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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异质性及其引申含义

更新时间:2018-07-28 22:24:11
作者: 高帆  
同时广泛地推进商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是重要的。更值得强调的是,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分别刻画了中国政府间和市场间的结构特征,但从功能角度看,这两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相互支撑的“镜像互补”关系。例如,在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放权以及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赛”,一个支撑条件是地方政府事实上仍可能对金融、土地和能源等核心要素的配置施加影响。反过来说,在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中,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转型以中央政府的决断和制度制定为保障,且市场化进程也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经济互动状况的影响。上述分析意味着,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两者之间相互嵌套,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制度选择中的重要特色。

   就制度实施而言,特定的经济制度总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绩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的相互组合,首先带来了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因这种增长而得到了深刻改变,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就是明显例证。这里的核心机制是: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均是在市场化转型中发生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各类资源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跨国界再配置提供了有利条件,且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拥有了不断扩大的经济自主权,这导致其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开展经济决策,即微观经济主体为经济增长形成了广泛和持久的“自我激励”。此外,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导致地方政府具有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为增长而竞赛”则导致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视为其行为决策的关键目标。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也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即地方政府部分地可以通过影响核心生产要素配置,提高本地区在短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在行政锦标赛中占据优势,地方政府强调招商引资、强调固定资本投资等均是上述逻辑的衍生产物。

   另一方面,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的相互结合,也诱发或者加剧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这里的核心机制是: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会带来结构性问题,例如,市场经济强调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依据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并获得相应回报,但企业和居民存在着禀赋条件差异,这必然会导致其在经济收入或财富分配方面出现落差。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和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市场化转型也不是在所有领域均齐化进行的,渐进式、非均衡的改革策略本身也会带来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除此而外,地方分权化威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赛”,且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也提供了竞赛的基本要件,这不仅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竞赛方式通常聚焦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种类有限的特定产业,而且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其他维度(例如,能源利用率、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等)被相对忽略。其结果是投入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能源环境之间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等失衡问题不断累积且渐趋加剧。就此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和结构失衡均是特定经济制度的实施结果,它们是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这种制度运行的“一枚硬币两个方面”,因此必须而且可以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下得到阐释。

  

四 中国经济发展一般性和异质性的引申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具有引入市场机制、推进市场化转型的一般特征,但也形成了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等具有异质性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异质性带来了相应的绩效,例如,总量持续高速增长但结构问题渐趋加剧。从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命题出发,中国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基础上需要更好地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还应基于本土化发展实践对经济理论创新作出贡献。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异质性,不仅应该用来解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的特征事实,而且应该用来引申对中国经济后续发展和经济理论创新的诸多含义。

   从经济发展实践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计划经济等体制安排,结果是形成了较为系统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完成了经济秩序的重建,但同时也带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低效率以及社会成员的普遍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借助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推动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而显著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同时也伴生或加剧了经济系统的结构性问题。现阶段中国经济领域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总量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更高使命?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将经济发展理解为包含但不局限于经济增长的系统概念,需要将经济结构问题的化解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概括地说,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首先需要解决经济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由于经济绩效总是特定制度安排实施的产物,因此,中国要解决经济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就必须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制度进行完善和调整,这种调整不是说此前的制度选择是“错的”,而是说这些制度不能有效地适应新格局下约束条件与发展目标的转变。具体地说,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坚持中央政府对经济工作的统辖权、同时调动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活力都至关重要。由此出发,后续中国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应在保持整体框架思路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其操作方案,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应契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为此,中国应尽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指标体系、统计体系和绩效评价方式,将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类公共产品工具、收入分配调整等引入到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之中,同时通过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不同政府层级财政收支相对均衡的格局,促使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为创新而竞赛”“为民生而竞赛”。

   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制度安排,中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市场化转型中强调政府对市场作用的调控是重要的,但其可以通过调控方式的多元化和组合化而实现,政府直接控制上游市场不是调控的唯一方式,且在实践中政府对上游市场的直接管控也产生了多重负面结果,例如,金融、土地、能源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商品市场化改革,且要素市场扭曲或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均产生了显著负面效应。从企业的角度看,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容易针对不同企业形成差别化的营商环境,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往往在要素获取和行业进入中面临不利格局。为此,中国后续的经济发展应着力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品市场和一般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推进迅速,现阶段中国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集中表现在核心要素市场,应将金融、土地、能源等核心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放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位置。通过“做对价格”来提高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之间的协同程度,进而激发各类微观经济主体依据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展开经济决策。考虑到核心要素配置通常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紧密相连,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必定与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体制改革息息相关。现阶段中国应通过发展多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来激活国有企业活力,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强大支撑。除此而外,政府在从直接管控上游市场中逐渐退出的同时,应该依靠加强产权保护、引导基础创新、完善市场秩序、调节收入分配等方式丰富经济调控方式,增强经济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执行力,依靠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动态调整和良性互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经济理论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强调经典理论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在引入和改造中形成了指导经济实践的思想依据和工作方案,进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化和西方经济理论本土化的基础上丰富已有经济理论。从经济学说演进的角度看,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征,政治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的转型在增强学说“科学性”的同时削弱了这些特征,现阶段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别从社会嵌入、价值评判和制度反思等维度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说演进视角体现出对这种态势的回应。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除了具有与其他经济体相类似的特征之外,在社会基础、约束条件、目标选择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等层面存在着异质性特征。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约束条件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区别于地理和人口规模较小、或内部均质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区别于以短期高速增长为取向的经济体,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的组合导致中国是在更为严苛的条件下实现更为高远的目标。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沿着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市场关系变迁这个主线展开的,但这种展开导致了政府间和市场间的结构性变化,即形成了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这两者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相比均存在显著差异,由此也就导致出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的多面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具有自身特征,系统总结这些异质性特征并将其上升至理论高度有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备极为丰富的经验素材和实践基础。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异质性出发,人们在形成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该廓清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形成范式、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理论研究目标,其理论来源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它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为指引、但包含其他经济学流派和观点、立足和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融合性理论学说。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制度安排上不仅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割裂,而且突破了政府—市场二分法的惯常思维和分析范式,即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将政府和市场的内部结构问题引进来,在剖析政府内部运行、市场内部运行以及政府—市场交互作用的基础上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从板块结合角度理解政府—市场关系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是很不充分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就是明显例证。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导源于经典理论和本土化实践的结合,经济理论是动态演变的,中国的经济实践更具有变迁性质,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出现转化,经济发展也将解决结构问题放在关键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实践仍会派生出新的制度安排。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保持逻辑连贯性的同时也应具有动态调整特征,依据过往经验机械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恰当的。概括起来,开放性、结构性和动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备的重要理论品质。从理论价值的角度看,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一般性和异质性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丰富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理论,而且突破了单纯按照苏联体制、或者“华盛顿共识”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传统认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实践探寻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路线提供了生动范本。

   (本文注释略)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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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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