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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

更新时间:2018-07-31 15:25:05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防止以权谋私、为所欲为,同时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收入再分配体系。

   界面新闻:在改革开放初期,决策层是否注意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这种趋势,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领域是不是采取了措施?

   王小鲁:这个问题肯定是会注意到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和经济效率低下问题。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家都差不多,看起来是公平了,但是大家都穷,因为没有效率。在实行计划经济的20多年中,我们没有解决农民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是靠剥夺农民的办法进行国家积累、搞工业化。事实上这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当时的参与者,首先关心的是怎么解决平均主义的分配问题,解决旧的计划体制的弊病,让经济效率体现出来,通过推进市场改革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让经济发展更有效率,这是当时的重点。所以当时讲效率优先。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有道理的。但是后来分配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间,收入分配问题确实很长时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政策和体制的配套建设都没跟上来,对权力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也相对滞后。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失误。

   界面新闻:这个节点大致是在1990年代吗?

   王小鲁:可以这么说。1980年代基本上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阶段,还很难说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80年代末还出现了改革停顿甚至倒退的情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改革开放不能变,而且要加快改革开放。这个号召得到全国上下拥护,使改革再次提速。随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又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整个1990年代,是一个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原来一直是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后来民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占比越来越大,1990年代期间,民营经济超过了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但这个时期明显的缺失是没有推进政府改革,而且放松了权力的自身监督。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情况逐渐泛滥。

   1990年代后期,对于收入分配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节点。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降到了0.3以下,但后来不断扩大,90年代中期上升到0.37—0.38。90年代末继续扩大,2000年左右超过0.4,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这个时期,关键是腐败、制度不健全造成大量的灰色收入以及不公平的分配,这些导致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灰色收入扭曲收入分配

   界面新闻:您如何界定灰色收入?

   王小鲁:工薪收入、合法的经营收入、资本所得、财产收入,这些都不能叫做灰色收入。实际上,当时大量存在的一部分收入你不知道它合法还是非法。我说的是少部分人的一部分收入,即收入来源秘而不宣的那一部分,你不知道它实际来源是什么,所以你也没法界定它合法还是不合法。但是这部分收入的数量巨大。当时你能明显感觉到,有少数人的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都远远超过了统计数据告诉你的情况。我把这些叫做灰色收入。

   界面新闻:当时是怎么发现存在灰色收入这种现象的呢?

   王小鲁:2004年我们研究所做过一个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项目。一开始我们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还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时注意的是收入差距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带来的?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变化?但在做这个课题的过程中,我发现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分组收入数据很难解释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统计数据和实际生活中你能够观察到的居民收入状况差距太大了。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觉得首先要把实际情况搞清楚,到底居民收入是个什么状况,是怎么分配的?

   界面新闻:实际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与统计数据之间有什么样的偏差?

   王小鲁:比如,当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分组收入数据,农村是按五组来分的,每20%的住户一组,城镇是按七组来分,就是两头各两个10%,中间三组是20%。每一组都有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人均消费支出等等数据。应该说这些数据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可以用来研究很多问题。但也有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就是按照当时的收入数据,最高收入的居民群体也没有能力买房子买车。例如2005年,城镇最高收入的10%家庭,人均年收入只有2.8万元,2008年只有4.3万元。这样就没办法解释,一年全国卖了那么多汽车,卖了那么多房子,都卖给谁了?所以,我当时想到的是要搞清楚,到底居民收入是个什么状况。所以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做一些研究,去做调查分析。

   界面新闻:当时你们采取了哪些调查技术手段来确认上述差距呢?

   王小鲁:首先要弄清楚统计数据为什么会偏低?当时,我国的收入分配信息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这两项调查是国内样本量最大、跟踪历史最久、覆盖面最广的调查。但是,当时国内各类收支调查,包括上述调查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低估了高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低估了收入差距。这不能说是因为调查方法不科学。他们的抽样方法、调查方法是符合统计学规范的。主要原因一是对高收入户调查特别困难,拒访率特别高,结果导致高收入样本漏失;二是高收入样本户对其收入的记载和陈述失真程度大,低报收入的情况很普遍。而这些调查都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没有对调查信息进行复核的机制和渠道,也就无法纠正调查数据的偏差。特别是当涉及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时,通过常规方法的收入调查很难获得真实信息。

