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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 “跨境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国族建构

更新时间:2018-07-25 16:33:42
作者: 吴启讷  

   本文刊载于《文化纵横》2017年第12期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台北)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

  

  

“民族识别”下的“民族”和“跨境民族”建构

  

   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被设计成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这个民族国家同时承认中国人内部存在着复数的、分别拥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乃至政治经验的群体;只是,立足于法律的角度,这类传统必须局限在中华民族共同性和中国国家主权的范围内,不能发展成为与中华民族主义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

   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1912年,继承清朝领土和人民遗产的中华民国,因应清朝的族群政治现实,为安抚“满、蒙、回、藏”,尤其是蒙、藏两个族群排斥新国家、寻求分离、独立的情绪,不得不揭橥“五族共和”的国家族群政治纲领,致使“国族”——即“中华民族”——的建构遭遇到理论、政策与现实几个方面的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秉持它在革命阶段的族群平等理念,另一方面又要接续中华民国未能完成的国族建构进程,于1950年代前期展开大规模的人群分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群分类,被称做“民族识别”。这一政治动作,本来即有确认中国境内各族群的中国公民身分的意图,但由于中国的人群分类是在20世纪“nation”语境和苏联的“民族”理论影响之下展开的,其中又将西方语言学、人类学概念与中国传统族群政治遗产杂揉为一,将中国境内多数政治人类学意义上的族裔共同体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族裔共同体一概定位为——同时作为“nation”译词的——“民族”,进而在“民族识别”后,由“民族”的内含引伸出“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等概念,将位于现代中国国境之外,但与中国境内一些“民族”共享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的亲缘群体视作中国境内“民族”的“同民族”、“同胞”;[1] 与此有关的研究数量可观,中央民族大学为此还在民族系所中特别设置了相关的专业研究方向。

   与中国的“民族识别”几乎同步,那些曾经是中国王朝藩属,19世纪后期陆续成为列强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陆续脱离殖民统治,步入建构民族国家的进程,它们也在中国边界以外从事人群分类。但它们这项工作的背景、分类逻辑与中国的同类工作不尽相同,其“识别”结果往往并不能与中国的识别结果衔接。唯一相同的是,这些邻国从事人群分类的政治动机,也是赋予和确认其境内少数族群的国家公民身分。在这里,相同的部分与不同的部分,都同样挑战了中国对于与中国境内人群相关的“跨境民族”的认知与定位。

  

“相同”人群“跨境而居”现象的转型与性质转化


   各相关国家从事人群分类的政治动机本身,皆本于民族主义和国族建构这两项来自西方的概念,都与之前由中国王朝主导的东亚传统政治“天下秩序”背道而驰。在“天下秩序”中,并不存在现代边界所代表“主权”、“国籍”和“公民”概念,王朝和它的藩属为它们的“边民”安排了模糊但适当的位置。那时当然常常有族群利益的冲突,但不存在国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的冲突。然而,近代民族主义是一种强调以国家为单位,以国界为界限,严格区分界限两侧人群身分和利益的、冲突性的意识型态,战后东亚各国的“民族识别”,都旨在确认境内边疆少数族群的国家公民身分,加深其国家认同,减少其对于现代边界另一侧有密切文化、历史和血缘关系的群体的认同,切断其“民族”意识成长的路径。正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各国又依据各自的意识型态,各自具体的地缘政治、族群政治生态与政治需求,发展出自身的人群分类逻辑。质言之,人群分类本身就是一项主观的工作,从一开始即不存在真正的“客观”、“科学”标准,我们自然无法期待在各国分别进行的“民族识别”得到相同、相似,且相互对应的结果。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群分布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划定的政治界限不一致的现象。事实上,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即普遍存在。古代中国王朝和它的藩属政权的统治力都有其极限,面对王朝边缘的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其直接统治力有未逮时,只能藉助不同程度的封建,实行间接统治。很多时候,处在中国王朝和相邻“藩属国”边缘的群体甚至接受“双重封建”;或群体内不同的次群体分别接受中国王朝和“藩属国”的封建,但又效忠于群体核心。这种情形对边缘群体而言,就是“两属”,“两属”与联姻等手段一样,是这些群体保持实质自治状态的策略之一。这类“两属”政治群体往往仍处于从原初型态社会组织到相对集权的高级政治组织之间的过渡状态,其对政权内部部落群体的控制也相对松散,部落之间以及部落与其邻近其他群体间的交往,并不是在界定“内”、“外”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历史过程来看,中国西南部人群跨境的现象,与人群沿横断山脉纵向河谷分梯次持续迁徙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当这种迁徙遇到民族国家划定现代边界,同一人群的前后梯次成员即被分割在边界两侧,但前后梯次成员间的传统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不过,我们也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种“自治”。很多拥有自治外观的边缘群体,在历史上和近代政治中从未真正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原因在于其政治结构原始而松散,无法全面拒绝周边大的政治实体(不论是古代王朝,还是近代国家)的控制要求,其最高政治目标仅止于寻求最大限度的自治。在东亚社会近代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边缘群体往往未能发展出完整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要求,而被迫纳入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之中。民族主义和近代国家建构,对拥有相对自治传统,但却未能建立古代国家或者近代国家的边缘的人群构成了空前挑战。政治上的国民、国族身分,在各民族国家的边缘人群身上,与他们在文化、历史传统当中形成的多重身分发生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民族主义和近代国家建构都要求划定国族、人群的排他性界限。世界上包括人群分类和国界在内的所有界限都是人为划定的,因此,依照一种特定政治需求、特定政治逻辑所划定的界限,并不会与依照另一种特定需求、特定逻辑所划定的界限重迭,这在现实中必定是常态,而非特例。在“民族”、“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前,作为文化人类学共同体的人群的流动、组合、再分布即是常态;在“民族”、“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后,文化人类学共同体分布的界线与“国境”、“国界”有空间或时间上的差异,也成为常态。

