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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俊:蛹隐喻:《资本论》的一种阐述方式

更新时间:2018-07-31 21:33:28
作者: 马天俊  
在这个意义上,蛹隐喻及其系统发挥对于《资本论》的学说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还是不充分的。同时,就《资本论》而言,蛹隐喻也不可替代。否则,《资本论》的商品-货币-资本学说就将不成其为马克思式的学说。总之,商品到货币或商品变货币,其间起构成和充实作用的是蛹隐喻,确切地说,是其中化蛹的阶段。

  

三、货币“羽化”为资本


   昆虫化蛹,昆虫的生命故事未完待续,同样,商品蛹化为货币,资本的故事也只是刚刚拉开序幕。在昆虫那里,从蛹到成虫的过程称为羽化,羽化过程衔接着蛹和成虫,就像蛹化过程衔接着幼虫和蛹,蛹化的结果是蛹,羽化的结果则是成虫。《资本论》既运用蛹隐喻,则运用后续的羽化和成虫也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马克思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还同时关联了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人。与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商品流通不同,以货币或货币增殖为目的的流通别是一番景象。在其中,资本出场了,就此马克思说:

   货币羽化(entpuppt)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马克思,1972年,第177页;2001年,第182页;2009年,第182页;2012年,第160页;Marx,1983a,S.110;1991,S.142)(E)

   哲学诠释学上有“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之说(参见伽达默尔,第433-434页),这一概念被伽达默尔用来阐明历史意识的诠释学处境和机制,这里不妨变通借用一下。商品世界和昆虫世界一般说来都是可理解并多少已有理解的“域”(Horizont),当其中一个域(例如商品)被主题化或问题化了的时候,另一个域的内容便作为启发者和建构者介入商品域,生成对商品的特定的而不是泛泛的理解。这可以当作一种样式的“融合”。重要的是,有的融合只是单方面的或单点的联通,有的融合则是多方面的甚至是系统的联通。前者的实例可举帕斯卡尔,他认为人不过是根苇草,以明人之脆弱(参见帕斯卡尔,第157-158页),但融合也仅止于此。后者的实例可举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中借“女王”来议论形而上学,说形而上学一度号称一切科学的女王,并且进一步把与女王常相关联的内容广泛地置入形而上学之中,诸如“老妇”“统治”“管辖”“专制”“立法”“内战”“无政府状态”“联盟”“计划”“裁决”“合法性”“出身”“贱民”“世系”“浑沌和黑夜之母”等,它们与“独断论者”“怀疑论者”“人类知性”“普通经验”“独断论”“科学”等哲学事项共同融合成一幅意趣盎然的镶嵌画。(参见康德,第一版序,第1-2页)在这幅镶嵌画里,“女王”域的内容本身的相互关联已经把一些可推论性的秩序带给主题化了的形而上学问题域,例如野蛮的专制——(导致)内战——(造成)无政府状态——(结果是)浑沌——(力图)重建联盟——(需要)一致的计划——(遭遇)意见的分歧——(终归)倦怠,这些关联都是经验的而不是演绎的,其可推论性虽然因为并不是演绎的,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但是这种经验的可推论性在智慧上是丰产的。正是以这种隐喻性的视域融合,康德高屋建瓴地诊断了历史上的形而上学,有针对性地敞开了批判哲学的作业场地。在《资本论》这里,蛹隐喻所形成的视域融合也是多方面的有系统性的联通,因而带有明显的可推论性。既然货币是商品的金蛹或者说商品蛹化为货币,那么,这蛹岂能“作茧自缚”停滞不前呢?在经验上,蛹化自然而然地关联着羽化,蛹总要羽化为成虫。对于作为金蛹的货币来说,它也要羽化。确切地说,它要羽化为资本。

   循着蛹隐喻的推论性关联,马克思特别涉及了与商品密不可分的商品所有者或货币所有者,蛹隐喻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Kapitalistenraupe)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必须取出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变为蝴蝶(Schmetterlingsentfaltung),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马克思,1972年,第188-189页;2001年,第193-194页;2009年,第193-194页;2012年,第162-163页;Marx,1983a,S.119;1987,S.182;1989b,S.182;1991,S.151-152)(F)

   《资本论》在这里达到了对蛹隐喻的充分运用。基于新的流通方式,货币所有者被喻为“资本家幼虫”,而资本家则是“蝴蝶”。联系《大纲》,马克思也曾按同一隐喻结构视资本为蝴蝶:“资本在能够象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verpuppt)时间。”(马克思,1980年,第43页;1995年,第548页;Marx,1983b,S.453)综合起来看,一种有系统性的隐喻网出现了,如下表所示:

   概括地讲,《资本论》中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过程,其真理性内容是:商品蛹化为货币,货币羽化为资本。商品、货币、资本,尽人皆知,它们互有关联,这也尽人皆知,但更进一步说它们的内在关系,便有不同的学说。由“蛹化”和“羽化”隐喻所构成的关系整体,是马克思的学说。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不曾有的,也是德意志观念论或者法国思想所不曾有的经济学说,它独属于马克思,是马克思特有的理解事情的方式。

