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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勇:什么是法理学?

更新时间:2018-07-25 21:00:42
作者: 夏勇 (进入专栏)  

  

   有意学习法理学的人,想必自有一番对法理这门学科的想象。思想的王国,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王国。法理学是一门交流思想观念、锤炼思考能力的学问,也是一项令人惬意、愉悦心灵的“社交”活动。我们可以通过读书和思考,与历史上的圣贤名家结识交往,直接对话。这里,我们就从“什么是法理学”开始。

  

   一、法理学的用处

  

   每门学问皆有独到用处,唯先明其所用,方得入其堂奥,知其所云。古罗马法学家说法学乃正义之学,学习法学也就是研习正义之道了,那么,作为法学一支的法理学,该研习什么呢?

   顾名思义,“法理学”,是关于法之理的学问。第一,它不限于讲法律现象,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究理而言道。第二,它不是专讲某一部法律之理,而是讲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之理。第三,它不止要讲出几条法理,更重要的,还要研究怎样讲法理,要解决关于法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问题。在此意义上,法理学是求理之学、讲理之学、成理之学。

   这样,我们研习法理的时候,光熟悉书本上写出的一些定理或结论,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找寻、如何认识法理上,思考既有的定理、结论是何以得出的,研究如何去求理、如何去讲理、如何去成理。借用一个流行的比喻,法理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简单地把法律智识之海里的鱼儿网给你,而是更多地要教给你网鱼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讲,是提供关于各种不同的网鱼方法的知识。

   思考方法是法理学的魅力所在,大概也是法理学不仅吸引立法者、法官及律师,而且吸引思想者、政治家及社会活动家的原因所在。不论在法庭上,还是在制定政策和法律的场合,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遇到一些法理学问题,比如,需要衡量某个措辞、某个观点、某种方案、某种措施,在法理上能否成立。

   所谓“在法理上能否成立”,首要的是语义和逻辑上的考量。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语言的结构方式,或者简单说,使用什么词汇及怎样使用词汇,表现着思维的结构方式。人们总是习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结构方式来思维。社会规则特别是法律,是要靠语言来阐明的,而语言又具有模糊诡异的特性。这样,法律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语言与逻辑的艺术。同样一句话或一个词汇,言者与言者、听者与听者、言者与听者,在理解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同样一桩“事实”或一个法律条款,原告、被告、证人、受害人、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媒体等,在叙述和解读上可能大相径庭。这里的语义考量,不是遣词造句,而是语义学意义上对具有行为规范指向的特定语汇的界定与解释,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逻辑考量。比如,财产、侵权、契约、抵押、遗嘱、故意、过失等经常遇到的词汇,从古代罗马法以来,已形成某种法理解释传统,但也不无歧异,特别是在具体场合,还需要作出具体解释。

   对政治理论和实践作法理上的考量,对于健全制度、实现法治尤为重要。我国古代有“春秋决狱”,就是拿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判案的依据。这样做有利于用儒家道德规范来引导司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不利于法律发展特别是司法专业发展的后果。宋代有一本《名公书判清明集》,辑录当时有名的判决。这些判决的篇幅有的比英美法系法官写的判决还长,在引经据典、阐教化风方面也大可与欧洲中世纪教会的判决相媲美,但从法理上衡量,有的却苍瘠无力,甚至显得荒唐。这样的例子也不乏现代版。比如“文革”期间,曾流行援引“最高指示”判案。1981年我在四川一个县法院里实习半年,时值平反冤假错案,见过许多这类“判决”,有的判决即便不直接援引最高指示,也要在判决书的上方用红字写上与判决内容看起来有些关联的最高指示。这样的做法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但这样的逻辑还在。比如,不久前有位地方法院院长发表文章,说要用“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民事审判工作,引起一阵议论。我仔细看了那篇文章,其实别人误解了这位法官的意思。他讲的不是法言法语,也不是想改变民事审判规则,试图按照是否有利于“发展”来判断具体民事纠纷的是非曲直,而是想表达政治学习心得。这些是难以作法理考量的。

   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是值得并应当进行法理考量的。在当代中国,有一些我们经常遇到的具有特殊重要的社会政治意蕴和制度规范效力的词汇,在中国和西方的法理学传统里都找不到解释。涉及经济制度的,比如,“松绑”、“给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农问题”、“农民增收减负”、“统分结合”、“直补”、“小产权”、“投机倒把”、“市场调节”、“国企改制”、“股份制改造”、“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有资产流失”、“货币分房”、“份儿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涉及政治制度的,比如,“人民当家作主”、“工农联盟”、“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两会”、“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扩大基层民主”、“两推一选”、“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双规”、“介绍信”、“农转非”、“工转干”、“进编”、“体制内”等;涉及社会身份的,比如,“民工”、“三无人员”、“四有新人”、“钉子户”、“城镇居民”、“下岗工人”、“待业青年”、“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党员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干部”、“群众”、“党员群众”、“少先队员”、“国家工作人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信教群众”、“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境外人员”、“海外侨胞”、“海归”等,“文革”结束前还有“社员”、“贫下中农”、“革干”、“五保户”、“四类分子”或“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知青”、“盲流”、“工宣队”、“红卫兵”、“红小兵”等。这些概念,都值得作出法理上的考量,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和相应的社会规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方法和相应的治理方式,包含着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的“律法”。

