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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文化的眼光:梁漱溟认识取向的特色

更新时间:2018-07-28 00:52:22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 要】民国初年是中国新旧学术典范的过渡时代,不仅有“化民成俗”和“为学术而学术”两种基本取向的对立,就是从认识到表述的一系列规范,也都还在形成之中。梁漱溟缺少与同龄人一样的传统滋养,却又与新学术典范不甚相合。他不新不旧,以我为主,形成独特的风格,也引起不少的争议。从他人的批评中,常能看到他认识文化的取向和表述文化的特色。即偏向从哲学的路径观察文化,不够注意名相的历史脉络,又试图用相对通俗的“文化”去表述更为虚悬的“哲学”,这使得一些“学院派”的哲学研究者认为他的著作既不算 哲学,也不够文化。他论学以“问题”为中心,善于搜集各方面材料,坚持“拿自己思想做主”,以六经注我的方 式把有些“暗合”的元素落实在横切的空间和纵向的时间上,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见解。但这样以“问题”为中心 广泛搜集各种知识,很容易忽略所搜材料的渊源脉络。又,梁漱溟的思想辩证,表述既试图简明扼要,又较为 曲折,有意让“两个以上的道理”并存于言说之中,通过观念的竞争确立自己的“正面意思”。这样蕴涵着紧张 和冲突的取向,强化了梁漱溟与新学术典范的分歧,却也表现出新学术典范具有容纳另类的开放性。

  

   五四前后是中国现代学术典范确立的时期。在林同济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现代 学术史上的真价值、真作用”,即在于“它划出一个新时 代。这时代的学术,中心目标在搜求事实,而标准方法 则为经验主义”。在此典范笼罩下,很多有成就的学 者都“运用着一种迫近机械式的实验派方法,先标出 种种个别的、零星的以至暧昧的‘问题’ (problems)而 到处搜罗其所谓有关的‘事实’或‘材料'然后再就 一大堆的乱杂事实与材料而类别之,分析之,考据 之,诊断之。风尚所被,居然弥漫一时”。

   可以看出,林同济对于这一典范是不满意的。 然而这位出身清华学校的留美学生,却非常赞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把它作为“杰出的例外著作”,以区分于上述治学取向。按,梁书出版后的确一时洛阳纸贵,引起广泛关注。各种评论中赞扬的话固不少,然而正如丁伟志先生指出的,“纠正其知识错误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且那些纠正“知识错误”的批评者更多出自学界,而赞扬者往往是与 梁漱溟文化态度相近的人。

   林同济后出的赞赏是一个例外,却揭示出一个 有趣的问题,即梁漱溟不仅在文化态度上与五四前后居于主流的新文化人不同,在问学、治学和论学的 取向上,也与校园中正在形成的新学术规范有些歧 异。不过文化与学术的对应是我们后出的分类,当时的学人在意识层面未必存在这样的区分,在行为上也不一定会有意地使其“统一”。所以,一些在文 化态度上与梁漱溟相近的人,也可以在学术上对他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不仅展现出过渡时代的过渡特色,也使得对梁漱溟言说的观感更加不一。

   面临西方实际“掌控”世界文化的现实,梁漱溟 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翻身,不得不“借壳上市”。他想 要在人类文化的认识上“集大成”,故总欲面面俱到, 仿佛不偏不倚,希望尽量容纳他人各种不同的看 法。但在表述上,他既想弄得“齐整好玩”,又如李 璜所说,试图简明扼要;还常出惊人之语,以收警醒 之效。其实他内心存有多层面的紧张,有意无意间又在追求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故不时予人以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印象(有时也真不免自相矛盾)。

   细心考察梁漱溟的思考和言说,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紧张、冲突和不协调。这当然影响到他人对 梁漱溟言说的认知,然而他人观感的不一,却也因为 那就是一个过渡时代,不仅有“化民成俗”和“为学术而学术”两种基本取向的对立,就是今日仿佛天经地义的各种区分,那时也尚在形成之中,不必据后起的 类别来观察。且新旧典范的冲突,有时就表现在梁漱溟一身之上。故对他认识文化的途径和表述文化的手段,需要更进一步的考察;反过来,从他人对梁漱溟的批评中,也常能看到他认识取向的特色。

  

引言:梁漱溟的治学方法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张东荪评论说,此 书“只能算一种观察,而不能算研究文化全体的方 法”,实即指责梁漱溟有“观察”而无“方法”,故不足 以为“研究”。所谓“观察”与“方法”的对立,恰揭示 出“研究”这一后来日渐流行的术语,代表着一种与 前不同的学术典范,无形中还附带某种“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的正当性意态。

   从那时起,便不时有人对梁漱溟的研究“方法” 提出质疑。梁漱溟自己后来在书的第八版自序中承 认,他这书有两个根本的缺点,其一就是“当时解释 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可知他对“方 法”也曾有些自觉不足。不过那之后不久梁漱溟就 增强了自信,开始对年轻人谈学问的方法,并暗示 他自己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

   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 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 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 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

   梁漱溟能这么说,当然是表明他自己并非记诵之 学。同时他也指出,仅仅“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 博”,不能算学问。然而“什么才是学问”呢?

