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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1937—1945)

更新时间:2018-07-27 08:36:25
作者: 王颖  

   【内容提要】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的妇女政策经历了与家庭分离、与集体整合、家庭与集体的整合三个阶段,毛泽东提出的“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成为妇女解放的路径。一方面,共产党通过纺织小组和合作社将妇女组织起来纺线织布、表彰妇女劳动英雄和改造不劳动的“二流子”使妇女走出家庭;另一方面,通过婚姻自主改革和建设新家庭,实现巩固家庭。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之间的统合和张力围绕着劳动、集体化、传统伦理和革命理想的糅合这三个主要议题展开。“延安模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本土性提升。

   【关键词】 走出家庭,巩固家庭,劳动,妇女解放,延安模式

  

一、引言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至此,继瑞金苏维埃时期之后,共产党开始了在农村推行第二次社会改革实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和革命过程被赛尔登(Mark Selden)称为“延安模式”①。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是共产党妇女解放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②列宁对家务劳动的贬抑更指向性地强调“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摆脱‘家庭奴役’,从一辈子只是做饭、看孩子这种使人变得蠢鲁、卑微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③不同于简单地将妇女解放定义为参加社会生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实践给出了全新的回答,即毛泽东提出的“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

   1944年7月—8月间,艾思奇完成了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④的《解放日报》社论文章,毛泽东亲自修订并改名为《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但这一文章并未正式发表,因其有两个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首先,要把“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其次,“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这一迥异于同时期宣扬的建立新式民主家庭的话语,事实上是对以家庭为中心的根据地革命路径的反思,“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⑤。

   在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之间,共产党如何塑造妇女解放话语,改变妇女、劳动、家庭和集体的内涵、关联和意义,是本文关注的中心。基于相关历史文献,本文通过分析妇女解放的现代理念和本身可能内涵的悖谬,以及在实践中发生的转换及其机制来对妇女解放的“延安模式”予以梳理和回答。

  

二、妇女解放与乡土社会:共产党妇女政策的转变

  

   在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1937年至1940年年初,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以政治性地发展妇女组织和动员妇女参战为方针,号召妇女支持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革命事业。⑥抗战初期,妇女走出家庭参加与抗战相关的工作被赋名为解放妇女,但究竟如何解放却并未予以言说。这一时期,共产党认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弱点和缺点是“最大多数的妇女仍是无组织”的和“妇女干部的缺乏”。⑦

   1937年边区提出以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妇救会”)来组织妇女参加抗战。⑧动员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妇女,因其是“妇女中最容易进步最积极的分子”⑨。延续着苏维埃时期经验,边区发动妇女参与生产,特别是春耕和秋收,动员的办法是建立与扩大妇女参加生产的组织。边区通过劳动互助社、妇女学习小组、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等形式组织妇女参与集体耕种⑩,但该时期的动员是非常政治性的11。

   这一时期妇女工作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理论上过于理想化——延续着生发于城市的五四话语、教条地强调脱离家庭的妇女解放路径未必适合陕甘宁边区复杂的乡土社会现实,反而引起了不满和混乱。其次,早期共产党妇女干部大多来自于南方,她们与本地北方农村妇女语言不通、沟通不畅,导致在边区政府训练出一批本地妇女干部之前社会改革计划基本上流于纸面。12同时,妇女干部“主要是外来的知识分子。她们开始时不了解农村的环境,对乡间的许多生活习惯还很隔膜,并且自己也缺少工作经验”13,“对妇女所受封建束缚,了解得非常抽象。……以为妇女可无阻碍地参加社会活动”14。此外,妇女干部对妇女工作有很大的抵触,“一听到要作妇女工作,不是愁眉苦脸,便是借词推托。……说‘我根本就不会做个女人,如何让我去做妇女工作呢?我的个性强,妇女工作太琐碎,两相矛盾,颇不适宜’”15。边区批评了这种意见,并要求“纠正一切对于妇女工作的轻视、忽视与消极的态度”16。第三,组织妇女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团体和参与社会活动,并未能真正改善妇女生活,所以妇女本人不积极,家庭更加反感。尽管自上而下的妇女组织普遍成立,但“这些组织的成立及工作的推行,多依靠行政力量用强制方式进行”17,采用“筛锣开会,不到罚款,以及抄花名册子,按户登记”18等方式,带来了妇女和乡村社会的不满,“部分妇女把慰劳工作当作无可奈何的‘应差事’”19。个别地方妇女团体变成了官办式的机关,干部变成了女官,专做妇女动员和组织开会,而妇女们却非常厌恶开会,认为“开会只比交租好些”。20蔡畅批评妇联或妇救会以每周至少开两次组织生活来要求农村妇女群众,使绝大多数妇女“不能也不愿走进妇联或妇救的门沿;就是已经加入的,也觉得难于完成会员的义务,而要求退出。”21

   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早期以政治诉求为主、通过召集妇女开会进行政治动员、发动妇女反抗家庭参加抗战这种不顾当地社会实际而将城市妇女运动方法引入乡村的做法过于理想化,开始正视乡土现实并适时调整。

