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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异质性及其引申含义

更新时间:2018-07-28 22:24:11
作者: 高帆  
如果将对外开放视为面向国际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提高,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引入和扩大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换言之,只要将此前的经济运行方式转变为价格信号有效的宏观政策环境、企业和居民分散化决策的资源配置制度以及拥有自我选择权的微观经济机制,中国才有可能探寻到能够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内生产物,而依据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也体现出中国与其他经济发展的普遍特性。正是依据这种逻辑,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转折点,中国开启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折。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在理论认识或政策文本层面集中体现出市场化转型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渐次增强。从实践的角度看,与理论认识或政策文本的演变相契合,中国先后推进了从农村经营方式到城市企业经营体制、从民营企业增量调整到国有企业存量改革、从各类企业变革到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从产品市场价格放开到要素市场化提高、从价格“双轨制”到价格逐渐并轨的系统性变革。与此同时,依托从沿海到内地、从商品到要素、从试点到推广的策略,中国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在渐次提高,直至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实现了从有限开放格局向全面开放格局的深刻转变。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国际惯例,在资源优化配置的意义上,计划经济国家只有依靠市场化转型才能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发展就具有与其他经济体高度类似的特征。这种一般性特征集中表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运行体制上集中体现为市场化转型,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中央政府逐步放松对企业、居民甚至地方政府的管制来激活市场活力,在此基础上,商品和要素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甚至跨国家流动性显著增强,价格也逐渐取代指令性计划而成为反映资源相对稀缺度、实现资源再配置的核心变量。从时序意义上看,根据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1980—2015年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从3.64分提高至6.40分。在该报告中,经济自由度指数又可细分为5个子系统: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获得和使用稳健的货币,国际贸易自由度,对信贷、劳动和商业的管制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这些子系统在整体上也呈现出市场化转型和自由度提高的基本态势,例如,1980—2015年政府规模分解指数从2.63分提高到5.08分,获得和使用稳健的货币分解指数从6.18分提高至8.28分,国际贸易自由度分解指数从2.72分提高至6.63分,对信贷、劳动和商业的管制也从3.04分提高至6.37分。如果说经济自由度体现了国内的市场化转型,那么主动参与全球化程度则体现了对外的市场化转型。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1978—2006年中国的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4.1%提高至63.97%,2006年之后受制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但2016年该比例仍达到了32.91%。此外,1992—2016年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也从6.44%提高至24.97%。概括起来,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自由度提高和融入全球化程度提高均意味着中国发生了市场化取向的重要转型,这种转型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是极其一致的。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异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在引入市场机制层面体现出一般性,然而,导源于特定的禀赋条件、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在目标、策略、方式以及绩效等方面均不完全等同于其他国家,相反却表现出与本土化实践相契合的“异质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的核心命题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命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有别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地理和人口规模绝世罕见的国家,中国不仅需要解决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问题,同时也需要处理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政府以及中国与域外的经济协同问题。三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即中国的发展不仅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提高增长的质量、效益、可持续性,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同时能够促使不同社会群体的福利水平得到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大国、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分别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约束条件和目标追求。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是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它也意味着中国是在更为严苛的约束条件下实现更为高远的发展目标,社会基础、约束条件和目标追求也就“三位一体”地内在规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具体制度安排。

   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主要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等完成了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秩序重建,但对资源配置效率和长期发展绩效的追求却促使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层面逐步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即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直接等同于纯粹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而是在功能意义上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由于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均视为实行经济运行的工具,而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基准,这样中国就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引入、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来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在价值或功能意义上更好地回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区别于其他经济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这意味着:首先,中国在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时是有策略的,即先通过经济增速的提高、经济总量的扩大来为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基础,采用非均衡发展方式从计划经济的普遍贫困走向经济增长、进而走向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其次,中国在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时也是有策略的,即采用从农村到城镇、从试点到推广、从增量到存量的渐进方式,这种渐进方式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部门和群体在市场化转型中的差别化特征。最后,中国在政府—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中还关注到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结构特征,即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一个内部高度均齐、同质化的概念。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制度安排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绩效的内生变量,而政府内部和市场内部的制度安排随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特色”或“异质性”的集中体现。

   从逻辑上说,经济制度是特定国家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实现某种或某组经济发展目标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长期实行纯粹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初始条件下,如何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为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总量维度的坚实基础。这种约束条件与目标诉求之间的组合,必然衍生出独特的政府间和市场间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均服从于或服务于这样的目标:即在确保整体社会秩序平稳的前提下推动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从政府间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地理和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是通过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分工和协作实现的,这导致中国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中央统辖权和地方治理权之间的博弈和互动,这意味着政府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政府间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研究文献也关注到地方政府面临的财税制度、目标函数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XU Chenggang 则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间的制度安排定义为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RDA),并指出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治和人事控制权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中,以及经济与行政权在地方层面的高度放权。从制度比较的角度看,如表1所示,从全国决策机构、决策过程、地方官员激励、地区竞争和地方实验等视角来看,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均区别于苏联体制和联邦体制,例如,从地区竞争角度看,中国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主要是不同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而竞争则影响地方政府在纵向行政层级的升迁,然而在强调中央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不重要的,甚至也缺乏竞争展开的社会条件,而在强调地区之间自治的联邦体制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往往是围绕财政而竞争,且竞争影响地方官员的连任或再选。显然,中国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区别于苏联体制和联邦体制,由此,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就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决策方式和行为逻辑,这种行为逻辑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制度环境而对经济发展绩效产生影响。

   除了政府间的独特制度安排之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济体制转型中还形成了独特的市场间结构安排,事实上,政府间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提供了政府影响经济的可能,它必须通过市场间的结构安排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巫永平在解释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叶的经济起飞时,依据产业结构提出了二元市场结构以及上游市场、下游市场的概念。如果借用这种概念来理解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并与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相对应,则可以提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上游管控型的市场扩展格局,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的基本内涵是: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齐头并进地、以同样的速度或方式推进市场化,在下游市场(通常与消费产品和一般性生产要素配置相关)快速市场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对上游市场(特别是与金融、土地、能源等核心性生产要素相关)仍具有较为显著的介入程度。从制度比较视角看,如表2所示,与计划经济以及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在资源配置主体、资源配置工具、上游企业特征、上游企业目标、下游企业作用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区别。例如,就资源配置主体而言,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主体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通常是中央政府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则是各级政府(包括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在内)、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就上游企业特征而言,如果说国有企业是政府影响或介入经济的组织载体的话,那么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占据着企业数量的主体部分,且分布于从要素供给到商品供给的产业链各个环节;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则国有企业数量没有或者极少,在产业链各环节并不占据数量及功能的优势;然而,在中国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格局中,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少,但通常分布于核心要素、上游产业或基础设施等领域,因此,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往往起着主导、调控或执行政府发展战略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维度逐步形成了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它们分别在政府间和市场间体现出中国经济制度的“异质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种异质性均导源于发展中大国这个约束条件与追求高速增长这个当期目标之间的权衡。正是因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就需要保持社会基础和体制转型的平稳性,因此,确保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统辖权,以及实现对上游市场的相对管控就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要快速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赋予地方政府以自主权并推动不同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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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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