   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 深刻化。更扼要的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 “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 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功几个名词,就已够了。 所谓“‘得要'就是心得、自得”。世上“一切的学问 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说时,心中只有一个或几 个简单的意思;将这一个或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 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而真能“得要”者,又还不 能让“人家看来很多”,“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 因为“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 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 行”。进而言之,学问是活的,不是死的。‘‘在学问里 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

   这样的学问认知,已不全是传统的取向,却也与 新学术典范不尽吻合。重视治学者心中的自得,的确是梁漱溟治学的心得,很能表现他学问的特色。 且这一心得必须要是活的,是言简意赅的,如此然后 可称“得要”。在很多方面,这意思也可以推广到普 遍的治学。但说“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或不免 有些过。因为那时相当一些“学院派”的学者,正不主张学以致用,而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同时还特别 看重研究和表述的“规范”。

   梁漱溟的问学途径,是从小在新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与很多同龄人不同,他没有为科举考试进行准备的阅渎基础,基本不受经学等传统学问的影响,甚至晚清复兴的桐城文派一类相对普遍的背景, 在他身上也看不到。另一方面,对民初形成中的新学术规范,梁漱溟也有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所挑战 (未必是有意的)。所以他的问学与治学,确有些与众 不同的特点。

   后来贺麟总结中国哲学的进展,仍秉承上述张 东荪的见解,说梁漱溟的看法“是基于综观世界文化 演变的事实所得到的远见和态度,并不是逻辑的公 式,亦不是基于文化哲学的普遍原理”。这是梁漱溟 的长处,也是他的弱点,即“缺乏文化哲学的坚实基 础”。而这种弱点在梁漱溟后来所发表的文章里表 现得更清楚,他仍然“只是摭拾许多零碎的事例,说西洋有宗教,中国无宗教;说中国人富于理性,西洋人 只有理智,缺乏理性等”,却“对文化的本质、宗教的本 质、宗教在文化中地位等问题缺乏哲学的说明”。

   尽管梁书有幸被纳人了“中国哲学”的范围,不 幸的是梁漱溟却“缺乏文化哲学的坚实基础”,所以 只能“综观”、“摭拾”,而无法对文化做出“哲学的说 明”。且这弱点还是持续的、发展的,后盛于前。这 个打击实在不能算轻。另一方面,在讨论那一时段 “中国哲学”的历程时,不够“哲学”的梁漱溟却不能 绕过,也相当意味深长。文化、哲学和历史相互牵缠 于梁漱溟一身,似乎都不那么“纯正”,却又无法存而 不论,其间的微妙,仍要从他的认识取向进行考察。

  

一、文化、哲学的认知与历史


   或因其少小渎西书的成长经历,梁漱溟对时代 风气比很多人更敏感。他曾说自己初不知何谓“哲 学”,旁人告知“你讲的这是哲学”,他才晓得。而一 旦晓得之后,他就非常愿意使用这个词语。蔡元培在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观察到,“近年整理国故 的人,不是受西洋哲学影响,就是受印度哲学影响 的”。梁漱溟正是在蔡元培卵翼下进人北大教印度哲 学的,蔡先生所说的整理国故者,应即包括梁本人。

   既然能得风气之先,梁漱溟的言说自能引起广 泛关注而风行一时。但对梁书的相当一些商榷和反 驳,也往往聚焦于他所讨论的文化与哲学的关联和 关系之上,以为他对两者的关系处理不当。张东荪 一开始就指出,“我对于梁书的最浅的批评是,只认 他专是从哲学方面而观察文化的,不认他是从全体 上(as a whole)研究文化”。首先,文化“出于民族根性 而彼此有互相影响”,却“不是哲学所产生”因为即 使在一国之内,“同时影响于文化的有许多相反的哲 学学说”。其次,“文化与哲学的范围不相应,因为哲 学终有些是个人的努力,这种个人的宇宙观与人生 观决不是该民族中人人所同具的”。因此,“像梁君 这样把文化还原到一个哲学学说,我总觉得这种态 度未免太过了”。

   依据相近的理由,李石岑几乎全盘否定了梁漱 溟的著作,而且书名就有问题:“我们骤听了‘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这个名称,应该联想他这部书是讨论或 比较东西文化和哲学的;应该是主论东西文化旁及 东西哲学或附论东西哲学。”只有这样讨论,“这个名 称才说得通”。但书的内容却是“由东西哲学去观察 东西文化的,这就是他这部书的大错处”。因为“构 成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决不是单靠哲学一种可 以成功的”。梁漱溟自己从生活的精神、社会、物质 三方面来论证文化,应也知道这一点,但不知怎样就 “落到这么一个大错处”了。

   贺麟在二十多年后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 于哲学有兴趣的人虽很多,然而尚说不上对于任何 哲学问题有专门系统的研究。这时的思想界可以说 是只达到‘文化批评’的阶段,批评中西文化的异同 优劣”。则他未必完全赞同张东荪和李石岑的意 见,但和他们一样把哲学和文化一分为二,只是把哲 学置于比文化更高的层次。

   不过这只是当时一些人的见解,冯友兰后来就 说,“东西文化不同”,就是“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 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 ”。这样看来, 梁漱溟在大方向上仍有同道。但如上所述,当时人 对梁漱溟关于文化的具体论述,否定的要更多一些。

这可能与梁漱溟对哲学的界定有关,也与他的 表述方式相关。他曾说“所谓哲学,可以说就是思想 之首尾衔贯自成一家言的”。若从这一定义看,梁 书确实要算“哲学”。因为梁漱溟一向注重“思想之 首尾衔贯”(实际是否做到是另一冋事),且完全可以 说是“自成一家言”的。而在表述上,他以演讲方式表出,总试图把哲学说得不那么哲学,而更文化,他 的思考也时而哲学时而文化;更因仓促成书,未能整 合二者使之统一,所以对那些“学院派”的哲学研究 者而言,梁书可能既不哲学,也不文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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