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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清华:上海移民江西垦荒问题研究(1955—1956)

更新时间:2018-07-30 22:13:11
作者: 阮清华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将“消费的城市”改造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府对大城市人口进行分类清理,将各种“非生产性人口”加以分类,并通过不同方式疏散出城市。1955年提出“紧缩上海”计划后,上海市政府将3万多社会青年、水上区居民以及各种无业、失业人员疏散到江西垦荒生产。“移民垦荒”的实质是新政权对大城市中政治上不可靠人员的区分和对经济上“剩余”或“冗余”人员的疏散,同时也是对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清理与重建。而被疏散人口的反复倒流与再安置,对此后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都有重要影响。

  

   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紧缩上海”计划,要求在两年内疏散80万至100万人口出城,包括移民30万人到江西垦荒。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4月,有3万多“上海人”移民江西农村。该事件长期湮没无闻,或被当成城市青年垦荒运动的一部分,或被认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前奏。①实际上,3万多移民中,知识青年比例甚小,绝大部分垦荒群众则被遗忘。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注意到此问题更为复杂的面向,或被作为粮食统购统销背景下的城市人口疏散,或被当成“解决上海人口臃肿的办法”,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平行地方关系”角度开展研究。②但现有研究对该事件的发生背景、过程以及它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缺乏梳理和论述。研究该事件对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城市政策,尤其是城市基层社会改造和城乡关系等问题,都将大有裨益。

  

   一、垦荒背景:“清理上海”与“紧缩上海”

  

   1949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并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是新政权的基本任务。③在中共的理念中,城市中大量“非生产性人口”的存在是城市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要把城市改造成“生产的城市”,就必须大量疏散“非生产性人口”。因此,各大城市人民政府纷纷将不同类型的人口疏散到农村或边疆地区,以减少城市人口。

   旧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也是一个“五方杂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的“魔都”,自然成为中共城市治理中最受各方关注的地方。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驻上海,上海市军管会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即开始收容流散军人和散兵游勇,到6月26日共计收容7832人,大部分遣送出上海④;同时军管会和市政府与民间社团合作,3个月内疏散难民40多万人⑤。8月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建设新上海”的六大任务,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动员大批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学生到乡村去开展农村工作”。⑥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上海各种可能加以疏散的人口进行疏散,是中共的既定方针,也是从建政开始就在执行的政策,并非到1955年才“首次”疏散⑦。

   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特大洪灾,造成全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应的巨大困难,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私营工业生产不景气,整个国民经济在1954年、1955年间增长势头减慢,上海甚至出现了生产倒退现象;⑧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在1954年至1955年跌入谷底,上海1955年就业人数甚至出现负增长⑨。另一方面,上海人口疏散工作虽然一直在进行,但上海人口总数却仍然在不断增长,⑩到1955年4月底达到699万,比1949年3月增加了近200万人(11)。此时城市粮食供应紧张,上海局面更为严峻。(12)1955年初上海市委提出“紧缩上海”的口号(13),并在实践中逐渐采取了各方动手、多管齐下的办法,来加大人口疏散力度:有技术、有知识的“壮工”调配去西北;失业、无业的“农民”疏散回乡生产;“不能回乡生产、本人又无技术和文化”的去江西省垦荒;“反革命和刑事犯家属”和“社会游民”遣送到外地参加农业生产,进行劳动改造。(14)在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型城市”的口号下,人民政府认为水上船民、三轮车工人、榻拖车工人、人力车夫以及其他许多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非生产性”人口,或被认为是“剩余”从业人员,需要被遣送出大上海。(15)

   另外,从1954年开始,苏联大力动员城市青年和其他城市劳动者前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地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16)此举很快引起了新中国的关注。1955年1月,《中国青年》杂志介绍了相关情况,并认为亦值得中国青年效仿。(17)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尽可能地增开荒地,以保证农业生产”作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来。(18)同年4月,共青团中央派代表团到苏联访问,重点了解苏联的垦荒运动。代表团回国后提出了《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随后胡耀邦要求:“青年团应当积极组织青年去开荒,并且可以采用青年垦荒队的形式。”(19)7月5日李富春在“一五”计划报告中,明确将开垦荒地作为全国农业增产的主要手段之一,要求“一五”期间全国最少新开垦荒地3800万亩。(20)苏联经验与中国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垦荒地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在胡耀邦的亲自物色和安排下,1955年8月30日,首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由60名队员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黑龙江萝北县,拉开了1955年全国性大垦荒运动的序幕。(21)

  

   二、出上海:上海的“志愿垦荒”运动

  

   1955年2月,上海市江宁、北站等区开始动员因水灾逃荒来沪的农民、灾民回乡;4月2日市民政局要求各区积极动员外来农民回乡,到7月份动员回乡人数超过15万人。(22)为了加大疏散力度,上海市委专门成立“人口问题研究委员会”,下设人口办公室,专门领导人口调查和疏散工作。(23)7月1日市委正式发布指示,要求“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一年之内,由各区包干负责,疏散本市人口80万至100万人”(24)。

   上海人口疏散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动员农民回乡生产”(25),在动员过程中,有的街道提出“有田回乡,无田开荒”的口号,要求“无职业的一律离开上海”(26)。7月市委指示中亦提出:“根据可能的条件,有计划的移送本市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或可能转业的劳动力至外省进行垦荒。”(27)随着动员农民回乡陷入困境,从8月份开始,上海将疏散人口的重点放到了准备移民垦荒上。8月底上海市委决定向江西九江、南昌等五个专区移民9万户约30万人开荒生产。(28)