   近代中国的边界,基本上是由向亚洲扩张的西方列强由外而内划定的,中国只能多次以“收缩”、“截肢”式的手段做损害控管,确认国土范围。在此过程中,王朝时代的边缘群体,尤其是曾经有过“两属”经验的群体,往往成为被新的国界分割的对象,加上普遍存在的迁徙、移居(包括多次迁徙、移居,其中还有跨越两个以上国家的迁徙),同一个群体被边界分隔的现象,无疑造成了目前中国政、学界所认定的“相同民族跨越国境而居”的现象。在历史上曾经是享有相同或相近历史、文化,在现实中被现代国家的政治界线分隔在其两侧的群体,很可能依旧分享着很多共同的文化传统乃至历史记忆;更为有趣的是,一国境内多个群体依其生活方式在相当大范围内以“垂直分布”方式比邻而居的人类生态,同样被“复制”到邻近的国家,其中的文化群体的比邻组合和互动关系模式仍然相当类似。这样,分布在边界两侧的这类群体互相视为“亲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互市、通婚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然而,历史是不断流动、变迁的过程;人群也不是固定不动的。历史上不同的人群,在历史演变中可能融合成到同一人群当中;而历史上相同人群的成员,在历史演变中可能分化到不同人群当中去。这个现象在古代史中并不少见,强大的蒙古部落的形成与蒙古帝国的分崩、蒙古人的开枝散叶,就是广为人之的例子;近代国家则擅长运用意识型态的、政治的乃至社会经济的手段人为引导这类现象。事实上,连包括西欧在内所有的近代欧洲国家都是多族群的政治体。但西欧、北美国家透过强化国民意识和公民权力,压抑、淡化了本国内部的族群民族意识;在他们自己的亚非殖民地,却以人类学为政治工具,极力推行人群的分类,以方便他们的殖民统治。这种政治化的人群分类法,逐渐取代了非洲、亚洲原有的人群分类逻辑,造成人群的政治重组,以致在后殖民时代,亚非新兴民族国家也尽力模仿西欧国家的建国模式和殖民地的人群分类模式。

   殖民者的殖民统治技术,显然超越了承袭王朝遗产的中国。他们在东亚和东南亚对殖民地人群进行了大规模去中国化的记忆改造,并试图消除以往在“天下”体系中,人群身分的模糊状态。同一文化/历史群体处在中国─列强殖民地之间,隔着新的国界,产生不同的历史连结,获得不同的历史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带来的民族国家体系进一步消灭了前现代的模糊状态,赋予前殖民地人民当中的边缘群体全新的身分,随着新的身分不断放大,传统的群体连结不断减弱。

   在近代列强蚕食、裂解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由之衍生的对“跨境民族”认知,难免较多地专注于传统的群体连结,忽略或─—至少─—低估了群体意识变迁的风险。中国学界对于“跨境民族”成员自我意识的形成、分化、现代化的讨论尚不够充分,尤其是未能充分体认到“跨境民族”成员身分意识结构的层次和流变过程的普遍性:即从历史上“两属”时代原形的“我群”意识期,演变到“我群”意识尚来不及发展成为民族主义的失败蜕变期,再演变到在划定后的现代边界两侧分别形成新的国族意识这三阶段当中,“跨境民族”成员对于血缘、文化、记忆、身分、边界、国家的多重认知。带有历史化倾向,注重寻根溯源的中国学界,尤其不喜欢谈论现实利益议题,因而较少关注到民族国家利益已经区隔了“跨境民族”成员曾经有过的共同利益的现实:分布于边界两侧或不同国家境内的相近历史文化群体成员虽然仍有一定的共同历史文化情感,但却逐渐丧失共同的族群利益。

   当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于民族国家体系本身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自由贸易与信息革命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力,“本土化”、人群分化成为新的趋势。然而,这种分化并没有被导向前现代秩序复兴的方向,反而比较像是前述前现代“两属”人群的“我群”意识在近代转型期来不及发展成为民族主义的失败蜕变过程的复活。

   近来有人注意到,“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和边境地区全方位的开放,跨境民族以往处于(中国)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开始削弱,伴之而起的是本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上升”;[2] 被认定为“跨境民族”的群体在边界两侧或跨越边界的互动也往往伴随着冲突,而这类冲突又往往会上升为国家利益乃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的冲突。[3] 不仅如此,中国境内一些被界定为“跨境民族”群体的某些成员,甚至开始放弃中华民族认同,接受边界另一侧或其他国家的国族意识。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所呈现的,是中国政、学界有点一厢情愿地拥抱诉诸情感的“跨境民族”概念,忽略其中风险的结果。

  

“跨境民族”认知的盲点与风险

  

事实上,不论我们是否依照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论”划分“民族”这个概念的“层次”,“民族识别”下的“民族”都是一个排他性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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