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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方法的内外互补——“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与西方

更新时间:2018-07-28 21:11:58
作者: 李金铮  

  

   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任何领域都笼罩着中西关系的问题。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益激烈起来。以学术界而言,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学者如何面对西方的“中国学”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在史学领域则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西方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史”学。所谓“中国史”学界,并非专指中国史学界,而是整个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界,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所谓西方,指欧美国家和地区,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西方学术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形态,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之所以拿此阐论,不过因为我是历史学者,再具体一点主要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本文更多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谈谈我对“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中西学者研究之关系,也为目前中西学术问题提供一个侧面的认识。

  

一 渴望学术“翻身”与排外情绪


   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近些年之所以对西方进行“大面积”的评说,与其说是因为西方发生了什么,毋宁说是中国的剧烈变化所导致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突飞猛进,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人普遍产生了一个“软实力”也要翻身的要求,不仅文化上要翻身,形象上也要翻身,学术上更要翻身。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追求的目标。与其他学科一样,历史学界也不甘落后,号召转向“自主叙事”,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以上无论是“翻身”“争夺”还是“自主”的表达,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面对着西方这个“他者”,这个他者至今仍占据着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优势地位。与之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第2版)。正因为此,我们必须与强大的西方争锋,只有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才能取得应有的国际学术地位。

   应该说,经济发达,国力上升,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为获得软实力的国际话语权而奋斗是相辅相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只要民族国家继续存在,只要人类社会没有实现世界大同,就会发生竞争,谁都想拥有话语主导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姑且不谈外国问题,至少中国问题、中国学术包括中国史学,是理应由我们自己立于权威地位,掌握解释权的,这就如同西方人对西方问题、西方学术、西方历史占有话语权一样。这一逻辑本来具有极其正面的意义,不过,当我们为此振臂呐喊、付诸努力时,也觉察到一丝隐忧。有的人似乎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而落入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陷阱。以中国史而言,最显著者有如下几端:一是西方研究中国史的理论和方法,根本算不得新,在我们中国早就有了,甚至比西方先进了几百年;二是中国学问、中国史学,只有中国学者才能进行真正的研究。西方学者不过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隔靴搔痒,以偏概全;三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唯洋是举,自轻自贱,甘于“边陲”,丢了人格和国格,甚至危害了中国史学的安全;四是中国史研究要发展,要写出本土化的历史,必须去“西方化”。

   以上所持,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将其偏执化、情绪化就值得斟酌了,表面上似乎理直气壮,实际上仍是没有摆脱近代以来自卑情结的反映。先撇开事实,仅从逻辑而言就有可商之处。譬如:

   许多问题、许多理论和方法的发明,是谁的就是谁的,萌芽和结果不能当成一码事。这一比附的思维方式并不新鲜,晚清民国时期即有“西学源出中国说”,似乎都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

   本国的史学,本国人可以研究,外国人也可以涉足。萨义德的一句话具有启发性:“我不相信只有黑人才能书写黑人,只有穆斯林才能书写穆斯林之类不无偏狭的假设。”(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14页)其实,如果外国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不研究中国史,中国学者所掌握的还叫话语权吗?西方人以自己的角度研究中国史也不难理解,正如中国人研究西方史不可能脱离我们自己的角度一样。我们不能一方面提倡本土化的视角,而同时又否定人家的本土化视角。要求西方人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没有任何的隔膜,是不现实的。更要注意的是,将少数学者的盲从西方上升为整体现象,既不符合实际,也自我贬低了中国学者的辨别能力。

   所谓只有去“西方化”才能发展中国史学,更是将中西二元对立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西之间如何彻底分离,我们能自己提着耳朵离开地球吗?这种口号式的情绪化表达,如果扩大到所有领域,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和平相处,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设问,当今学术包括历史学,如果完全摒弃西方学者创立的规则和概念,还能写出文章吗?那些主张去“西方化”的学者,不是一直有意无意地使用众多的“西方术语”吗?

