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马新亚:人与自然的契合

——论沈从文的人学观念

更新时间:2018-07-30 00:31:53
作者: 马新亚  

   内容提要: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契合,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创作方法,更体现为如何表现自我与他者的艺术观和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宇宙观。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可以将道德秩序、生命元气赋予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神性”维度缺失所带来的道德失范和生命萎缩;单个的人与人类也是一个整体,只有将“小我”融入“大我”,才能使速朽、有限的“小我”永生不朽。沈从文的整体论宇宙观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学观念提供了一种类似宗教的超越性背景。

   关 键 词:整体论  宇宙观  人学观念  超越性背景

  

   启蒙运动的一大贡献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发现,这种主体性不仅体现为人对宗教、王权的对抗和颠覆,也体现为人对自然的控制。于是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往往看到,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开拓创新精神相伴而生的是他们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在“五四”新文学中,特别是在浪漫主义文学中,“自我”的主体意识往往是由日月山川、风雨雷电、宇宙地球、柔波金柳等自然意象来传达,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乡土小说田园视景的拓展,一些作家(例如废名、沈从文等乡土抒情派作家)将自己的主观感情渗入到客观景物之中,使人物与景物水乳交融。这种主客交通、物我浑融,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创作方法,更体现为一种如何表现自我与他者的艺术观和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宇宙观。以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为例,那种人与自然相契合的境界就体现了他的整体论宇宙观。

   首先,人与自然的相互映衬,是沈从文小说中湘西风情画的基本构图方法。例如,在《边城》中,沈从文并没有刻意地点出山城人家居所的位置、建筑的风格,而是借用春夏秋冬的时序以及不同季节的风景风俗,行云流水般地带出了人的所在:“近水人家多在桃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眼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①

   人与自然和谐,不仅仅体现在静态的风景画上,还体现在人物性格、气质的养成上。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天真善良、淳朴本真,那股灵秀之气无不是得益于山山水水的滋养。如果说自然将灵动之气赋予翠翠的话,原始混沌则赋予了萧萧。本来,给人家做童养媳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但十二岁的萧萧并不哭,她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做了人家的媳妇。嫁过来后,喝冷水,吃粗砺饭,反倒四季无病,身体康健。她的生命,就如同乡间的一棵树、一株草、一块石头,自自然然,朴素本真。即便被骗失身,怀了孩子,也不过是吃香灰、喝冷水,想办法“使她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分开”。等到事情实在瞒不住的时候,萧萧也想到过悬梁、投水、吃毒药,但她年纪太小,自然舍不得死。娘家人与夫家人最后决定将萧萧发卖,但由于主顾迟迟不来,这件事情就搁浅起来,到后来萧萧生了个团头大眼的儿子,发卖的计划就取消了。这些波折之后,萧萧的性情依然天真,她既没有因为遇人不淑而耿耿于怀,也没有效仿“女学生”、追求新观念,更没有被“道德”“族规”的抽象观念折磨得魂不附体。她无智无识,也无烦无恼。她的存在,就像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片树叶,随风雨而摆动,随时序而枯荣,任何挫折都无法阻抑它内在生命的成长,任何外在价值标准都无法破坏它生命的完整性。

   自然不仅把这种生命的完整性赋予了人类,也赋予了别的生灵。1940年代,沉醉于人类“爱”与“美”的抽象之域的沈从文,经常会在不经意之间为一些微小生物所吸引,感慨自然给予它们的“神性”。在沈从文看来,人与其周围的生物同沐阳光,共生共荣,共同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自然赋予人和其周围的生物的灵性在于“无机心”,即不易为外界所动,而正是这种静态的生命形式,才接近生命的本来,将生命的素朴和完整保存下来,展现出一派涤尽尘埃的澄明之境。

   最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表现为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这一点在《边城》《凤子》《长河》中比比皆是。因为学界历来比较关注《边城》与《凤子》,而对《长河》重视不足,所以我就以《长河》为重心来谈这个问题。《长河》写的是吕家坪小码头以及附近的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1936年冬。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动逐渐波及到了湘西,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沈从文在题记和第一章中,描绘了这种改变:“时髦青年”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衣冠入时,派头洋气,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点缀文章。末了是毕业、结婚、回家,回到“原有那个现实里,等待完事”;女学生中思想比较时髦的,做派与以上男子大同小异。这些“时髦青年”的所作所为,对乡下的大多数人并无意义,反而使农村的那点正直朴素消失殆尽。沈从文站在常识、常情、常理的角度讽刺了那些追求时髦、与土地断绝关系的青年男女,并对那种空喊口号、不关其心、唯实唯利的伪进步人士展开了批判。这一点让人联想起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对“伪士”的批判。那些高蹈“现代”理论的人,之所以被鲁迅称之为“伪士”,不是说他们所秉持的理论主张是虚假的,而是说他们虽然宣传这些理论,然而内心却并不信奉,他们缺乏对外来理论的体系化研究,也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精神进行深入分析的意识和能力,只是依附权威或多数,顺势而呼罢了。这种顺势而呼,对他们的内心没有任何改变,却影响了下层群众的信仰自由,针对这种局面,鲁迅提出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②的主张。在他看来,“迷信”之所以“可存”,原因不外有二:一是迷信可以使“向上之民”内心有所依靠;二是宗教所显现的形而上追求跟人与自然契合的自然本性并行不悖,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鲁迅在这里既是论证“迷信”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也是论证人的完整性——人与自然本性、风俗、文化根基是一个整体,单纯依附于“现代”理论,而将人连根拔起,必然导致“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人如是,国亦然,任何将思想、制度当作可以从“文明的整体性(也可以叫做历史的结构性)”③当中任意分割出来的想法都是荒唐可笑的。

