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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 林茂:知识分子: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

—— 基于“德雷福斯事件”的话语权分析

更新时间:2018-07-30 22:26:48
作者: 文军 (进入专栏)   林茂  

   摘  要:人文知识分子从未停止过剖析自我,对“镜中我”以及人性、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在既有研究领域,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活动以及群体内部系统不断批判与反思,从微观侧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变迁在知识再生产领域的投影。从方法论上来说,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定义总是存在着价值预设,且这一预设所带来的自我评价总存在误区。在人类社会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不断发展,其自我命名的具体含义也有所改变。在同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次级群体。群体内部的自我命名所指涉的含义仍有所不同。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代名词盛行于法国19世纪“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e Dreyfus)。为此引发的思想大论战促使雷蒙·阿隆写出了著名的《知识分子论》。从来源上看,认为德雷福斯无罪的作家、思想家、记者、律师等群体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不能因德雷福斯的犹太出身而认定其有罪。持相反意见的思想家群体,则从理想主义、种族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反击,认为德雷福斯的判决符合法国国情。实际上,“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和分类都与“哪一人群被允许参加制定知识分子的定义密切相关”。

   在中国,对“知识分子”进行定义,无法回避的主题之一则是从阶级和阶层的角度出发,运用政治学的视角,将知识分子群体与国家权力相联系。作为一种权力的知识,其背后的权力往往以话语和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知识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结构上是二元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在知识领域,这一权力网络内部的分层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化资本在知识领域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权力网络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共同影响;第二,知识权力在转变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主体角色。这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公共性与专业性的冲突和融合导致其身份认同发生转变,如从“专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学者内部的科层体制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知识场域内部,“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越具有独立性,越倾向于维持和增加场域内资本。而那些愿意并能够将自己的知识产出投向社会化大市场的生产者,则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传媒等)合作,并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但从“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污名化现象来看,“污名化所揭示的正是公众意识的觉醒及其文化消费能力的提升”。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将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公共性作价值冲突的判断,其本质原因在于将知识分子群体从普通民众中剥离出来进行审视,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考模式,无异于知识分子自造的囚笼。

   实际上,将知识分子的专业性问题暂时搁置,这看似冲突的两种人格普遍存在于各个群体中。知识分子群体“出世”和“入世”的选择冲突更为激烈的原因在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从知识分子所处的中间位置出发,其在向上和向下的取向上也存在着理性的选择。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不仅具有选择理论所揭露的计算和衡量特征,还存在情感性的、文化性的价值取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在文化资本内部,仍然存在分化与冲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样:“即使读书人建构了学术社会,但其在现代社会所处的位置依然是一个‘依附性阶层’,其通过建构‘学术社会’所形成的‘权势网络’只是打通了通往上层的管道,而代价却是其沟通社会的桥梁被根本瓦解。”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层,作为整体社会分层的一部分,反映了社会分层内部存在的矛盾,即古典权力政治理论中让渡权力建构权威的矛盾。知识赋予知识分子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一群体在社会阶层领域的“依附性”有所改观。这一改变,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阶层脱离于普通民众,另一方面也为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阶层提供了条件。这一观点在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体现,傅斯年在比较了中欧知识分子群体后认为,欧洲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强独立性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存在于不同的职业当中,与中国的“士”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士”人精神本身的依附性人格,无论在向上或向下的道路上,都表现突出。

   “犬儒主义”或许是布迪厄所提倡的文化资本积累的典范,然而持批判“话语”改变世界的布迪厄并未清楚地解释从“学术场”到“新闻场”的转变对知识分子本身角色的影响。知识分子角色的批判性与公共性,是否政治动员中“意见领袖”的必备特征,是否构成了“没有权利的、沉默的大多数”对特权阶层的挑战,实际上,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实施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对维护知识分子本身的社会角色却具有先天的缺陷。且不说批判性话语权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冲击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危机,就“公共知识分子神话”本身来说,“其最大危害在于刻意强化了知识精英公共言说者形象,这一精英意识,从根基处削弱了公共性”。这一问题深入权力关系研究的核心,不仅是知识圈层内部的权力关系,更涉及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学术领域到互联网空间,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许单从归纳法的角度加以研究已经不够。而用分析社会学的框架研究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作为结果(因变量),而不是原因(自变量)来定义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或许是对这一群体进行角色研究的新路径。

  

   二、“知识分子”的产生:话语与被割裂的历史

  

