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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工诗未必非高僧——说寄禅的“痴诗”

更新时间:2018-08-03 23:21:38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那也只好归之于释氏所说的“因缘”了。

   吟诗并非绝对有碍于学道,倘若只是“山居味禅寂,兴到偶吟诗”(《山居四首》),那无可非议。问题是寄禅并非“偶吟诗”的僧人,而是道道地地的“苦吟僧”。这一点寄禅并不忌讳,而且在诗中还屡有表白。“毕竟苦吟成底事?十年博得鬓如丝”(《感怀二首》);“须从撚断吟逾苦,一字吟成一泪痕”(《书怀,兼呈梁孝廉》);“四山寒雪里,半世苦吟中”(《对雪书怀》);“五字吟难稳,诗魂夜不安”(《送周卜芚茂才还长沙……》)。诸如此类自写苦吟的诗句在集子中还有好些,《〈诗集〉自述》也自称:“或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成者。”“苦吟枯索”在俗人本无不可,世上倚马立就的“才子”毕竟不多,“推敲”乃千古诗人雅事。只是作为和尚,整日“苦吟枯索”,如何学道参禅?岂不本末倒置误了生死大事?难怪老友陈三立半真半假地讥笑其吟诗成痴成癖:“成佛生天,殆不免坐此为累,可笑人也。”(《〈白梅诗〉跋》)

   以诗寄禅、以诗度世,这种冠冕堂皇的大话,寄禅不大好意思说。原因是他的“苦吟”,带有很大成份的“偿债”和“求名”的因素,而远不只是自娱或证道。“以诗会友”本是雅事,可弄到成了负担,整日为“欠债”“还债”担忧,雅事可就成了俗事了。寄禅本就喜欢结交当世名人,一八八六年参加王闿运等人组织的碧湖诗社后,吟诗更成了日常功课,“还诗债”之雅居然也成了吟咏的对象。“数年风月陈诗债,今日应须次第偿”(《暮春禅课之余……》);“只嫌吟鬓萧萧白,诗债经年尚未还”(《次韵酬严诗庵》);“一笑相逢转愧颜,六年诗债不曾还”(《夏剑丞观察于六年前枉顾毗卢寺……》)。如此说来,和尚实在活得不轻松,慧业难得,诗债未偿,何来空寂心境?更何况偿诗债除了结人缘外,更包含佛子所不应有的争强斗胜心,这一点在吟白梅诗中表现得最突出。寄禅性爱白梅,甚至遗嘱圆寂后在冷香塔周围环植梅树(《冷香塔自序铭》)。可是其“闭门独自咏梅花”,并非完全出于不可抑止的诗情,而是带有比赛的味道。“云门方伯人中仙,百首红梅海内传。我愧白梅才十首,吟髭撚断不成篇”(《赠樊云门方伯四绝句》)。后来在“红梅布政”樊增祥、“白梅和尚”寄禅外,又出来个“绿梅公子”夏伏雏,且以七古一章见寄,颇有希望三足鼎立之意,寄禅于是作《答夏公子二绝句》,其中一为:

红梅太艳绿梅娇,斗韵争妍寄兴遥。

应笑白梅甘冷淡,独吟微月向溪桥。

   既然“甘冷淡”,为何不断攀比,耿耿于世俗名声?吟诗自吟诗,但求适性娱情,不管他人说三道四,这才能真正脱出尘俗。可惜寄禅作不到这一点,舍不得浮名虚利。尽管他也曾歌吟:“笑他名利场中客,为甚黄金不买闲”(《山居,和连笏峰孝廉韵》);单凭他的热衷于比试诗作,人们也有权怀疑他并未摆脱名利之覊绊。

   一开始或许真是一味嗜诗,并无其他杂念;可随着“诗名赢得满江湖”(《自题击钵苦吟图三首》),寄禅的吟风啸月不再是“无目的”“非功利”的了。“苦吟”与“赛诗”已不大可取,更何况后期越来越多的唱酬寄和之作。唱酬的对象,有的是志同道合的诗友,有的则纯是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喜留禅客饭,懒问达官名”(《赠高葆吾》),这只是说说而已。翻翻其诗集,即使只看题目所列各式官阶,也可知其并非“懒问达官名”。此类唱酬诗,于诗于佛均无益,唯一的作用是获取诗名。对此,郑孝胥曾有一首赠诗说得颇为明白,其中前六句是:

头陀蓄髯有时名,交游一世多耆旧。

手持诗卷使我读,汲汲似欲传身后。

向谓我痴子更痴,痴而又贪佛所诟。

   这首诗可谓击中要害:痴诗有碍学道,贪名更为佛所诟;寄禅实难辩解,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说“嗟余学道老无成”之类的套话就敷衍过去了(《次韵答郑苏堪京卿七古二首》)。

   “贪名”理论上应是有碍于学道,可实际上却无妨甚至有助于寄禅成为“高僧”。是否“高僧”,并非纯粹由佛学界考核评定,这其间达官贵人、诗人名士的推许与品评起了很大作用。以王闿运、陈三立在文坛上的地位,一加吹嘘,不难使寄禅诗名满天下;而郭嵩焘、易顺鼎、樊增祥都曾居要津,又都是寄禅多年诗友,即使政界中人对其也不能等闲视之。可以这么说,寄禅在佛学界的威望,与其诗名及其诗友的显赫地位不无关系。

   持律谨严或者学理精深,固然是有道高僧;即使道法不甚高深,可能于乱世中护法、弘法,不也是很可尊敬的高僧吗?前者重在对佛理的领悟,后者重在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活动家”。“痴诗贪名”在前者是不允许的;在后者则无碍。倘无诗名,何以结交当世名流并达到保护佛教事业的目的?主持一方大寺乃至筹组中华佛教总会,都并非道法高深就够了。尤其是在这“刹土变迁,新陈交替,困苦颠连,万方一概”的“法难”之际,(《致宝觉居士书》),要使“佛日重辉,法轮再转”,就必须与当道权势打交道,实在无法清高。空谈佛理不见得奏效,讲交情反而有点用处。寄禅后期为护法而南北奔波,靠的也是他的诗名以及历年唱酬奉赠结下的交情。“可怜慧命垂危急,一息能延赖长官”;“只恐空门无处著,白头和泪上官书”(《次秃禅者〈辞世偈〉韵,以纪一时法门之难》)。话说得很难听,可挺实在,处此危难之际,同是“白头和泪上官书”,别的高僧就不见得有寄禅本事大。这一点寄禅颇为自得。一九〇六年高旻寺月朗和尚与德恒和尚争座,请寄禅代为调停。寄禅除托扬州府知府及江都县知县“为高旻作大护法”外,还有本事“托现署藩司朱盐道转求周玉帅,为宝刹护法”,这可不是寻常僧人所能办到的。难怪寄禅复月朗和尚信中颇有得意之色:

   盖朱、陶二观察及朱大令,俱敬安故人。敬安平日以文字虚声,亦谬承当世士夫赏识,为法门请命,或不以丰干为饶舌也。

   平日里吟诗担心堕入“文字障”,关键时刻才知吟诗也可能有助于“学佛”。当然,这么一来,学佛人当初的誓言“自说烟霞堪作侣,此身终不近王侯”(《赠郭意诚先生》),也就不好再提了。寄禅晚年多与达官贵人交往,甚至赠诗与书信中语气卑下,不乏阿谀之词,想来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据说叶德辉引吴薗次讽大汕和尚语赠之:“和尚应酬杂,何不出家”;寄禅笑颔之,不能答(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能答”可能是自知理亏,也可能是别有深意,还是不要过分刨根问底好。

   想当初寄禅出家不久,识字无多,登岳阳楼而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人谓有神助,其后遂立志学诗。四十年后寄禅于多事之秋奔走护法,幸得有诗名相助,如此看来,“山僧好诗如好禅”也无可厚非。如果我们承认寄禅的“奔走护法”也算高僧的话,那么叶德辉的断语不妨改一下:“工诗未必非高僧”。只是工诗的高僧“忧诗复忧道”,其心理矛盾远比寻常佛子、诗人复杂,既不可盲目崇信,也没必要过分深责。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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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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