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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再造国族——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与政治面向

更新时间:2018-07-28 00:40:42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五族”以外少数族群菁英的努力,还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质疑,中国是否等于“汉人的国家”?或必将透过同化的过程,最终成为“汉人的国家”?这样的质疑,实质上有助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为其继承古代王朝遗产的合法性辩护。只不过,直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才彻悟到这一质疑的个中三昧,顺势将少数族群菁英的诉求纳入国族整合计划中。

   在“五族”以外的群体寻求族群身分确认之际,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现实又进一步彰显了这一议题。从 1920 年代中期到 1940 年代末期,中国处在长期的内战和对日本的战争中,清末以来国土分崩的危机在非汉人集中的边疆地区再度加剧;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倾向的政治势力也都有意争取少数族群的支持;而日本的入侵又迫使中国政府将政治中枢乃至教育、学术机构移往靠近西部边疆的区域。这一切都促使政府与民间增加对非汉人人群的关注。官方面临对边疆地区所知极其有限的状况,有意与学术界合作,制订针对非汉人社会详情的调查目标。官方与学术界的共识是,这样的调查是朝着将各“族”整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方向推进中华民国整体国族建构目标的必要步骤。

   上述调查工作产出的田野报告,使得多数民族学家取得更改“五族”的划分方式,将中华民族定义为由各个成员构成的完整实体的共识,为现实中的抗战动员以及于 1980 年代最终形成的中共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奠定了基础。主流民族学界的新分类方案,是一方面追溯中华民族各成员在历史上(各自的与共同的)渊源,另一方面又以语言学调查为核心,将“中华民族”分为 10 个“族系”之下的 76 个”族支”以及 10 个“族系”之外的“塔吉克族”(印欧语系)和“乌梁海族”(语族未定)等共 78 个“族支”。1930-1940 年代的语言学/民族学调查,无疑揭示了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的中国族群文化的一些深层内容,其中多数被挪用到 1950-1960 年代的民族识别之中。

   民族学研究的较新结论,与盛世才同期在新疆进行苏联式民族识别的结果,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论述和民族论述。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宣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同时“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所以也“是一个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相互压迫”。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述逻辑就此成形,并一直延续到今日。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国界范围内整体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内部拥有众多、平等的“国内民族”。针对蒋介石将汉人和非汉族群视为“中华民族”内“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或将(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定义为“回族”的)汉语穆斯林定义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毛指责其“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

   毛泽东对蒋介石民族论述的诟病,也不是全然无的放矢。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 22 年当中,官方未能制订系统的族群分类计划,而民族学、人类学家研究中的学术面向,终究未能在现实中与官方的民族论述和族群政策发生有影响力的交集。倒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像盛世才这样独立于国民党以外的地方政治势力,基于其统治非汉人族群居多数的边疆地区的政治需求,尝试在新式的民族分类方法和动员民族资源间建立连结。盛世才的师法对象,是苏维埃俄国。

  

苏联人群分类政策的影响

  

   1. 苏联的民族识别

   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后的族群政策,首要目标是应对前帝国边疆地区各族群的挑战。这一政治-社会工程的首要步骤,就是发明“narod”(同样被中译为”民族”)。沙皇政府在 1897 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显示帝国境内有 146 种语言和方言,帝国以语言和宗教划分族群;1926年苏联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公民所申报的“narod”身分则达到 190 余种,其根据不仅涉及语言和宗教,还涉及到地域和氏族关系等。

   官方学界在针对这一身分清单展开一番民族志加工和政治操作之后宣称,这 190 余种自我认定的身分,有些只是较大的“族类共同体”的地方分支;有些则属于“次级族类共同体”;另有一些自我认定的语言其实是方言。于是,官方学界为苏联所有族群重新命名、分类,并划定了层级,再依斯大林对苏联族群状况的主观推估,于 1939 年的人口统计中,将苏联“族类共同体”的数量减到 99 个。

   不过,要求得到”自己的国家”的族群远超乎布尔什维克最初的想象,苏联当局遂将“社会主义联邦制”设计成为一种俄罗斯套娃(matruska)式的族类共同体单位分层制。为了使这种政治策划合法化,苏联又发明了依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理论和斯大林版本民族定义将族群划分为不同类型及层次的一整套理论。

   苏联的族群分类学实践,是以“族类共同体”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人口规模的差异作为主要依据。官方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族类共同体”视为“民族”(naciia)。其中到 1917年为止已到达资本主义阶段的族类共同体,当然已是“民族”;人口不足 10 万,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落后阶段”的族群视为“部族”(narodnost);处于“原始公社”阶段的族群,则视为“部落”(plemia)、“氏族”(plemena)。

