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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腾飞:工具理性主义的困境与美国冷战决策模式的批判

——《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评介

更新时间:2018-08-03 13:48:54
作者: 葛腾飞  

  

   伴随着冷战档案的解密和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内冷战史研究正进入新的研究阶段,研究领域更加拓展,研究手段更加丰富,研究主题也更加深入。北京大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战略设计者”丛书,聚焦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要对外战略设计者,充分运用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决策进程,展现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变化。其中的一本代表性作品是《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石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该书以保罗·尼采(Paul Nitze)这位美国冷战元老参与美国决策的亲身历程为线索,叙事历经半个世纪,囊括整个冷战进程。尼采1946年进入国务院,1950年接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主持制定著名的“NSC-68号文件”,参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包括马歇尔计划、氢弹研发、朝鲜停战谈判及对伊朗的政策。肯尼迪时期,他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直接参与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1969年作为尼克松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美苏军控谈判,是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主要谈判者之一。里根时期,担任总统和国务卿的军控事务特别顾问,深得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的信任。整个冷战进程中,他担任过除卡特政府外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顾问或政府成员。“作为东西方冷战全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尼采在美国外交和世界事务方面的丰富经历,在20世纪几乎无人可比。”在这一进程中,尼采也从一位冷战军事化的政策设计者逐步转变为谋求战略稳定并推动冷战结束的人。

   该书以尼采这位决策参与者的战略决策作用为线索,将具体的决策人物置于宏大的冷战结构中,在展现个人战略思想的同时又展现了整个冷战的美国战略思想演进过程,在国内冷战史创作中独具一格。在聚焦尼采的同时,该书展现了美国冷战进程中的决策讨论、思想交锋以及重大事件决策形成的过程,几乎是全景式地呈现了美国冷战决策进程,揭示了美国冷战战略演变的思想谱系。因此该书实际上也是一部美国冷战战略的思想史。如作者所言,该书“是从尼采这位见证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介入了冷战全过程的美国战略家和政策设计者入手,集中探讨核时代条件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其演进历程、基本特征、成败得失及其国际背景与国内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根源”。

  

  

   以冷战的主要进程为时间轴,该书展现了尼采作为美国冷战决策参与者的政策思考逻辑和政策认识进程。尼采在冷战一开始的认识基础,缘于其自身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参与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工作的亲眼见历。他亲眼见证了盟军对德国后方(达姆施塔特)战略轰炸以及美国对广岛和长崎投放核炸弹之后的残垣废墟,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死亡、残酷、毁坏和彻底的无望。战略轰炸调查工作给尼采带来两点重要的感受,一是对核武器的认识,他认为核武器只是战争中的另外一种武器,只不过杀伤力更大,因为他深感当时对德国后方的常规轰炸甚至比日本广岛和长崎“更令人震撼”;二是美国必须在和平时期保持更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随时遏阻可能的进攻者。究其根本,尼采希望避免这种战争的残酷和战火的灾难在自身的国土上重演。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以及基于尼采在20世纪前半叶亲身经历的不断爆发的冲突与战争的事实,因此在冷战一开始,尼采更看重美苏“军事对抗”甚于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恐惧。“随着大量可怕的破坏性武器的发展,如果冲突进入全面战争阶段,那么,世界将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一方面,世界人民渴望免除因核战争危险而引起的忧虑。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地区只要有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将造成这样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的力量已大到再也无法集结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来抵抗它的程度。”这里尼采担心的,是作为对手的苏联掌握了更大量破坏性武器和拥有更具优势的军事力量,从而极有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便会发生的战争中对美国造成难以承受的损伤毁坏和战败代价;面临这种可能性,所以“美国绝不能处于战略弱势”。对尼采而言,军事对抗,在冷战一开始,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理解,“如何从目前所处的位置出发”避免在军事对抗中“受到灾难性的打击”是一个必须予以优先对待的核心国家安全问题。谋求美国对苏联实力优势,此后也一直是尼采的基本战略思想。由此,尼采提出了一个“不容有丝毫迟疑的”军事化选项来应对美苏冷战的到来,他主持制定的NSC-68号文件便体现了对冷战对抗的这种绝对式的理解。这一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调,美国和西方必须建立“更加全面、平衡和灵活的防御体系”,必须建立起全面的军事实力和军事优势。

   冷战作为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段,尽管有其种种导致冷战对抗的特殊因素并呈现出两极化对抗的特殊国际关系形态,但总是内含着走向国际关系常态的内在因素。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说明,国际关系终归会回到一种较为和平的状态,尽管这种和平并非意味着没有冲突,而只是意味着国家间的某种竞争性共处。但冷战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表现出来的一种过度军事化的僵化对抗状态,却与这种国家间的竞争性共处的常态模式有着一种悖离的逻辑。即使是尼采这样的优势论者,也很快认识到这样一种态势演变的非正常逻辑。从20世纪60年代后,尼采实际上已经逐渐开始了自我反思、自我纠偏的历程。当然,作为一个决策参与者,作为一个局中人,尼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冷战决策者的主导思想,但他试图从内部发挥影响,并逐渐产生实际的效用,推动了冷战中后期的美苏战略稳定和战略谈判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尼采是精明的,也会根据不同的政府调整自己的观点倾向,这使他在冷战时期长期保持着某个政府重要位置(包括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等几届政府,在福特、卡特时期则多以批评者角色出现),但尼采的原则似乎也越来越坚定,以至于往往会得罪他的顶头上司。其实,尼采的反思,代表了不正是一种具有更宏观意义的人类反思进程吗?该书作者实际上又在借尼采这个特定研究对象,表达了作者自己对冷战史的一种理解。