   沈从文在批判“时髦青年”对“现代”的浅表化理解时,肯定了“常识”与“迷信”对农村妇女身心健康的益处。在沈从文看来,“常识”与“迷信”与人的生活经验不可分割,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人类智慧的结晶,相对于那些从书上得来的文化概念,它们更具生命力。此外,这些“常识”和“迷信”与人、天、地相契合的自然本性密不可分,它们与仪式、风俗、文化一道,构成了人的根系,而要彻底铲除这些根系,就必然会使人的整体性受到损伤,正是带着这种隐忧,沈从文写下了“现代”对湘西的冲击,写下了人心的浮动,但与此同时,他也写下了湘西的“变”中之“常”,写出了人与地的亘古不变的关系。农耕文明中的农民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依附性情感。与中原地区的农民有所不同,吕家坪以及附近地区的农民并不完全依靠土地过活,一些人厌倦了地面上的生活,靠运输货物逐渐过起了“水上人”的生活,但无论是“在地面生根”的农民还是“吃水上饭”的农民,一例敬天礼地,信天委命,与日月同升降,将自己的根牢牢地系在土地和水面之上。在第一章《人与地》中,沈从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表现出了人与土地的关系。那种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不仅仅体现为农民的集体无意识,更体现为作者对自身精神血脉、文化基因的追认。除了直白的论说之外,沈从文还擅长描摹民俗风情画,将农民与天地的亲厚融入其中,例如第三章滕长顺一家打发四时节令的情景等。那种水天一色、人神同悦的场景,不仅仅体现着沈从文的审美理想,更体现着沈从文的整体论宇宙观。《长河》的最后一章是《社戏》,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结尾是硬凑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结尾蕴蓄了“抒情诗气氛”,体现出了作者驾驭大题材时的从容心境。我觉得如果将第一章《人与地》和最后一章《社戏》联系起来,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以“天-地-人”为始,又以“天-地-人”为终,沈从文有意构建了一个整饬的序列,一个完整的生命形式——人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点,而是始终处于天地宇宙万物之中,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由此联想到《湘行书简》,沈从文之所以说那些人(湘西下层人民)“太大了”,就是因为他们未曾与土地断绝关系,未曾与自然分离。

   沈从文将人放在自然之中、天地之间,有意凸显了一种秩序观念。例如在《凤子》中,沈从文首先写了镇筸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整饬有序的外部结构,然后又写了镇筸城无为而治式的统治结构和精神秩序:“兵皆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皆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山中村庄里走去,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④镇筸城民风淳朴,秩序井然,生机盎然,这一切要归功于当地人对自然的皈依,归功于自然秩序给人的道德启示,正如沈从文所讲的:“日光温暖到一切,雨雪覆被到一切,每个人民皆正直而安分,永远想尽力帮助到比邻熟人,永远皆只见到他们相互微笑。……向善为一种自然的努力,虚伪在此地没有它的位置。”⑤在沈从文看来,自然根本上是善的,而令人堕落的现代文明却阻断了人类与自然的联系,因此只有重返自然,摆脱依附它物的状态和由文明的铠甲所构成的虚假幻想,才能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源性存在。由此可见,对湘西世界的礼赞,寄寓了沈从文由自然寻找人类道德根源的诉求。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道德”,已经逸出“道德规范”的藩篱,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例如在《绿魇》中,他这样说道:“于是我会从这个绿色次第与变化中,发现象征生命所表现的种种意志。如何形成一个小小花蕊,创造出一根刺,以及那个在微风摇荡凭藉草木银白色茸毛飞扬旅行的种子,成熟时自然轻轻爆裂弹出种子的豆荚,这里那里,还无不可发现一切有生为生存与繁殖所具有的不同德性。这种德性,又无不本源于一种坚强而韧性的实验,在长时期挫折与选择中方能形成。”⑥显而易见,沈从文这里所言的“德性”已经不单单是“道德品性”,而是指自然本性;“意志”,也不是指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精神。“德性”与“意志”连在一起,是指那种由自然秩序所规定的、充沛的生命元气。在沈从文看来,自然是善的蓄水池,更是生命力的原发地,只有皈依自然,听命于自然秩序和内心呼声,才能摆脱物质的压迫与观念的辖制,重获生命的内在深度与完整性。有些时候,“生命元气”是与“爱”联系在一起的,正像“爱”的无法言说那样,沈从文的秩序观念同样难以用清晰的语言来界定,尤其是“呓语狂言”时期。例如他对“美”的秩序的认识:“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字,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⑦“美”中的秩序,就像光与影一样瞬息万变,难以捕捉;又像“爱”本身一样,永远无法在它的外围评头论足,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感受到它的真谛:“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⑧这种与“爱”相关的、充满神秘性的“秩序观念”让人联想起了西方浪漫主义,而西方浪漫主义的秩序观念源于自然神论。

《易乾凿度》里这样说:“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者,不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道人道也。”⑨这显然是中国古人为人间伦理秩序寻找依据的明证,后世的统治阶级以及幕僚文人也往往以此为据,来确立封建秩序在终极意义上的合法性。那么,沈从文对“天-地-人”三位一体观念的推崇,是否意味着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看沈从文对道德的认识。在《论读经》一文中,沈从文这样写道:“道德既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道德无固定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251.html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 , 2017 (4) :141-148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