   我们当时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我们想,关键在于要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在调查过程中间,怎么取得更真实的数据?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第一,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会告诉调查对象,我们不代表政府,不代表任何官方机构,我们只是一家研究机构,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全国的经济状况,而且数据严格保密,我们承诺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原始数据。我们最后只形成一个总体的研究结果,其中不会涉及到任何样本户的个人信息。对每个被调查者都有这样一个承诺。第二,调查问卷不记录对象的姓名、具体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因此你也就不用担心个人信息泄露。第三,在问卷的设计上要有技巧,就是要尽可能降低问卷的敏感度。不能开门见山就问你家收入多少,从哪来的这样的敏感问题,先从调查对象家庭的具体消费项目开始,如一年吃饭花多少钱、买衣服花多少钱?这些问题的敏感程度低得多。再逐步深入,最后才涉及收入。你不可能说全家消费了10万元,收入只有两万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发现数据是否失真。所以问卷设计先问什么,后问什么,以及问题怎么问,是有技巧的。第四,我们设计了一套数据核查方法,能够发现问卷中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提供不真实的数据就很难避免各种数据之间相互冲突。对信息不可靠的问卷,进行了剔除。实际上剔除的数量相当大。

   另外,我们在抽样方法上也做了改变,就是放弃了随机抽样。陌生人来敲门,你不大可能告诉他你的真实家庭情况。我们要求在各地的调查队伍去调查他们熟悉的人群。当然有附加的要求,就是要包括各种职业、各种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你可以在你熟悉的人群中间去找调查对象,包括你的朋友、亲戚、同学、甚至你的父母。熟悉的人之间障碍就小得多,心理上的抗拒也小得多,更容易保证数据的可靠性。由于彼此间更熟悉,互相了解对方的家庭情况,减少了说假话的可能性。

   当然,不用随机抽样方法,就无法用样本来直接推算总体分布。我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是用调查数据去建立一个计量模型,推算收入水平与其他消费变量的关系函数,其中一个关键的变量是恩格尔系数。再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数据带入这个函数,求得对应的收入水平数据,与统计的收入数据进行对比检验。结果很有意思,所得到的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计算结果跟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很接近;中等收入数据比统计局的要高一些;而高收入群体的差距高出了很多。

   界面新闻:你们的第一个灰色收入课题研究报告最终完成是在2007年,报告最终显示高收入家庭收入的真实情况如何,与国家统计局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王小鲁:这个研究结果发现国家统计局的城镇高收入居民收入数据有严重遗漏,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居民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为9.7万元,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9万元,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高达4.4万亿元。

   另外,2005年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照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界面新闻:你一共做了几次相关的调查,相关结果一致吗?

   王小鲁:三次。根据这三次调查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第一次是2005年到2006年做的调查,2007年公布研究报告;第二次是2009年进行调查,2010年完成报告;第三次调查是在2012年,2013年完成报告。三次报告的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最大的都集中在最高收入那一组,这一组的真实收入水平和官方统计数据相比差别都在三倍以上。例如2011年城镇10%的最高收入家庭,统计年收入平均不到5.9万元,我的推算是接近19万元。当然,实际上我们得到的结果也未必是绝对准确的,肯定还会有相当数量的遗漏,所以三倍多的差距是一个基本的对比数据,实际差距还可能更大。

   界面新闻:经过这三次调查以后,你们发现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哪些?

   王小鲁:对灰色收入,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它的确切来源的。但我在研究报告里根据其他来源的信息做了一些分析,我认为灰色收入主要和腐败相关,源于各方面的制度缺失,比如行贿受贿,利益输送,或者政府投资项目被层层转包,导致营私舞弊、偷工减料,这中间很多公共资金就流失了,最后落实到工程项目上的钱可能就少了很多,这些漏失掉的公共资金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灰色收入。公共资金流失的另一个渠道是各级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包括土地收入,其中一部分会转化为个人灰色收入。

   金融腐败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涉及面相当广泛的调查显示,全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经成为一项潜规则。导致企业在贷款中需要额外支付成本。

   另外,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性分配资金,和资源管理、税收、司法和执法,在任何国家都是必须的,但如果管理不善,都可能导致寻租和腐败行为,给寻租者带来灰色收入。

   此外,灰色收入也不只存在于政府部门,比如说医生收病人的红包,教师收受家长的礼品礼金,也曾经是普遍现象。

   还有,垄断性行业也是产生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我们做调查时,我国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已经发展到畸形的程度,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已经侵害到了社会利益。我当时建议,需要引进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打破垄断;同时要健全监管制度。

   界面新闻:2013年后,你们为何没有继续进行相关的调查,另外,2013年后,中国加大反腐败力度,现在来看,经过5年多的反腐败,现在的灰色收入现象是不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

   王小鲁:我认为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这里有一个客观情况,就是此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官方还没有如此大规模反腐败,大家对灰色收入这个话题也还不太敏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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