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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松 王瑞剑:贪贿犯罪终身监禁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8-07-31 22:50:32
作者: 张兆松   王瑞剑  

   【摘要】 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能否减刑仍需由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以便统一认识。对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内既不能减刑、假释,也不能暂予监外执行。对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贪贿犯罪行为,不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适用终身监禁,并不违背《刑法》第12条关于溯及力的规定。

   【全文】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九》)第44条第4款规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该立法条文是在《修九》(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中新增的制度,并且在5天以后就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由于立法仓促,《修九》颁布后,不少学者对这一立法规定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提出了质疑。{1}笔者认为,贪贿犯罪终身监禁条款与其他条文一样是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以153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的绝对多数票表决通过的,法律一旦通过,它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张明楷教授曾告诫:“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而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不应受裁判,而应是裁判的准则……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2}既然立法已规定了终身监禁制度,学界作过多的苛责于事无补,而应该对它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推动该制度得到严格执行。由于学界对终身监禁制度有很多批评,笔者曾对该制度是否得到严格执行表示忧虑。{3}令人欣慰的是,《修九》2015年11月1日施行至今,已有4名贪贿罪犯被判处终身监禁。[1]随着终身监禁刑的司法化,如何理解和严格执行这一制度,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也对如何理解和适用终身监禁刑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现代法学》2017年第3期发表了张明楷教授的《终身监禁的性质与适用》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终身监禁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笔者对张文关于终身监禁适用中的若干观点持不同意见,特提出与张教授商榷,以期推动终身监禁制度的理论研究和严格依法适用。

  

一、被判终身监禁罪犯的减刑问题


   (一)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能否减刑

   关于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是否可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张文认为,被宣告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25年有期徒刑,丧失终身监禁的前提,即只需要执行25年有期徒刑即可。”{4}

   笔者认为,被判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能否减刑,立法规定与立法目的、立法原意存在一定的矛盾。

   根据法解释学原理,字面解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解释方法。离开字面含义,刑法解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然立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那么,如果贪贿罪犯在死缓执行的考验期内具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减为有期徒刑25年的,自然就不能再适用终身监禁。就此而论,张文的观点是能够证成的。

   综观张文的论述,其立论之基点在于其文第一部分:终身监禁的性质。在第一部分,张文详细地论证终身监禁并非中间刑罚、执行方式、死刑替代措施等,而是“不得减刑、假释”的同位语,其意图恰是在于模糊普通死缓与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之间的区别,将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划归于死缓之下,以便于后文的进一步论证。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并非对终身监禁的妥当理解,仍存在一定误区。因此,要准确适用终身监禁,关键在于从性质上明晰死缓与终身监禁之间的区别,将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从死缓中“剥离”出来。对于二者之区分,笔者倾向于将其视为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因此,与其说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从属于死缓,毋宁说两者处于并列关系。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终身监禁不是在死缓考验期满后作出的,而是在判处死缓当时作出的。根据《修九》第44条第4款之规定,是否决定终身监禁的标准在于判处死缓之前的犯罪情节等情况,因此两者的适用标准有极大差异。再者终身监禁的法律后果是“不得减刑、假释”,与普通死缓具有明显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将二者等同视之并不妥当。张文中“现在的死缓包括同时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与不同时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5}的论断仍是在死缓的范畴下作出的,但死缓的理论范畴已难以囊括“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

