,由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即位,史称朝鲜高宗。因高宗李熙年少,李昰应便以“大院君” (朝鲜人称国王之父为“大院君”)名义摄政,实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势力,对外闭关锁国,期间朝军还多次击退美国军舰的进攻。清同治十二年、朝鲜高宗十年(公元1873年),成年后的高宗亲政,“大院君”停止摄政,实际是外戚闵妃集团掌权。先是日本搞明治维新,加之和欧美通商,朝鲜对此颇为疑忌,于是两国关系中断。待到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叩开了朝鲜国门。而清廷对此态度暧昧,对外宣言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于是朝鲜又不得不和日本往来,两国来往礼节平等,日本派公使驻朝鲜。且日本了解到清廷对朝鲜的态度,于是逐渐插手朝鲜内务。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了朝鲜上层失意的开明人士,这些人颇想仿效日本,变法自强,于是在日本的帮助下组织了“开化党”(又称独立党),反对把持国政的“事大党”(即以闵妃为首的外戚等掌权集团),主张朝鲜脱离清朝的藩属地位。清光绪八年、朝鲜高宗十九年(公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变乱士兵宣布支持“大院君” 李昰应掌权,并袭击日本公使馆。闵妃化装成宫女逃走,“大院君”重新掌政。逃走的闵妃教高宗李熙请求清廷派兵援助平叛。时光绪皇帝年少,清廷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之手。她信任李鸿章,委以重权,派淮军系(李鸿章以淮军起家,为淮军首领)吴长庆等率三千兵入朝鲜镇压兵变,囚禁“大院君”,闵妃集团再掌权。日本也出兵朝鲜,还借机获得在朝鲜京城驻军之权。清光绪十年、朝鲜高宗二十一年(公元1884年)十二月,“开化党”和日本公使策划,依靠日军发动政变,攻入王宫,闵妃被害,入据王宫的“开化党”首领宣布和清廷断绝关系,是为朝鲜“甲申政变”。应朝鲜王廷之请, 吴长庆派袁世凯率清军开进王宫,击败日军,杀死一些“开化党”首领,其余逃往日本,“事大党”重新掌权。次年,清廷派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日本谈判朝鲜问题,日方的谈判代表是伊藤博文。李鸿章要求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谈判结果是双方约定同时撤军,以后如要派兵,双方照会,等于承认两国有同等的派兵权,对朝鲜都负有保护责任(可以说,为挑起后来的甲午之战,日本处心积虑,多年来采取了充分的外围动作和精心的准备:先是侵占琉球,又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并以武力辅以外交手段,取得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 ,得到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先是沙俄通过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这三个条约分别签订于1858年、1860年、1864年),割占中国东北北面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而觊觎整个东北包括朝鲜半岛,因而对朝鲜问题颇有参与之欲。日本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受清廷委托全权处理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也欲“引俄制日”,而美、英、德也要插手朝鲜事务。 “开化党”政变失败,导致日本和朝鲜关系恶化。而清廷因击败日军,平息政变,救护了朝鲜王廷,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大涨。日本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吴长庆率清军撤离朝鲜后,李鸿章推荐袁世凯以“总理”名义留朝监督。袁世凯积极干涉朝鲜事务,甚至建议李鸿章改朝鲜为郡县,且态度傲慢,引起朝鲜王廷反感。于是日本乘机挑动俄国:“中国近有废朝鲜为郡县之意,俄国何不先发制人?”转而又挑动清廷:“俄国有侵占朝鲜之意,中国宜先下手”。唆使中俄相争,好于中取利。处在多国争夺之中的朝鲜,先受沙俄引诱,后受美国煽惑,又对清廷生厌恶之意,以为“清素畏洋,我派使结洋,清必畏我。”也想寻求新保护伞,先是“引俄拒华”,后又“亲美疏俄”,总之想“结洋独立”,和中国平起平坐。而美、日、德又勾结,并力图离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李鸿章虽急欲“引俄制日”,但俄国却回以虚声援助,以致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日益陷于孤立。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亲政,但实际权力还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皇帝能接受新思想,颇想自强振兴,有所作为,他和其师傅翁同龢在对外事务上主强硬主自立,翁同龢反对李鸿章对外 “让”“ 和”当先及依靠外力调停,但翁同龢缺乏实力,是清议派领袖,关键时刻拿不出实际办法,而李鸿章实力很大,自成北洋系统,政治上又接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对他也颇为倚重。而慈禧太后又以政治上把持权力和享受上遂其所欲为准则,将六十大寿(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的“万寿盛典”看得很重,为此不惜动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且广收各地官员的贡献。她在朝鲜事务上支持李鸿章的主张,但求从速和解,以免耽误做寿。但事情要靠李鸿章去做,而李鸿章做的路径就是将外国调停或干涉放在第一位,为此他做足了功夫,英、俄、法、德、美无国不求,也使尽了诱导、说服、离间的韬略,当然最为倚重的还是俄国,其次是力图显示公允的美国。及至后来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王廷向中国求救,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先后开进朝鲜并处于对峙之际、临战前夕,日本且在军事部署上已占先机,而中国海陆军将领提议“早立脚步”,以免受制于人,李鸿章却仍寄希望于外国特别是俄国的调停,并坚信俄国会出兵干涉(日本),直到俄国公使告知他 “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李鸿章方大惊,但仍执迷于俄人的“力劝”,在军事上一再拖延布置,直到日本显现挑动战争的姿态,叶志超等连电求援,他回电总说“已付各国公论”,严令叶志超“坚贞勿怯”、“ 静守勿动”,以至完全陷入被动而不可收拾。叶志超临战持不抵抗逃跑主义,个人之咎固不能免,但和李鸿章此种指令也大有关系。日本不仅为中日之战采取了充分的外围动作,且为和中国决一雄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备战:日本除以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来发展海陆军,从清光绪十九年、明治天皇二十六年(公元1893年)起,天皇还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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