   移民垦荒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但大规模从城市向农村移民却并不多见,各地只能自己摸索经验。(29)为了在大规模移民前取得经验,上海市委决定从10月起先行试点。8月30日由团中央号召并组织的北京市第一支青年垦荒队出发后,第二天上海团市委就宣布准备从1955到1958年的三年时间内动员10万名社会青年到江西、安徽开荒,并在当年第四季度动员2000到4000人先去江西试点。(30)劳动局亦决定动员两到三万失业工人前往江西。(31)其他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亦纷纷制定动员移民垦荒的计划。

   在市人口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上海采取“条块结合”和“包干分工”的方法动员各类人员前往江西垦荒。动员对象包括社会青年、未登记的失业工人、失业学生(高小、初中毕业生)、流动摊贩、过剩三轮车工人、已登记的失业人员、码头编余工人、固定摊贩及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过剩”船民等九大类。(32)市委反复强调要贯彻“自愿原则”,并要求达到六个条件:有劳动力;生活贫困的劳动人民或其子弟;历史清楚,不是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身体健康;完全自愿,做到“三通”(本人通、家属通、亲邻通);要有决心不做逃兵。在动员分工方面,青年团市委和各区政府主要负责社会青年等前四类人员;交通局包干“剩余”三轮车工人;劳动局动员已登记失业工人;港务局负责码头编余工人;水上区包干“剩余”船民;商业二局负责服务性行业人员和固定摊贩。(33)

   1955年10月10日,江西省委、省人委发出联合指示,准备在“一五”期间接收9万个上海劳动力,连同其家属共计30余万人到江西垦荒。1955年先试点安置6000人,主要试点县为德安、奉新、浮梁、乐安、安福和峡江六县。(34)接到试点任务的德安、奉新等县分别指定乡镇为上海垦荒移民提供土地,并接待和安置移民。

   上海试点以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为重点,在舆论宣传、物资准备、垦荒地点的选择等方面,都特别强调社会青年志愿垦荒的伟大意义。团市委希望通过动员青年志愿垦荒,形成“垦荒是光荣的爱国主义行动”的舆论氛围,并希望“青年能先走一步,树立榜样,为今后社会动员创造有利的条件”。(35)8月以后全市掀起了动员社会青年到江西志愿垦荒的高潮。在团市委和市民主青联的组织下,事先物色好“志愿”申请组织垦荒队的领导者,通过召开大会小会和报纸舆论宣传等方式,将事先安排好的“志愿者”推向社会,(36)因而在短时期内吸引了1000多名社会青年、大学生、工人、店员、学徒、护士、农民等报名(37)。虽然团市委有动员10万青年垦荒的宏伟计划,但为了能够“树立榜样”,对第一批垦荒队员的挑选特别慎重,不仅注意到从事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体力、年龄等方面,而且也要求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而主要从初中、高小毕业生中挑选;另配备一定数量的党团员和“骨干”;男女比例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38)

   经过层层挑选后,团市委从1000多报名者中挑选了100名作为上海市首批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进行集中培训。10月18日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安置地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实际到达人数为90人。(39)八里乡是上海垦荒队的重点实验区,上海团市委和江西方面做了很多协调工作。早在8月11日,德安县就专门成立了安置垦荒临时委员会;9月5日德安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安置上海垦荒青年问题,并决定帮其在八里乡建立德安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40)团市委为垦荒队员在八里乡建造了房屋,购买了耕牛、农具以及其他必需的生活用品,“准备得较充分”。垦荒队员到达八里乡的当天,德安县委就帮助他们成立了建社筹委会,并制订好生产、工作计划,订出近期和中长期远景规划,预计第二年实现人均200元的分红。垦荒队入驻以后,八里乡又修建了浴室、厕所、图书馆,并开始组织文娱活动。(41)另外筹建了社内信贷部,着手解决那些急需现金者的需要。(42)

   在上海团市委大张旗鼓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同时,上海劳动局、水上区等单位也在组织垦荒队,但其宣传力度和准备程度都无法跟团市委组织的典型相提并论。实际上,10月16日由上海市劳动局组织的失业工人垦荒队已经到达江西,被安置在浮梁县的两个乡。但劳动局跟浮梁县以及安置地的联系、交接工作都没做好,队员到达当地后不仅没有房屋、生产、生活用具,连垦荒的土地都没安排好,是单独办社还是插入当地合作社也没确定。(43)作为上海市动员志愿垦荒的典型,两天后到来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安置条件显然比失业工人垦荒队要好得多。但是20天(11月7日)后到达江西的第三批垦荒队员也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批45人的垦荒队员由上海团市委和上海水上区人口办公室共同组织,安置在德安县大板乡,准备插入当地两个合作社。这批队员到达时,当地房屋尚未准备好,其他生产、生活用具也未配备。(44)

尽管试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上海各单位组织的垦荒队依然源源不断地开赴江西。到1956年1月底试点工作结束,从上海移往江西的垦荒人员4712户、7498个劳动力,连同家属共计12961人,超额完成试点任务。(45)虽然在对外宣传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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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1期 第105-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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