   一旦反思性地把握住马克思的这一深层思维方式,也就可以对《资本论》作出某些评估。《资本论》的具体表述与上述隐喻网的结构确有一不甚吻合处。货币既然是商品的蛹,货币所有者就应当是某种蛹,而不是幼虫,不过,《资本论》确实称货币所有者是“资本家幼虫”(Kapitalistenraupe)。参照上述结构,这一隐喻是离谱的。实际上,在马克思本人高度重视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相应内容的措辞则是“资本家蛹”(chrysalide)(参见马克思,1983年,第150页;2016年b,第165页;cf.Marx,1989a,S.134),“幼虫”(Raupe)改为了“蛹”(chrysalide),这样就与上述结构吻合得很好。在本文的议题上,法文版存在另外的问题,且放在后边再说。

   当然,如果考虑到货币所有者作为潜在的资本家也要不断地充当商品所有者,那么在这一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货币所有者喻为“资本家幼虫”也讲得通。《资本论》的确存在这种宽泛说法,就如下面的文本:

   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entpuppen)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马克思,1972年,第343页;2001年,第358页;2009年,第358页;2012年,第197-198页;Marx,1983a,S.247;1987,S.308;1989b,S.309;1991,S.279)(G)

   “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以“或”(oder)相联,不作精确区分,这多多少少能够理顺文本F中“资本家幼虫”的不协调性。然而,这样变通看来也有不可忽视的代价,因为这样就不得不同时对“蛹化”作极其宽泛的理解,也就是从商品(所有者)开始,把资本(家)之前的过程统称为“蛹化”。不过这样也就把那个系统性的隐喻结构搞模糊了,赖此而来的重要道理也难免模糊不清。单独看汉语翻译,事情似乎只好如此了。不过查考原文可知,马克思虽然照顾到了“商品所有者”,但重点看来还是在“货币所有者”,因为这里所用的动词是entpuppen,直白的意思是结束蛹、去蛹,或者说是出茧,引申为现出本相、原形毕露的意思,它也就是文本E所用的“羽化”(entpuppt)。按照完整的隐喻结构,说货币(所有者)“羽化”为资本(家)才是顺理成章的,而用“蛹化”则是含混的和牵强的。最明显的,verpuppen是“蛹化”,entpuppen另是一词,其含义不是“蛹化”而是“羽化”。总起来说,文本G汉译文的“蛹化”,在理解上或许可通,甚或有必要,不过既不合乎那个隐喻结构的整体,也在语文上不信。据查考,文本G“蛹化”的讲法,已出现于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的翻译中(参见马克思,2006年,第244页)。可资对照的是早于郭王译本的潘冬舟的翻译,对文本E的“羽化”和文本G的“蛹化”,潘译不作区分,都译为“转化”(马克思,1932年b,第24、400页)。潘冬舟的这两处翻译,并没有精确显示《资本论》本有的隐喻结构。不过,“转化”虽粗,大意还不差。

  

四、总结与延伸


   《资本论》第2卷尚有5处论述明确运用了蛹隐喻,因其对上述完整的隐喻结构并没有增加新内容,这里不加列举和讨论。《资本论》第3卷则没有明确使用蛹隐喻以及相关的“羽化”。可借以展开总的评论的是将上述《资本论》第1卷中的文本A、B、C、D、E、F、G与《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的相应内容作比较。

   与文本A相应的法文版的内容是:“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给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印上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现在,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因此,它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它的社会形式。”(马克思,1983年,第45页;2016年b,第59页;Marx,1989a,S.48)法文版中未出现“蛹化”,含有“蛹化”和“化身”的一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大大淡化——如果不说消失了的话。自然形式同时就是社会形式,这种表述看起来明确,理解起来却不易,因为通常“自然”是和“社会”相对举的,怎么一来自然形式就“成了”社会形式呢?而“蛹化”以及“化身”正是用来阐明其中的道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蛹隐喻对于阐明这个道理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在这个意义上法文版是有重要内容损失的。事实上法语完全不缺乏翻译“蛹化”及“化身”的词汇,而法文译者按马克思的说法也“非常认真”,所以这种损失看来只能由马克思自己来承担,他曾本着使法语读者更容易理解的好意修改译文以简化表述(参见马克思,1983年,第839页),“蛹化”也许就是这样被简化掉的。简化通常是好的,却不一定如愿地使问题和道理保持清楚明白。

泛泛说来,问题或道理是独立于措辞的,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就看怎样说方便,总之语言仅仅是表达工具,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一律的,有些问题或道理就在特定的措辞中,不能独立。就本文的议题来说,《资本论》的问题和道理并不独立于蛹隐喻及其系统运用,假如清除特定的隐喻,特定的问题及其道理也将消失。当然,如果肯以尖锐的问题平淡化、精确的道理含糊化为代价,“蛹化”之类的隐喻是可以改写的,因为难道它们不都是“形态变化”吗?本来,《资本论》所详细阐释的“蛹化”之类的过程就是隶属于“形态变化”(Metamorphose)之下的,但正因为如此,泛泛的形态变化的讲法就是不充分的、不到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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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 2017 (9)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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