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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业:从沈从文的“四朵灯花”到海子的“四姐妹”

更新时间:2018-07-30 00:30:25
作者: 刘继业  

   内容提要:沈从文的长篇散文《水云》至少发表过两次,入集多次,《沈从文全集》收入的“定本”《水云》,比初版本多出两千余字,在现代文学史上较为少见。《水云》初版写了三个“偶然”即三位婚外交往的女士,第二次发表的版本及“定本”则增加了第四个。《水云》大胆袒露婚姻之外的情感体验,在40年代的战争背景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非常独异。海子去世前一月创作的《四姐妹》,写了自己情感生活中的四位女性。两位中国现当代作家严肃、坦诚面对自己内心情感的写作,能给予当代中国文学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沈从文  《水云》  爱欲抒写  海子  《四姐妹》

  

   沈从文28000余字的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是整个40年代撰写的篇幅最长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此文收于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第12卷的“定本”题为《水云》,去掉了最初在1943年1月15日由熊佛西主编的桂林《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和1943年2月15日第1卷第5期连载时的副标题:“——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全集版《水云》文末还有沈从文自己的题注字样:

   三十五年五月

   昆明重校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校正

   文后并有全集的编者说明:“本篇曾发表于1943年1月《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和1943年2月《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署名沈从文。1947年,作者将其收入拟交开明书店印行的《王谢子弟》集,对文章重作校订。此次所收,为1947年8月校定稿。”

   沈从文自己的题注和《沈从文全集》编者的这一段说明,都是靠得住的事实。仍需补充的是,此文除1943年《文学创作》版和1947年《王谢子弟》版之外,还有一个版本,同样署名沈从文,发表于1944年9月15日重庆《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1期,文末附注“卅三年五月三日重庆”,此版还有“——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个副标题,因此可以确认:副标题是在收入《王谢子弟》文集时删掉的。

   《时与潮文艺》版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发表时间距离《文学创作》的初版已有一年半以上,基本未作删除,只作了一些字词的订正和删改,但已有一些文句的增加。到了1948年《王谢子弟》版,沈从文增加了更多文句,有时甚至是整个段落的增加,这些增加的文句、段落与初版时的文本仔细比较,有时能得到意味深长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最常见的情形是,全集或文集版的“定本”,都会比初版本做出不少删节,而这篇发表两次、入集多次的《水云》,“定本”除了只删掉“——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个副标题之外,文本正文的文字基本没有删节,反而增加了不少字句和段落,粗略统计,增加的文字大约在2200字左右,几近最初发表版本的十分之一,比例算是很高了。“定本”并且将最初发表时的六个段落之间的分节符号“××××”换成了用文字标示分节的“第一节”至“第六节”。从这些改动和多次发表入集的情形来看,沈从文自己对《水云》这篇大篇幅的散文,非常看重。一般读者读到的是这篇删去副标题、文字和内容都更为饱满、充实的“定本”即全集版《水云》。我的阅读当然也主要依据于此,但是在某些关键段落,对勘“定本”相较于初版本所增添的文字,倒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1942、1943年那样的特殊的战争年代(初版本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根据发表时间1943年1月15日,大致可以断定是写于1942年下半年),沈从文却深深沉陷于个人的记忆和当下心绪,专心致志地写作着个人的“新爱欲传奇”。另外,散文体现出的耐心、细腻和坦诚,即使放在中国当代文坛也都是罕见的。

   作为一个小说家,沈从文创作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并不复杂,就是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所有关乎乡村的人事都是美好的、温暖的、可以理解或者可悲悯的,而所有关乎城市中人事的,则都是可鄙可恨可叹可笑的,这一点学界已有共识,在依由二元对立模式建立起来的沈从文小说艺术世界中,《边城》和《八骏图》这两篇小说分别代表了乡村和城市两种题材作品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极致。而《水云》恰好较为详细地具体介绍和回顾了这两部代表作的写作情形及其发表、出版后延伸的思考。这也为理解这两部沈从文重要的代表作品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此外,《水云》的绝大部分篇幅,令人惊讶地放在了他与这十余年来所遭遇的四个“偶然”——即四位婚外女性的交往上面,这也是阅读《水云》给予读者的最大冲击之处。

   在以前的沈从文研究中,学术界对于他40年代一批“向虚空凝眸”的抽象性写作,已经给予了充分关注,近些年来,有一个较引人注目的突破,是对沈从文40年代小说集《看虹摘星录》的发现和围绕它而对沈从文整个40年代创作展开的“索引式研究”。自2008年以来,解志熙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裴春芳、陈越集中发现了一批为《沈从文全集》未收录的佚文,有两篇文章特别重要。

   裴春芳发表于2009年《十月》第2期的《星光虹影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发现目前收入全集的《摘星录》实为最初发表的小说《梦与现实》,后又以《新摘星录》为题发表,而最初在香港《大风》以笔名“李綦周”发表的真正的、原本的《摘星录》,则一直被《梦与现实》所替换。这样,裴春芳就第一次确定了《看虹摘星录》的篇目:《看虹录》《梦与现实》《摘星录》《〈看虹摘星录〉后记》。而裴春芳在对这篇新发现的《摘星录》进行研究时,结合沈从文其他作品,论证其中的女主人公为张充和,《看虹摘星录》其实是沈从文记录自己和小姨子张充和爱欲经历的体验和记忆。裴春芳此文引发了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的商榷和反驳,他发表在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的《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从张充和的生日、在北大就读时姓名等细节入手,尤其是对沈从文致张兆和一封信件不同于裴春芳的理解和分析,确实指出了裴春芳文中论证不太严密之处。我的理解是,裴春芳第一次指出张充和与沈从文40年代爱欲抒写的关系,踏入一个不小的学术禁区,而一定要将《梦与现实》《摘星录》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张充和等同起来,也留下可以质疑之处。商金林的质疑事实上将这个方向的学术探讨极大地深入化了。