   一般来讲,在法理上不能成立的,就不要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范。比如,“干部”、“群众”,就不能作为正式的法律概念来使用,不然,就难以建立起规范的法律秩序,法律也难以通过法院来实施。但是,从法律与社会的视角看,这些概念又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同样作为公民,“干部”和“群众”享有权利(权力)、承担义务(责任)的实际内容和方式就很不一样。倘若没有这样的法理学分析眼光,不学会通融法律之外的多种社会因素来思考法律问题,便难以在现实的大地上建立起理想的法律秩序,未免成为“法呆子”。当年恩格斯批判过的“法学家的世界观”,大概也属此类。

   学好法理学,重要的不是读多少经典著作,懂得多少概念术语,而是训练严格的法学思维方式。这样,不单可以在语言和逻辑上长些功夫,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思辨能力,拓展思考深度,改进思维方式,养成洞察事物的“法眼”。

   法理学养成的“法眼”,不光有益于政治的、哲学的理论和实践,还有益于部门法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法学学科体系里,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不同的法律学科,都有对各自法律领域的独特思考,都有各自解决法律问题的独特方法,法理学则要通过概括和提升这些思考,识辨和总结这些方法,得出一般思考和一般方法。在此意义上,法理学乃是对法律思考的思考。比如,从各类不同的部门法学,我们可以得知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享有某些权利、履行某些义务,而法理学要回答的却是这类问题:权利和义务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权利和义务?如何运用权利和义务来构造法律关系?权利和义务又是怎样运作的?当然,这并不排斥一些优秀的部门法学家研究这类属于法理学的问题,而且,由于面对的是实际法律问题,他们的研究一旦上升到哲学层面,往往比一般的讲授法理学的学者更为深刻而富有教益。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单纯的部门法学家了。也因此,部门法学与法理学要相互沟通,互相学习。研习部门法学,必须有相当的法理学功底才能有所成就。研习法理学,也必须至少进入到一到二个以上的具体法律领域,才能有所心得。只有接触了具体法律问题而不满足,才会对法理学真感兴趣。记得我在北大念书时,一位教西方法理学的老师要求他带的法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写毕业论文,原则上都要选部门法的题目,可谓用心良苦。

   从当下中国的现实来看,法理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可以派上用场且大放异彩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思想意识和政治关系的激越震荡,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崩解重构,使得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从法理的角度来研究,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需要作出合乎法理的表述,许多重要的社会权益需要找到法理上的论证,许多重要的政治原则和政策主张也需要作法理上的考量。法学理论的确应当直面时代,有所担当。有人会问,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因应之道如此之多,当今的变革也需要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类学科都有所担当,为什么偏偏强调法学理论有所担当?我觉得,之所以要强调法学,如前所述,是因为我们站立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一个对好的宪法、好的规范、好的体制机制有着特别重要而紧迫需求的新起点,一个尤其需要制度创新、尤其需要法治精神、尤其需要法学智慧的新起点。

   这个起点,应该是一个从文化上、制度上为万世开太平的新起点,一个可以回望周公孔孟及盛唐典章,与古代罗马法、近代欧美制度及魏玛宪法、罗斯福新政等相媲美的新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我们的目标和方法既要有批判性,但更要有建设性。

   可以说,当代中国已进入到一个实质性制度规范建设时代。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建设政权、建构法统,而非推翻政权、废除法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启蒙式的批判和后现代式的解构,都受到很大的局限。这就好比建筑。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盖楼,而非拆楼。就盖楼而言,固然我们可以继续就立项、选址之类的“前”问题展开争论,也可以为建成后物业管理、环境绿化之类的问题忧心忡忡,还可以为如何解构、如何拆除等“后”问题伤神,但是,当下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看建筑图纸是否合理,技术标准是否合格,一砖一瓦是否合适,层级结构是否牢靠,还是如何沉下心来,聚精会神,一砖一瓦、一层一面地实干。

  

   二、法有理吗?

  

   在学习法理学之前,我们还得讨论一个前提性的大问题,这就是,法本身究竟有没有理?

   从字面上看,“法理学”之谓,是预设了法是有理可讲的。那么,为什么法是有理可讲的?细细推来,这又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法讲不讲理;二是法讲什么理;三是法理何在。

   回答“法讲不讲理”,先得回答“法律是什么”。大凡修过大学法理学课程或学过普法课程者,都会背诵一个著名定义:“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衍之,还有“法律是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甚至“法律是专政工具”。近年来,这些定义引起一些争议。我觉得,作为理论命题,“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可以成立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定义却总是遇到尴尬,甚至带来严重问题,因为,它容易造成误导,使人相信,法律体现强者的意志,维护强者的利益,是强势群体给弱势群体订立的规矩;使人相信,法律可以不讲理,谁的拳头硬谁就说了算乃天经地义。

这类误导,首先是由误解误读造成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著名命题,一个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实然判断。所谓实然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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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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