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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洪杰:被遗忘权的解析与构建

——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价值纠偏机制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8-07-29 23:56:22
作者: 满洪杰  

   摘要: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所规定的“删除权‘被遗忘权’”是删除权与被遗忘权的混合,两种权利在权能、适用范围、受克减性等方面有重大差异。被遗忘权源于自然人获得谅解、维持人格特质,以及保护人格尊严与个人生活的需求,以因应网络社会信息去中心化、存储永久化和获取便利化的挑战。信息目的性限制原则,应以信息价值视阈分析判断。当信息处理价值低于主体人格价值时,被遗忘权即有适用之余地。但信息类型、决策目的、使用场景可对信息价值带来影响。被遗忘权具有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应以信息价值和生命周期为基础构建权利体系,删除作为处置措施应有终极性和谦抑性。被遗忘权应与言论和信息自由、历史和统计研究需要,以及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

   关键词:  被遗忘权;人格需求;信息价值;权利构建

  

   被遗忘权引起国内学界关注,源自2014年欧盟法院判决的谷歌诉西班牙数据保护局一案(以下简称“谷歌案”)。而次年,[1]我国即出现了任甲玉诉百度案(以下简称“任甲玉案”)。[2]学界肯定并呼吁我国立法引入被遗忘权, 或者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现有规定将其予以保护的观点有之,[3]主张对其加以本土化改造为我所用者有之,[4]而否定其具有权利属性和立法上可行性的观点亦有之。[5]笔者不揣鄙陋,拟从欧盟对被遗忘权的相关立法出发,对被遗忘权的性质和功能定位进行解析,并对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被遗忘权的构建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被遗忘权的概念与属性辨析

  

   (一)被遗忘权在欧盟的演进与发展

   被遗忘权的概念和立法主要源起于欧洲。欧盟于1995年颁布了《关于保护个人数据和此类数据的自由流动的指令,95/46/EC》(以下简称“《数据保护指令》”),该指令虽然没有规定被遗忘权,但其中的目的性限制原则(第6条)、删除权(第12条b)等条文,已成为探讨被遗忘权的源头。2009年,牛津大学教授Viktor Mayer-Sch?nberger指出,信息的数据化和对个人生活的揭露,“将永远把我们和过去的行为捆绑在一起,在实践中使我们无从逃避”。[6]2010年,欧盟司法专员薇薇安·雷丁向欧洲议会提出了关于被遗忘权的议案。2012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公布了《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第2012/72、73号草案》,其中包含了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2014年,欧盟法院在对谷歌案的判决中对《数据保护指令》进行了扩展性解释,以确认信息主体享有被遗忘权。2016年4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16/678号2016年4月27日关于保护自然人处理个人数据和此类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取代95/46/EC指令的条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其第17条题为“删除权‘被遗忘权’(Right to erasure‘right to be forgotten’)”,首次明确以立法形式规定了被遗忘权。

   (二)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的“删除权‘被遗忘权’”条款辨析

   由于《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是迄今为止对被遗忘权规定最明确、最具体的立法例,对被遗忘权的研究往往均以该条例为样本。为准确把握和认识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被遗忘权的性质,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其规定进行解析。该条例第三章的标题为“修正(rectification)和删除(erasure)”,内容包括了第16条所规定的“修正权(Right to rectification)”、第17条所规定的“删除权‘被遗忘权’(Right to erasure‘right to be forgotten’)”、第18条所规定的“限制处理权(right to restriction of processing)”和第20条所规定的“可移动权(Right to portability)”,以及第19条“关于修正、删除或者限制处理的通知义务”。其中,第16条至第18条规定的三种权利是相互关联的。修正权是对不准确信息的修改,其实质是删除权的一种较为缓和的表现形式。限制处理权一方面是根据信息主体的要求或者利益对需删除的信息代之以限制处理的缓和形式(第18条1b),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信息主体提出删除或者修正请求后信息处理者作出决定前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因此,第16条到第18条形成了以删除权(被遗忘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而第19条则明确了信息主体行使上述权利时信息处理者所负有的通知其他相关信息披露者的义务。所以,明确第17条所规定的一般数据保护“删除权‘被遗忘权’”的性质,即可确认此权利体系的性质。

   根据《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第1项,信息主体要求处理者删除信息的理由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理由是信息主体依据个人信息控制权要求删除数据。如该项(b)点“信息主体撤回其同意,且该处理无其他法律基础”;(c)点“当信息主体根据第21条第1项反对处理,且处理无优势性的法律基础,或者信息主体根据第21条第2项反对处理”;(d)点“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e)点“个人信息根据信息控制人应遵守的欧盟或者其成员国的法律义务应当删除”;以及(f)点“该个人信息基于第8条第1项规定的为社会服务所提供”。此类删除均基于信息主体的自主同意或者其他合法性基础的控制,属于信息控制权,信息主体可以在撤回同意、同意过期或者法律基础不存在的前提下要求删除信息。此种权利被称为删除权。