   1917 年之后,人口较多的族类共同体,也可加入“民族”的行列,成为“社会主义民族”(socialistichskie nacii);人口较少及处在“落后阶段”的其他少数群体,则被归类为“社会主义部族”(socialistichskie narodnost)、“少数民族”(nacioinalnye menbshistva);苏联国内的移民群体被归类为“民族集团”(nacionalnye gruppy);有待识别的少数群体被暂定为“族群性集团”(etnicheskiy gruppy)等。依照这种社会型态学的分类标准,苏联共拥有 119 个 narod。其中包括49 个社会主义民族,40 个社会主义部族,30 个民族集团,以及数量不详的若干族群性集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设计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邦联。它的结构是,最上层为各民族(naciia)的民族国家(“加盟共和国”);在各民族国家内部,具有足够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少数群体也定义为民族(naciia),可以建立“自治共和国”;而部族、少数民族、民族集团和族群性集团等,被视为不具有建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条件,只能建立“自治州”和“自治地区”。

   苏联的国家建构计划展开后,立刻遭遇到一个核心的障碍,即不可能依照被归类的各族群的分界线来划定“民族国家”的边界。因为各族群是混居的,而且会流动。民族志学者们为了达成斯大林“让各民族的边界固定下来”的政治意愿,致力于依地域来划定族称。这样,当局赋予各“社会主义民族”的名称往往背离族群自身的意愿,甚至背离学界的共识。

   不仅如此。在现实中,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并不是公认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仅仅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苏联本身才是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具备现代民族国家重要特征的政治实体。诸多迹象显示,苏联的民族识别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与民族体系的建构实践,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相互冲突。与此类似,由师法苏联的盛世才在新疆从事的民族识别,与中共建国后的人群分类工程,也感染到同样的病征。

   2. 盛世才模仿苏联式民族识别的政治效应

   1930 年代前期,奉行亲苏政策的新疆汉人军政领袖盛世才,离弃了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论和国民党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挪用斯大林式的“民族平等”口号和以“分而治之”为目的的人群分类手段,“识别”出 14 种“民族”:维吾尔、塔兰奇(伊犁河谷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满、锡伯、索伦、回(即”东干”,汉语穆斯林)、汉、蒙古、归化族(即俄罗斯)。

   此一行动,代表官方首次用“维吾尔”这一概念指涉新疆南部使用突厥语系语言的非游牧人口。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习惯以某些维吾尔男性所戴的头巾,称之为“缠头”或“缠回”,以此区别于“汉回”(汉语穆斯林)。由此,盛政权在新疆实行斯大林式的民族政策,并为每一个新的“民族”类别创造出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基于此种类别划分来分配政府职位,推动各突厥语文的识字运动,并推广各种突厥语言文字的出版品。盛的分类方法和分类结果,基本上为接收新疆的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后者仅在细节上作了些微的调整。

   正如在苏联一样,分类化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出现更大范围“民族”认同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突厥语系穆斯林当中制造出“民族”间的竞争。因此,尽管新疆的多数人看来都接受了这种“民族身分”,某些维吾尔知识分子对此仍抱持异议。民族分类的手段,最终是为了达成整合性的政治目标。盛宣称,“民族平等政策使 14 个民族了解到,新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并不仅只有苏俄才制定得了民族平等的政策来”。事实证明,从苏联学到的统治术,至少可以抵消反汉民族主义势力的部分能量。

  

民族识别的政治动机


   1920 年代,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在族群政治思维上所遵行的是苏维埃式的人群分类化和民族共和国邦联模式。共产主义理想中本来即包含各族群平等的观念,在现实中,处在革命阶段的党比执政者更需要动员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群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开始统治广袤的中国大陆之际,在理想层面,有必要推动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并不平等的各族群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在现实中,中国的非汉人群体分布在比汉人集中的农业区域更广大的地理空间上,那里蕴藏着更多的矿产和水利资源。中国共产党有意实现其族群政治的理想和现实目标,第一步即需要确认境内各非汉人族群的身分。

   在族群身分确认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差异,在于界定少数族群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国民党将“边疆民族”视为“中华民族”这个主干的分支;共产党则承认“少数民族”与汉人一样,是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在族群分类的过程中,共产党既抨击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也舍弃了民国初年官方认定的“五族”分类,选择盛世才也曾经借用过的苏联式“民族识别”模式,依照“民族识别”的结果,重新分配统治范围内的政治资源。

   依照马戎的描述,中国共产党进行民族识别的原始动机有二。其一,中央政府对生活在偏远、边疆地区的族群缺乏系统和深入的了解,经由民族识别,可以充分了解这些地区的社会型态,为将他们整合到现代中国主流社会体制中设计有效的管道。其二,建政后,中国共产党参照苏联体制逐步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设想以此为基础贯彻少数民族政策,若不能对各族群进行详细的识别和确认,便无法明确每个人的具体民族身分,以致无法贯彻官方民族平等、优惠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事实上,除了这两点以外,跨境民族的识别更攸关境内居民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效忠。

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面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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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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