   其次,张文赞同“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法律性质完全相同”,但这一论断所推导出的论断却与现有理论相悖。针对限制减刑的性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已达成共识,均认为死缓限制减刑制度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6}由此推之,终身监禁理应同样被视为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既然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作为死刑的执行方式已与普通死缓泾渭分明,张文就死缓考验期内能够减刑的论断便存在着诸多问题。综观张文在这一部分中所作的论述,其立论之基点当属“终身监禁仍应适用《刑法》50条第1款规定”的论断,为佐证其观点,张文参照适用了限制减刑的相关做法。{7}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仍有待商榷。一是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性质虽然相同,但其内容却大相径庭。后者仅对减刑加以限制,仍有减刑空间,而前者则完全关闭了减刑通道,因此就减刑这一问题而言不能完全类比适用。二是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均是作为与普通死缓并列的执行方式,在处理方式上应当与普通死缓有所区分。分而视之,根据《刑法》78条第2款之规定,不论死缓变更为何种情形(无期徒刑或是25年有期徒刑),宣告限制减刑的死缓均有相应的处理方式且均符合其内在要求,因此限制减刑与《刑法》50条第1款并行不悖,可以全盘适用。但是,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却并非如此:对于死缓变更为无期徒刑的,自不待言;但若死缓变更为25年有期徒刑,则完全脱离终身监禁的轨道,并没有相对应的处理方式,背离了该制度的内在要求。因此,实际上限制减刑与终身监禁貌合神离,不宜类比适用。简言之,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虽然同样适用《刑法》50条第1款,但应当是有保留的适用,排除“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存在空间。三是假设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能够全盘适用《刑法》第50条第1款,其很有可能出现如下情形:被宣告限制减刑的死缓犯与被宣告终身监禁的死缓犯均在死缓考验期间重大立功,分别减刑为25年有期徒刑后,前者不能少于20年,后者却无此限制,造成了终身监禁反而比限制减刑轻缓的后果,明显不妥当。四是终身监禁不是在死缓考验期满后,而是在判处死缓当时作出的。如果说贪贿罪犯在考验期内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允许再减为25年有期徒刑,立法就应当明确是否适用终身监禁要在考验期满后视罪犯表现再作出决定,且需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立法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再次,脱离前述张文的观点,终身监禁是一种死刑替代措施,适用的对象是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而不是应当判处死缓的罪犯。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只有在执行前有“重大立功”才会出现改判的问题,不可能存在执行后还有“重大立功”的问题。以此推论,法院作出的终身监禁决定生效执行后,也不应有再改判的问题。

   最后,终身监禁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作出的反腐败重大决策之一。如果允许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在考验期内因“重大立功”减刑,势必影响反腐败力度和广大民众对中央加大反腐败决策的期待。所以,从立法本意来看,对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即便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能减为25年有期徒刑。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两高”2016年4月18日颁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裴显鼎庭长明确指出:“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终身监禁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死缓二年缓期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规定,也不适用于二年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再减为有期徒刑的规定,即不受死缓二年缓期执行期间及执行期间届满减为无期徒刑后服刑表现的影响而减为有期徒刑。”{8}同日,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常务副院长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贪污受贿犯罪判处终身监禁的,不受总则条文的制约,就是说死缓期间即使有重大立功,也不能减为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苗有水副庭长认为,“沈院长的讲话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由于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因此即使在死缓二年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9}

   可见,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死缓考验期内不能减刑的观点更符合立法原意。由于对此存在较大争议,建议根据中央决策,尽快由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以便统一认识。

   (二)对判处终身监禁的贪贿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内能否减刑

   《刑法》383条第4款规定,判处终身监禁的,不得减刑、假释。加之《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81条第2款已修改为:“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人主张“对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可以假释”的观点。但对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能否减刑,则存在争议。张文认为,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间可以再次减刑,“在《刑法》383条规定了终身监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给罪犯一点希望,亦即,只要他有重大立功表现,就可以再次减刑,不必终身服刑。”{10}笔者不同意张文的观点。理由是:

   1.修正后的《刑法》383条第4款规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就是对第78条减刑制度的排除,是第78条的例外规定,且是“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对张文提出的三大理由:首先,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类似的“应当……不得”的表述,[2]在文理方面并不存在疑问;其次,就协调性而言,也无需刻意追求与“不得假释”的协调;其三,在前文主张在死缓考验期间重大立功不能减刑的基础上,服刑期间减刑也无道理。

   2.从法律后果来看,假设服刑期间重大立功之后便应当减刑,其法律后果便与限制减刑并无二致,甚至较其更为轻缓,在没有相应制度限制的情况下,这一处理结果显然不合理。《修九》所规定的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不得减刑,就是《刑法》78条的例外规定,否则不符合法律解释的内在逻辑。

   3.立法之所以设置终身监禁的立法缘由之一,就是“贪污受贿这类犯罪,有的犯罪分子利用过去拥有的权力、影响、金钱和社会关系,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等途径,实际在狱内服刑期较短,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社会反映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惩治这类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11}2015年11月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全国法院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常务副院长指出,增设终身监禁“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有效解决死刑和自由刑的衔接问题,改变长期以来无期徒刑名不副实、执行不严的现象,有利于形成对严重腐败分子的法律震慑作用和保持依法严惩腐败犯罪的高压态势。”{12}如果对适用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服刑期间仍然可以适用减刑,将使终身监禁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失去存在的价值,影响中央反腐败决策的贯彻落实,背离民意,违背立法精神。

4.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15条规定:“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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