   1940年年底到1941年,妇女解放从以抗战动员为中心转为深入家庭、保护妇女的切身利益。共产党注意到家庭在解决妇女问题中的重要性,从单纯地脱离家庭转为强调统一战线原则下的家庭和睦、动员妇女参加生产。

   首先,深入家庭,保护妇女切身利益。22关心妇女生活痛苦(如反对缠足、虐待、早婚、买卖婚姻),以改善妇女生活为主要内容开展针对妇女,特别是中青年妇女的反虐待斗争,并通过婚姻条例等制度保障妇女权益。然而,婚姻自由特别是离婚自由对传统父权制带来极大挑战,由此引发的农村家庭秩序的紊乱和其他社会矛盾使共产党认识到处理性别与阶级冲突的复杂性。随后,边区逐步调整了婚姻法律条例和实践。同时,强调家庭和睦和家庭团结,改变斗争方式,着重于统一战线下对中老年妇女的争取和动员。23这一转向伴随着对妇女工作中妇女主义、绝对主义、宗派主义24的反对。

   其次,以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为经常工作的中心。25这一动员缘起于当时边区面临的内外交困。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边区提出走生产自救的道路。边区政府有计划地发动妇女参加纺织合作社和开荒、种菜、种植棉麻等农副业生产及畜牧生产,并在适合情况下以纺织小组、生产合作社作为团结妇女的核心。

   然而,许多地区成立的生产小组、互助组多属形式空洞的组织,只有少数妇女参加了集体耕种,没有改善妇女生活及地位却导致了家庭对妇女及妇救会的不满。26组织突击开荒,路途遥远使农民在开荒时耽误耕种自家土地,摊派更影响了农民的劳动热情。27不懂妇女与家庭关系的密切性,提倡集体上操、上课、开荒、生产、纺织等,影响了家庭经济生活和妇女在家庭中的利益,增加青年妇女的精神痛苦。28脱离家庭的集体生产在实践中未能广泛动员妇女,也未能解决性别冲突和矛盾。靠政治性动员成立的妇女组织甚至有名无实,如张闻天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村并无妇女小组,乡妇联会主任至多在本村里做些动员工作。29

   但这一时期在固临、延川发动妇女纺织的经验,使边区认识到依托纺织的妇女组织可以产生的动员效果。30同一时期也有提倡以小规模的手工合作社方式组织妇女,认为不但能协助国防生产、解决妇女独立自给,还能使妇女成为懂得“市面行情”的“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和懂得“国家大事”的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民”。31但强调消费的经济合作社和培养妇女成为商人这一充满着浓郁的城市妇女解放意味的设想注定无法获得农村妇女和家庭的支持。

   外来的妇女解放理念和旧传统的伦理纲常反而使妇女陷入冲突,甚至需要承受双重负担。在五四理念下追求妇女获得工作机会和婚姻自由的解放路径无法解决乡村妇女实际所受的经济压迫。毛泽东指出“边区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32单纯地走出家庭无法解决性别和经济压迫,反而带来一系列的悖论和矛盾,共产党试图寻求解决之道。

   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1941年6月蔡畅接替王明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工作委员会代书记。331941年9月—1942年,妇女工作团下乡调查研究,提出夫妻齐心协力参加生产劳动是中户以上农家、家庭经济状况好、家庭关系和睦的经验,而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是中心环节。34这一系列调查为妇女工作方针的调整提供了基础。

   1942年党对群团组织进行改造,提出妇联等组织存在“头大腰细脚板小”,发展会员造名单,未能解决群众困难,“群众还没有把咱们当作他们心上的亲人。……和政府干部混在一起向群众要东西”35,“浓厚的包办代替的作风”36等问题。对空泛的政治动员和“要东西”摊派的批评凸显了妇女工作转变的迫切性,成为“心上的亲人”表明共产党试图通过妇联等群团组织与乡村社会建立行政治理外的情感和心灵联结。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都要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发展经济的基本方法为公私兼顾的原则下组织劳动力。37由此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生产,不但依靠生产实现自救和自给,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向使共产党与农民生活切实联结,不是政治动员而是改善农民生活,使农民受益。毛泽东强调“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38

   在这一背景下,1943年始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成为广大农村妇女特殊利益的中心和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39这个“新方向”即由政治动员转向生产动员,在实际生活中改善妇女地位。这一转向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妇女的生产与家庭结合;以生产合作及各种生产方式(如纺织小组)组织妇女。区别于前期喊口号背教条、要求妇女参与集体劳动,这一时期转为动员妇女参加纺织生产,使妇女具有经济能力并使家庭承认其经济贡献,进而增强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她们的自主性,使妇女从社会运动中真正受益。“经济工作正是今天妇女对抗战贡献最大与最适宜的工作”40,妇女解放“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41,从单纯的走出家庭转为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并重。妇女参加生产不仅是生产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基于这个层面,妇女解放运动真正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契合了共产党的革命逻辑。

这一时期的妇女工作改变了原有的单纯强调妇女权利的城市妇女解放思想,“在1942年以前,有些妇女工作者把提高妇女经济地位只看做是继承财产,在村子里硬要保证有百分之廿的妇女当选,认为妇女参政就等于妇女解放,不顾及家庭妇女的家务牵累和生理、生活上的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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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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