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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洪杰:被遗忘权的解析与构建

——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价值纠偏机制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8-07-29 23:56:22
作者: 满洪杰  
人难免有错误,任何一种文化都承认社会谅解需求,即允许人超越其错误获得谅解。中国古人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15]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则在《批评论》中说“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人皆有过,贵在宽恕)”。为实现此种谅解,人的言行将会被遗忘。法律也因应了此种需求而建立起相应的谅解机制,如债务人破产免责和再社会化。

   破产免责是一种在财产关系上通过给予债务人谅解,允许其重新来过的机制。债务曾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负担,在破产法中曾只允许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不允许债务人申请破产。1841年,美国在其第二部破产法中建立了破产免责制度,允许债务人自愿申请破产,并在1898年将其适用于个人,[16]从而为经济上不利者活动的新生“提供了一个机会,通常也是最后一个机会”。[17]与此相似,社会和个人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也有类似的给予和获得谅解的需求。形象、信用、名誉等精神人格,是随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积累而逐渐产生和丰满的。人可能因先前行为损害其社会形象或名誉,乃至声名狼藉,但仍有获得社会谅解、重新树立个人形象的需求。哈佛大学法学院Jonathan Zittrain教授提出,人应享有“名誉破产的权利(reputational bankruptcy right)”,以便清除个人的网上印记,重新来过。[18]

   与此相关的还有再社会化权(Right to rehabilitation)。有学者指出,被遗忘权源自法国法中被称为“le droit à l'oubli”的权利,即犯罪人在服刑期满后有权要求犯罪事实不再公开,以保障和促进其再社会化。在瑞士法上,除非仍然具有新闻价值,否则出版任何带有他人姓名的犯罪历史都是违法的,[19]因为“再社会化的生活和个人价值已经超越了公众知晓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姓名的权利”。[20]当然,传统的再社会化权利的主体限于服刑者,而被遗忘权则是社会谅解需求在网络时代针对不特定主体的表现形式。

   (二)保持个人身份特质的需求

   被遗忘权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塑造和保持个人身份或曰身份特质(identity)的需求。[21]荷兰奈梅亨大学Mireille Hildebrandt教授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ur)的理论出发,认为身份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发展而来的。一个是idem,意为相同性、相似性和/或连续性;另一个则是ipse,意为自我,表示人格主体构建性的自我意识。[22]身份既包括个人的自我主体性认识,也包括他人的认知,其构建是一个双向的进程,需要身份主体与他人之间相互交涉。“个人身份可以为他人所树立、接受或者拒绝;可以为他人所定性,并为本人所接受或拒绝。”[23]

   身份的构建,是一个由个人人格(personhood)到人格特性(personality)的过程。前者是个人发展人格特性的能力,而后者是人格发展的结果。海德格尔指出,对“我是谁(Who am I)”的拷问,其实质是“我希望是谁(Who do I want to be)”,在存在意义上说,“我是谁”不是对个人现状的追问,而是对在既定限度内如何自我发展作出选择的问题。[24]在此基础上,保罗·利科提出了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的概念,认为个人生活语境可视化的进程包括“本性(character)”和“自我保持(Selbst-St?ndigkeit)”两个方面。[25]个人身份或者说人格特性是一个叙事性发展的过程,以个人人格(personhood)为基础,在特定的限定范围内自由发展自我人格特性(personality)。也就是说,人格特性(personality)或者身份(identity)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个人的主观意愿塑造出来的,是自由意志的结果。现时(present)不仅仅是过去的结果,而应当被理解为康德所言之个人自律性(individual autonomy),即开始新的事物的,以未加预设的方式从事开创性活动的能力,以“寻求自由(to be free)”。[26]“而此种自律性,正是个人获得权利和义务的正当性基础。”[27]

   在法律层面上,1975年, 意大利法院在Pangrazi and Silvetti v. Comitatio Referendum一案中确认,被告摄影者扭曲了原告的人格特质。法院对人格特质赋予了更为实质性的内涵,即“任何人享有的,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面对大众媒体)以适当的,至少是不被虚构或者扭曲地展现个人特质的权利”,[28]或者可以将其界定为“保持自我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oneself)”。[29]

   意大利学者Norberto Andrade认为,被遗忘权是在网络信息环境下,个人“身份特质权(right to identity)”的体现。[30]在人格权利的谱系中,隐私权保护未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名誉权调整并规制虚假的信息,但对失去场景(de-contextualised)的信息缺乏调整机制。此类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脱离场景、扭曲、不可信,并由此使公众产生对个人人格特质的错误认识。[31]被遗忘权的客体表面上是信息,实际上则是“个人根据其意愿保持其公众形象和身份特质的权利”。[32]因此,被遗忘权不是一种隐私权,而是一种人格特质权,以帮助建立公众对个人的正确印象和表达。[33]