   第二类理由则是信息主体基于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目的性限制”原则删除数据。第17条第1项(a)点将“该个人信息根据其被收集和处理的目的已经不再有必要”作为删除的理由。此时,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并非不法,且已脱离了信息主体的控制,不在信息自主权的范围之内,只是为目的性限制原则所制约,即“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消灭后,信息管理者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删除个人信息;信息主体有权请求信息管理者删除个人信息”。[7]该原则并非为《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所首创,但该条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定原因之外对目的性限制进行了扩张,以涵盖因价值衰减而不再有目的性的信息。

   (三)被遗忘权与删除权在功能上的区别

   删除权“是指在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出现时信息主体得以请求信息管理者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8]删除权针对的是缺乏法律基础的信息,以排除对信息的不法收集和处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自主权,当信息处理无法律基础时,即可行使删除权。

   而被遗忘权所针对的信息则是在合法的基础上收集、使用、加工、传输的已过时、不相干、有害和不准确的信息。以谷歌案和任甲玉案为例,两案中所涉及的信息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信息处理并非不法,信息处理者获得和处理信息有法律基础;第二,信息不受信息主体控制,信息主体无法通过行使删除权消除该信息;第三,删除的理由是信息处理的相关性和必要性已不存在,即目的性限制。荷兰蒂尔堡大学Bert-Jaap Koops教授从三个方面对被遗忘权的功能作出了界定:第一,数据应及时被删除;第二,过时的负面信息不应被用来针对个人;第三,个人不应因对将来后果的担心而在当前表达自己时受到拘束。[9]

   (四)被遗忘权与删除权在适用信息范围上的区别

   网络时代的信息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第一,根据产生方式,可以分为被动产出的信息(如登陆身份信息、地址定位信息等)、主动产生的信息(如微信朋友圈消息);第二,根据产生主体,可以分为自主发布的信息(如微博页面)和非自主发布的信息(如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第三,根据信息来源,可以分为原发信息和转发信息。笔者收集、归纳了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隐私政策所涵盖的信息类型并作了分类,如表1所示:

表1 网络数据来源分类表

   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分别可以成为删除权和被遗忘权的客体。第一,被动收集的信息是基于信息主体对信息处理者的授权和许可而收集和处理的,且一般不产生转发,因此可以通过删除权加以控制。第二,对未转发的自主发布的信息,信息主体可以通过撤回同意或者限定同意期限行使删除权。如微信从6.5.6版本起,在“隐私”选项中,加入了“允许朋友查看朋友圈的范围”选项,并有“最近三天”、“最近半年”和“全部”三个选项。腾讯公司在隐私政策中说明:“如要求从我们的服务中删除您的相关信息,请通过该等特别服务条款提供的方式操作。”[10]在Snapchat、“点点虫”等具有“阅后即焚”功能的网络通讯工具中,通讯内容的销毁也是基于信息主体的同意及控制。因此,这些信息属于删除权的客体。第三,已为他人所转发的自主发布的信息,或者第三方来源信息,超出了信息自主权的范围。如腾讯的隐私政策指出,“即使您删除共享信息,有关信息仍可能由其他用户或不受我们控制的非关联第三方独立地缓存、复制或储存,或由其他用户或该等第三方在公共领域保存”。[11]此类信息只能受被遗忘权调整。

   (五)被遗忘权与删除权在可克减性上的区别

   删除权是信息自主权的重要权能,较少受到其他权利的限制和制约。如京东网隐私政策表明, “您在我们的产品与/或服务页面中可以直接清除或删除的信息,包括订单信息、浏览信息、收货地址信息”。而在信息处理基础丧失时则可以通过请求删除其他信息。[12]谷歌的隐私政策则指出:“如果这些信息有误,我们会努力提供各种方式来让您快速更新信息或删除信息。”[13]因此,删除权的核心在于信息处理缺乏合法基础,而基本不考虑与其他权利的冲突问题。

   与此相反,被遗忘权则为已脱离信息自主权和隐私权控制的信息提供次位的限制机会,以避免信息主体因不准确的信息而遭受损害。由于对信息的处理、占有、使用具有法律基础,因此必须对被遗忘权与信息处理者、信息占有者的各项权利进行冲突检索,在被遗忘权与公众知情权、表达自由、科学研究自由等之间进行衡量。

  

二、被遗忘的人格利益与时代需求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在“删除权(‘被遗忘权’)”的名义之下,隐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利,即作为个人信息自主权权能的“删除权”和超越个人信息自主权范畴的“被遗忘权”。《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总结了20年来欧洲关于被遗忘权的理论和实践,把被遗忘权作为删除权的一部分规定下来,完成了对“被遗忘”的权利化。“‘权利’一词暗喻着某种价值判断(它预设了这个问题:什么才是需要去做的正确的事情)。”[14]因此,“被遗忘权”的权利化即为对社会相关价值判断的回应。

   (一)获得社会谅解的需求

被遗忘权所确认的首先是获得社会谅解的人格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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