  

  

   作者在该书中还将尼采战略思想的评述放到了一个战略路径比较分析的框架之中,阐述了美国冷战决策中的两种不同战略路径,即尼采所代表的行为主义的工具理性分析路径与凯南代表的传统战略分析路径。

   作为一个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战略分析家,尼采是一个工具理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它与凯南等注重历史文化分析的传统战略分析路径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方式。在凯南为代表的传统战略分析者眼中,战略分析是一种侧重于定性的、思辨的、解构式的路径,是对具体而又相互联系的各维度的动态考察,重在揭示各种历史因果之间精致而密切的逻辑联系。在这些联系中寻找到关键的要津所在,确定那个被称为紧要利益之所在,并区分紧要利益和边缘利益,这可能涉及国际、国家和个人等多层次因素,不仅要分析自身,也要分析对手的实力、意图和可能存在的弱点,涉及决策者对动态变化环境中一系列实质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战略判断路径本身极其复杂和精妙,不同的人很可能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战略决断者本身的战略素养和战略判断技艺。如凯南自己后来所说:“我不相信,人有能力以任何有用的方式、使用笼统的和法律的词句为手段,假设性地界定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想象或展望的未来形势。”在凯南看来,国际关系问题太微妙,变化太快,以至于无法归纳为书面形式而不过分简单化。在冷战开启之时,这种复杂性精妙性要求决策者有极高的战略素养,它显然不符合美国这个日益庞大的“国家安全国家”的需要,这种战略判断路径也无法快速及时应对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因此,凯南这种路径在冷战之初的颓势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华尔街出身的尼采不认为需要区分紧要利益和边缘利益,主张利益不可分割,也不认为需要去揣摩对手的弱点和意图。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安全的量化界定,他强调风险评估、成本-收益核算,崇尚数理逻辑和量化分析,遵循“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思维模式,认为从“最坏假设”出发来制定安全战略,是一种真正的理性选择。显然,这种决策模式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正好也契合了这部庞大的国家冷战机器的需要。杜鲁门总统1950年初授权起草一份关于利益、威胁和可行反应的全面阐述,文件的目的在于将遏制系统化,并且找到使之行之有效的手段。据称“NSC-68号文件”起草时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的指示是,文件的结论应该表述得简单,明了,并且用……“海明威的语句”。毫无疑问,凯南肯定反对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但尼采式的工具理性路径正好可以提供答案。在尼采眼里,不必先行确定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仅凭一项苏联威胁的简单存在本身,就足够有理由将受到威胁的利益视为至关紧要。为了确保击败苏联的威胁意图,需要明确的军事胜利,和为了确保军事胜利的明确军事优势,以及为了确保军事胜利和军事优势的军事力量建设与使用方式。“NSC-68号文件”的直接目的,其实也是根本目的,就是在与苏联的军事较量中,确保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军事优势和最终军事胜利。显然,这是一种直接的、纯粹的战略。

   然而,这种直接、纯粹的战略在冷战对抗的复杂国际关系中,它的效用可能难以经得起国家大战略平衡的检验。这里面涉及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国家资源经久性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核武器的军事效用问题,三是如何看待国家的大战略主旨问题。

   从国家资源经久性来说,工具主义者强调通过工具本身来直接实现目的的意义,但是结果往往造成这样一种困境,即更关注的常常不在于自身的工具效能如何,而在于对对手可能在工具上超越自身的一种极度恐慌,导致恐慌主导了战略进程。尼采在“NSC-68号文件”中反映出来的一种对战争很快将要发生的恐慌感,极大地塑造了冷战的进程。尼采在盖瑟报告和当前危险委员会时期,仍然体现了这种对美国实力落后的极大担心。由于他习惯于以数字化的方式来界定美苏力量相互关系——这是他理解冷战的关键,他也特别在意经比较而得出的优势和劣势。在他心中,“任何苏联的优势将导致苏联方面的侵略和美国方面的退让。美国的领先意味着稳定。”这种工具主义者的政策心态,必然造成心理上的安全困境和现实政策上的资源困境,正如尼采外孙尼古拉斯·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所写:“如果苏联领先,美国必须用双倍的努力赶超,如果美国领先,还应该用双倍努力扩大这种领先地位。”

在核武器效用问题上,尼采从冷战一开始就并不看重,认为核武器只是另外一种武器。但是随着美苏双方核武器的升级换代及其威力的巨大增长,尼采也不得不越来越重视核武器。但是,在工具理性主义者看来,越来越具有大规模毁灭性后果的核武器显然不是可以作为直接的战争工具来进行衡量的力量。一个简单的观点是,在核僵持状态下,美苏各自的威力无比的核武库倾向于彼此抵消。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的“彼此恐惧突袭”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界定的“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战略,都反映了核武竞争下的一种极其不稳定战略态势和战略困境。盖瑟报告中指出了由航空时代到导弹时代的这种核武竞赛后果:“美国和苏联双方都会继续制造大量的裂变材料和远距离弹道导弹。……双方都会提升用来侦测和防卫导弹攻击的手段。为了避免打击,更先进的导弹又被生产出来;由此会在攻防两方之间形成无休止的竞赛。没有哪一方经得起落后于或者赶不上对方的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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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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