   但是,与传统的人格特质权不同,被遗忘权所调整的是与现时人格特质不相符的过往形象。也就是说,被遗忘权所保护的,不仅是展现自己(to be oneself)的权利,更是展现现时自己(to be present self)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遗忘权是对身份特质权的崭新发展。[34] “个人身份应当被理解为一个选择问题,一个持续的协商过程(与我们自身及他人),不是预设和单纯含义的,而是不停地变动和改变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被遗忘权,我们可以撬动这一进程,通过移除过往的身份来确立新的身份。”[35]

   (三)保护人格尊严的需求

   被遗忘权首先出现在欧洲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自罗马法以来对以荣誉和尊严为核心的人格利益保护的必然结果。自《十二表法》以来,罗马法逐渐发展出以保护非物质性的精神利益为目的的侵辱之诉(actio iniuriarum),[36]以保护人应当享有的社会尊重。[37]在中世纪,由于身份对于社会阶层的确认价值,对荣誉(honour)的保护成为贵族生活的核心。如莎士比亚在《查理二世》中所言,“我的荣誉即为我的生命,合而为一;夺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38]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随着人权理念的传播,差异性的荣誉(honour)让位于每个人普遍、平等享有的人格尊严(dignity),[39]形成了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体系。在人权法上,则体现为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2条和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保护,并从中引申出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40]1995年,欧盟《数据保护指令》在前言中强调了“任何人都应有权获得与其相关的正在处理的信息,以便确认特别是数据的准确性和处理的合法性”,[41]这成为谷歌案的主要裁判依据。2009年, 欧洲人权法院在Segerstedt-Wiberg and Others v. Sweden 一案[42]的判决中强调,当合法收集和处理的信息根据情势的变化不再有必要时,继续储存该信息就会造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侵害。[43]2013年,该院又在M. K. v. France案[44]中再次确认,当针对嫌疑人的刑事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时,警察机关继续保存其指纹信息违反公约第8条的规定。

   (四)网络时代信息来源去中心化、储存永久化和获取便利化的挑战

   古代社会的信息处理受条件限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信息能否被固定,依赖于文字的有无。没有掌握文字的族群,其信息缺乏记录载体,难以留存。第二,以文字为代表的知识为特定阶层所垄断,信息记录只关注社会权贵阶层,“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45]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生老病死的各种信息很快被遗忘殆尽。

   近代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信息传播不再为特定阶层所专享。但纸质媒体受物理属性限制,电视、广播等媒体则在时空上的“一过性”,多数信息在一定传播周期之后就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很难再次便利地取得。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信息产生、传播、储存的方式。第一,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去中心化。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于特定人掌握和控制的媒介,“数据通信通过使任何一个可以将电脑接入网络的人成为出版者,从而实现了通信的民主化”。[46]第二,可供收集、处理的信息爆炸性增长。信息在总量上未必更多,但很多原本无法收集和处理或者没有价值的信息,经收集整理后便有了重要的价值。例如,即时位置信息在定位技术出现之前没有实际意义,而现在位置信息已经成为可收集和被处理的对象,并可以从中找寻人的行为轨迹甚至预判其行为模式。第三,信息存储的永久性。网络信息在理论上可以永久储存而不受介质的限制。第四,信息获取的便利性。网络特别是搜索引擎的发展,使人类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获取信息的便利。

   这些变化,使信息成为一种“永恒”,并因而彻底改变了时间与信息的反比例关系,瓦解了信息价值的衰退机制。通过信息衰退(“遗忘”)获得谅解、维持和改变人格特质以及维持人格尊严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的利益需求,追求此种机制的复原则成为创设被遗忘权的动因。

  

三、信息价值与目的性限制


   对于被遗忘权的构成,《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了收集和处理目的已不再有必要,但对如何判断此种“不必要”则“将决定权交给了数据保护机关和法院”。“这个长久存在、适用广泛的原则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无法解决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一个信息在其信息生命周期内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内有不同的价值。时间、地域、场景、信息用途均具有重要意义。”[47]为此,本文将在信息生命周期的背景下对目的性限制原则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信息价值与生命周期

   信息从产生到消灭,其价值并非恒定,而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具有更高价值的信息,20世纪60至70年代产生了“信息生命周期管理”(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简称ILM)理论,即“基于信息在其从概念到弃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价值不断转换而产生的政策驱动管理方法”。[48]

影响信息生命周期的首要因素是时间。一般而言,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会随着时间和传播范围的扩展而衰减。[49]但是,就被遗忘权所调整的个人信息而言,信息的价值又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信息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一条个人信息具有对信息处理者或者公众的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处理价值”),也具有可能会给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所带来的负面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主体人格价值”)。一般而言,个人信息的存在时间越长,个人利益就越可能超越公共利益。此时,信息即应受到目的性限制规则的限制。我们可以用信息价值和时间作为数轴,用以下坐标系加以表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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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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