   2012年,解志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0、11、12期连载近十万字的长篇论文《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我理解为沈从文研究继美国学者金介甫的工作之后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性成果。解志熙通过大量他自己和裴春芳、陈越新发现的沈从文佚文,和收入全集的沈从文作品对读,并结合大量其他作家的文本和自己的多次采访,在论文的后两节,进一步论证了张充和在沈从文40年代“爱欲抒写”中的重要地位,论文中还有少数材料论据并未给出确实的注解和出处,相信随着学术界沈从文研究的整体性推进,解志熙教授和他的弟子们的沈从文研究会更加露出其锐利、“狰狞”的面目,将沈从文研究更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细细阅读《水云》,尤其是与四位“偶然”有关的文字,或者能有更细腻的体会。

   《水云》第一句“青岛的五月”,稍显突兀,表明这篇可能写于1942年下半年的散文,采用的是直接依据线性时间顺序的叙述。结合沈从文的生平,第一节应当是写他1932年5月在青岛大学时的所见所思,在海边的自我对话。此时未婚,但已在心理上等待着名字都叫做“偶然”的各色女性,等待着“那些偶然的微笑,明亮的眼目,纤秀的手足,有式样的颈肩,谦退的性格,以及常常附于美丽自觉而来的彼此轻微妒嫉”。

   第二节交代《八骏图》的写作,沈从文有意将发表于1935年8月1日《文学》第5卷第2期的《八骏图》的发表时间,提前两年放在了他离开青岛大学的1933年,将1934年发表的《边城》的写作和发表放在了《八骏图》之后。《水云》中还言之凿凿地写他怎么在海滨回来之后,用了一个通宵写成《八骏图》,而事实上是在1935年的北平写成。这至少提示一点,散文《水云》尤其是“定本”的全集版《水云》的叙述,并不能完全当成客观事实。这里提到在海边见到的现实中穿“黄绸袍子”的、在小说《八骏图》中穿“浅黄颜色袍子女人”即教授庚的女朋友,依据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的考证,我在阅读《水云》时,便自动将这第一位“偶然”先入为主地视为当时青岛大学的校花俞姗。

   第三节全力写“两年后”即1934年回到北平两次遇到一位“偶然”(按沈从文年谱,他辞去青岛大学教职回北平应该是在1933年7月,准确描述应该是“一年多后”)的具体情形。也按金介甫的考证且已为学术界所接受的结论,这位“偶然”几无疑义应为沈从文婚前认识、与之交往十年左右的女诗人高青子(原名高韵秀)。涉及高青子的文字里,本节几次提及用“偶然”的“缺点”及幸福婚姻的幻影保护自己,使两人的交往保持在“友谊”这个名分上。那么,后一节里提及“缺点”的那位“偶然”,则可同样视为高青子。

   第四节首先回顾《边城》的写作,然后依次较为详细地交代了包括第三节已出现的这位“偶然”在内的一共四位“偶然”。第一位“偶然”即金介甫考证的俞姗,这一节未再多提及,让人惊讶的是,关于第二位“偶然”,有这么一句:“偶然之一和我之友谊越来越不同了。一年余以来努力的趋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偶然的缺点依旧保留在我印象中……”“一年余来”、“十分钟内”等暗示性过强的语言,委婉表明与这位“偶然”已有性爱关系。在写这位“偶然”离开我时:

   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上的纷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不同处只是所要去的方向而已。

   至于家中那一个呢……

   我们已经确认这第二位偶然即高青子,沈从文这里提及的“一个故事”即收入1937年以“青子”为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集《虹霓集》中,此集包含《紫》《黄》《黑》《灰》《白》《毕业与就业》六篇小说,五篇与颜色相关的小说,自然让我们联想到沈从文40年代已编就、未出版的《七色魇集》(包括《水云》《绿魇》《黑魇》《白魇》《赤魇》《青色魇》《橙魇》),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无可怀疑,也确证了与高青子长达十年的情爱关系在沈从文的情绪和创作上占有的巨大分量。

   有意思的是,上文中“至于家中那一个呢……”这一句,在初版和《时与潮文艺》版中都没有,是《王谢子弟》版后来加上去的。

关于第三位“偶然”,有这样的文字:“看出自然所给予一个年青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我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并且,在初版的“且即此为止,我并不曾用其它方式破坏这种神的印象。”这两句话之间,全集版《水云》插入了一句:“除了在《看虹录》一个短短故事上作小小叙述”。目前我所见的关于沈从文“爱欲抒写”的研究成果里,还没有涉及沈从文的这个夫子自道,反而常常将《看虹录》一文的原型落实为高青子。关于这第三位“偶然”,首先有“是上海成衣匠和理发匠等等,在一个年青肉体上所表现的优美技巧”,暗示她来自上海。饶有意味的是,这一段最末一句初版为:“这个传奇是……”,而《时与潮文艺》版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和全集版《水云》中,则都增加为这么一句:“这个传奇结束于偶然回返到上海去作时装表演为止的。若说故事离奇而华美,比我记忆中世界上任何作品还温雅动人多了。”那么,这一位来自上海,似可确定,而其身份为“时装模特”,则显得突兀而醒目。至少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沈从文生活中出现的这一位“时装模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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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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