   “知识分子”这一术语来源于思想运动,兴盛于社会运动。自法国启蒙运动开始到德雷福斯事件,学术界和社会公共领域大量使用知识分子一词,主要指涉与知识、真理等人类理性思维活动产物有关的思想者与行动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对这一术语的描述更多地集中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知识分子研究思潮与社会学理论研究重心与美国回归欧洲紧密相关,实际上欧洲大陆知识分子传统精神一直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研究者重要的情感支撑。知识分子更像一面旗帜,号召知识界回归经典传统。这一创造本身就注定了从成员构成上说,知识分子群体是“模糊而不确定的群体,具有结构松散的特征”。

   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定义涉及诸多复杂的文化因素与思想论战。对自称“真理继承人”和“社会良心”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认定,在知识界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则充满争斗与矛盾。“虽然‘知识分子’一词被广泛当作思想家或文学的共同体来使用,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也早已散布于各自独立的专业领域中,但其承载了启蒙运动以来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集体记忆与传统,体现了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的三者统一。”

   (一)词源学的意义:技术与人文的碰撞

   在欧洲大陆及英国等拉丁语、日耳曼语为基础的国家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根intellect,主要是指智力与才华。智力可以是总体性意义上所具有的系统知识的综合,也可以指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具有碎片化的优于一般的经验与信息。因此,知识分子不仅指思考形而上哲学问题的人,也指那些从事形而下具体自然科学和专业技能的人。在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传统中,现行较常用的2个英文单词皆可以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第一,intelligentsia;第二,intellectual。其中intelligentsia来自东欧,以俄国和波兰为主。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

   intelligentsia最早是俄国作家在19世纪下半叶提出,指向特定的在19世纪初期留学西欧的俄国青年。这一群体特征在于,来自社会上层贵族阶级,且对当时社会反思和批判。在人数构成上,由有专业知识的人群(如教师、律师等)构成。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追随上层贵族的喜乐,但在社会变迁的动力上,号召乡村青年革命。 intelligentsia常见的其他来源是波兰,在19世纪中叶被用来描绘具有一致文化认同的阶层,这一阶层具有独有的教育体系,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等都与众不同。这一阶层成员主要由城市贵族所构成,但这一部分贵族仍然拥有土地,不同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对这一群体的定义,欧洲知识界内部充满争议。20世纪90年代末,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法俄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来自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多位学者认为,“法国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与俄国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不具备可比性,甚至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法文中的intellectuel“专指在专业理论领域具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intelligentsia与intellectuals这两个词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在现代英语中,intellectual所对应的是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用来指代知识阶层”。

   针对知识分子的两个来源,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Alvin Gouldner)曾分析指出,俄国出现的“知识分子”应该来自单词intelligenty,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接受过优质的学校教育;二是自我人格完整,具有批判精神。Intelligentsia侧重于形容技术领域,intellectual侧重于人文领域,而intelligenty则是知识精英的统称。对目前欧洲大陆而言,学术研究领域大多把intellectuel指代具有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因此,“绝大部分当代法国学者都认为‘知识分子’一词的广泛使用应归因于德雷福斯派”。

   可见,“知识分子”起源于欧洲大陆,经俄国传入日本。但由于俄语中“知识分子”一词具备强烈的政治色彩与阶级色彩,传入日本后,在日语中用“知识阶级”或“智识阶级”指代。由日本传入中国以后,与同为日文借词的“分子”相结合,指代某一群体中的个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广下,在中共文献中第一次发现对应的中文翻译是“知识阶级分子”。中文“分子”一词本身,在党派发展中尤为重要,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经过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知识阶级分子”逐渐删减为“知识分子”。在统计学意义上,知识分子作为统计术语,则是指“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脑力劳动者”。因此,中国学术界对“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定义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

   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综观对知识分子的研究都逐渐摒弃知识分子的阶级含义。较少有人采用“知识阶级” (intelligentsia),而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从“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到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不仅仅是学术界为研究所需的主动选择,更隐含了知识分子领域权力支配关系出现重大的改变:一是其代指的仍是“群体”,保留了知识者的阶级属性,具有集体主义和总体化力量的特征;二是其指称“个体”,使之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利用个体的人格特征与社会角色对个体进行分类。

全球化趋势中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倾向于去除意识形态色彩,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论战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学术界,从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出发,运用惯常的二分法原则,常将这一群体分为“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放置于横向的社会现实与纵向的历史发展中来比较,知识分子在中国不构成阶级,因此不适合用知识阶级进行分析。在考察知识分子的阶级性或知识分子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上,知识分子从主观上来说排斥阶级的规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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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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