   我还要强调的是,西方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也包括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一点恰恰被一些人排斥在外了。如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有所了解,就不难看出这些著作同样使用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如奴隶制、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来自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当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了。

  

二 学术前沿中“西强中弱”的格局

  

   头脑发热的情绪化想法,不仅无助于中国学术、中国史学的进步,反而有害于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话语权的争夺。冷静、理性地梳理和分析,是正确判断事物的基本前提。最先需要做的,就是回溯历史,了解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之短长,然后才能制订前进的、可行的方略。

   在古代中国,经济发达,国势强盛,文化繁荣,曾引来东亚乃至西方欣羡的目光和求学之士。中国史学也是赓续不绝,成就卓越。这一切,的确让我们骄傲和自豪。然而,由于那个时代中西往来稀疏,尚未真正形成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尤其是“天朝大国”的地位和心态,使得并不太关注他国对自己的评价,从而不可能形成话语权意识,更没有主动将中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话语权推广到其他国家。结果,有关中国的信息、形象反而是通过西方来华者传播出去的。

   人类社会是在不平衡中演进的。当西方冲出黑暗的中世纪,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开疆拓土,纷纷崛起,科技、文化、学术等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历史的天平由东方、由中国开始偏向西方,西方利用先进的研究成果,掌握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侵染了整个世界。他们由原来的仰慕中国变成了近代以降鄙视中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度。晚清民国时期,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随着新式学校的建立,西方的现代学科涌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关于中国的研究,也是主客翻转,西方汉学愈益把持了中国知识的叙述,中国史研究成了西方史学规范、理论、方法和概念的天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史学流派轮番登场,中国学者被迫亦步亦趋,惶赶不及,诚可谓“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1930年),《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7页]。尽管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师发出将汉学、中国史研究中心夺回中国的呐喊,也成就了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的繁荣,但在理论方法上仍是跟从者,西方始终独霸着汉学和中国史学的话语权,诸位大家正是学习和使用了新理论、新方法,辅以新史料的发现,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更多的也是学习、接受和使用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此指导之下中国史学者讨论了一些宏大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少有来往,学术上与西方学界也鲜有交流,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响自然也就很少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各行各业与国际接轨的愿望愈益强烈。学界大量译介西方的学术成果,引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也就如同民国时期一样,中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成了西方尤其是美国话语的“战场”。受此影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大增加,水平也明显提高,在国际学术界也能听到一些声音,但依然很少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仍没有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跟从者的地位。中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是成绩最为显著、也最占优势的学科之一,理应成为国际学术论坛的权威,但事实上我们也未取得完全优势地位。欧美的史学流派诸如年鉴学派、心态史学、计量史学、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全球史观等掀起一轮又一轮波澜,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研究的影响。具体到中国近代史来说,同样能看到欧美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强烈冲击力。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再到赛尔登的“延安道路”、黄宗智的“过密化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以及柯娇燕、罗友枝的“新清史”,等等,不断搅动着中国近代史学者的思维。欧美著名学者出版的每一部近代史名作,即便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果,一旦译为中文出版,几乎都能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引起震动。仅以我熟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与革命史为例,诸如彭慕兰、黄宗智、杜赞奇、施坚雅、高家龙、白吉尔、沈爱娣、王笛、周锡瑞、裴宜理、塞尔登、胡素珊等人的专著大致都是如此。在这里面,也包括从大陆赴欧美留学,经过思维转变而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应当说,西方也不乏质量粗劣之作,而且从总体上也不能说西方的研究就超过了中国学者。但又不能不承认,如果将双方最优秀的著作进行比较,我们的近代史著作又有多少像以上著作那样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呢?

   学术圈内经常有人讲,中国史研究达到“中国一流”就一定是“世界一流”了。不言而喻,中国史终究是中国学者说了算,外国学者无法与我们争高低。此言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可盲目乐观,除了完全属于中国传统、外国学者很少介入的甲骨文等外,其他领域即便在中国为一流,能否站到世界一流,还真并不一定,上面所举的著作就是证明。仅仅用一些人所谓“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说法,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盲目崇拜西方学者的情况是有的,但我不认为多数中国学者到了好坏不分、简单盲从的地步,而认为有其辨别能力,从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受到了多方面(尤其是方法论)的启发。中国近代史尚且如此,我们对外国史研究的差距更是有目共睹的。尽管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外国史学者(尤其是海外留学、受过西方训练的年轻学者)的成果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仍不能不扪心自问:我们的外国史研究能有多少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那样,超过了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国家历史的水平?

由上可见,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一直维持着话语霸权地位,即便在中国史、中国近代史这样的领域,其影响也是相当之大,不可忽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依然处于民国时期的延长线上,依然面临着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学者的“翻身”问题。根本不同的是,那是一个内忧外患、国破民穷的旧时代,今天则是一个独立富强、国势日隆的新时代。也正因为此,我们现在更有理由赶超西方,实现争得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目标。问题是,我们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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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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