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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墨学复兴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心力”

更新时间:2018-07-25 14:13:08
作者: 黄蕉风  

  

   1.《牛津共识》最大的贡献在于将过往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各个学派山头凝聚到一起,寻找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以求得到一个“重叠共识”。无论官方与民间,最终对这个共识能接受到多少的程度,都无碍它载入当代中国思想发展史。“牛津共识”的达成,给外界一个印象:似乎自89之后,延宕多年的“观念战争”隐隐有“休战”的意味——至少在某些地方,可以划出一块“飞地”,供各派谈判、辩论、交流、切磋。自由主义、新儒家、新左翼、基督教之间的矛盾能否得到消融、分歧能否得到澄清、彼此能够“同行”的方向何在,这些工作尚待诸派人士“破除障蔽”“和而不同”。

  

   0.受《牛津共识》启发,2年后我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召集了一个类似的会议——“普世价值再思国际论坛”,邀请与会的代表有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自由主义、新墨家的学者。当时组委会亦有意希望促成某种共识或者宣言性质的文本,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因为我发现论坛上各派学者虽力求宽容理解,但思想立场上的显著分歧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我们要问,《牛津共识》之后,中国思想界的“共识”到底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0.《牛津共识》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神学论坛上发布的,论坛的主题是“基督教信仰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而“普世价值再思国际论坛”是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举办的,论坛的宗旨是为思考彼时全球范围内的右翼回潮现象和“政治正确”价值观的垮塌。由神学论坛和国学院来呼吁和解,颇具象征意味。似乎预示着在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基督教信仰和中华传统文化是弥合各方分歧矛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其主动性的身位和态度,值得新左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进行反思。

  

   0.新墨家与旧墨家。新墨家之“新”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旧墨学是乾嘉遗传,这方面的工作清末至民初,从孙诒让开始,前辈学人已经做得不少,成就很大,错谬也很多。新墨学或曰“大乘墨学”的理路是从胡适、梁启超、伍非百、方授楚这些民国墨研学人的诠释工作开始往下讲,相比训诂考据校正注释的传统汉学理路,新墨家更注重学术视域的拓展,比如以墨学之维介入“宗教对话”。当然并不意味着新墨家对过往墨学诂字校正、义理诠释方面没有作为,即如前面所言,限于儒家言说传统的影响,清末以来诸多名家论墨,其实都戴着“孟荀辟杨墨”的“有色眼镜”,一谈到杨墨之道就是“禽兽之学”。因此先归正墨学的原始教义,扫清蒙蔽其上的错误,而后能创造性转化和诠释,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做的工作。由我主编的、我们香港墨教协会推出的“墨教文丛”,于今已经出版了三辑,分别为《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立墨——<墨子>经义释诂》、《归正墨学》。新墨家对如何构建新墨学的主要观点和看法,以及学术方法论,都在其中有比较完整的展现。感兴趣的同仁可以关注;第二,就是建制组织。可以参照儒家的读经运动,或者各种儒学共同体。因涉建制,不方便多说。总之,经过这5年的努力,墨学复兴运动在官方和民间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其声势也及于海外。目前专注做宗教对话工作的,有我们香港墨教协会;专注做墨家元素创意产业的,有深圳墨门书院;把墨家和创业结合在一起的,有厦门的墨客众创空间;官方的墨学协会,有山东的中国墨子学会和北京的墨学青年研究会(鲁阳也有地方性质的墨子协会)。韩国日本台湾加拿大的墨子协会也搞起来了。此外,线下的墨学学术共同体、墨者组织、墨学社团也层出不穷,影响力比较大的有兰州兼爱知行社、鲁山的墨教成义堂(私塾)、陇南武都墨学社、广州南士林等等,上海、昆明、成都,亦各有联系紧密、活动频繁的墨子书院和墨学社团。可以说,在当下,除了相关儒家的建制组织之外,就属墨家最有声势。这是诸如新道家、新法家或其他传统文化学派,所不能达到的程度。坊间传闻墨家起码有十万教众,在某种程度上亦非虚言。

  

   0.新墨家与新儒家。自我们宣称“该中国墨学登场”以来,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新墨家是靠“非儒”起家的。这个说法大体不错,但也不全面。其实新墨家的工作或曰墨学复兴运动,早在民间开展了十几年。最早的一批先行者,如南方在野、顾如、刘永在等人,早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代,就已经在各大论坛、博客和网站上宣传推广墨学,也结成了非常多的线下共同体。新墨家开始为大众所认识,是源于当年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的那场论战。我们有感于李明辉先生和大陆新儒家诸贤所论到之议题尚具延展性,不应只是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小圈子内的神智游戏,故而不请自到、跳出来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在港台新儒家看来,“政治儒学”复古而近妖、是余英时先生说的“死亡之吻”、是为专制独裁威权主义涂抹色彩;在大陆新儒家看来,“心性儒学”凌空蹈虚、甘当西方哲学和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注脚、使儒学失去了指导现实的能力。他们对彼此的批评都有一定道理,双方的学者我们也都十分的尊重。不过儒门的“内战”并不影响我们新墨家对儒家儒学、孔孟之道的恒定看法——我们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中之诸学派,在当今时代的首要任务还是先在学理上廓清迷雾,即先明了“儒家在当代是什么”,而非去超前作为——“儒家在当代能怎样、要怎样”。都说儒家“一阳来复”,事实上坊间对儒家儒学的批评还是非常多,不仅是我们新墨家,新左翼、自由主义、基督教都有很多批评。至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利用是防备还是真心推崇,一切还需要审慎的观察。“南都新年献词事件”之后,社会主义宪政(社宪派)、自由民主宪政(民宪派),连同儒家宪政(儒宪派)在内,所有这些“泛宪派”统统被悬隔在官方允许的思想场域之外,庶几可见“红线”和“雷区”其实是一致的,并不因传统文化回潮、国学复兴,而给予任何优惠条件或格外网开一面。儒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谱系之中,绝非可以屏蔽一切言说风险、天然自带护心镜的所谓“政治正确”。

  

   0.新墨家与自由主义。墨学复兴运动早期的推动者、实践者,比如南方在野,都是自由主义者。这里说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者,就是近来经常被新儒家、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讥笑为“五四余孽”“河殇党徒”“西式民主传声筒”“普世价值二传手”的那种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我个人当然不能同意上述这种化约化的、脸谱化的说法,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思想是墨学复兴运动的一个基本盘,普世价值则为新墨家内部的一个“底线共义”。就这个意义来讲,毋庸讳言,新墨家当然是自由主义的同路人。我们当然赞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80年代二次启蒙思潮的“文化激进主义”做全面反思,但不赞成矫枉过正,全然废弃民国以降诸先贤留下来的启蒙遗产。其实民国时候所谓的“全盘性反传统”,只是反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应该是“全盘性地反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墨学、法家思想、道家思想,在民国那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派的国学学者那里,是并不反对,甚至高扬的。新墨家作为当下“国学反对派”的身位,大体上和墨学长期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之异端支流的身位是一致的,这种身位的凸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非儒以立墨”。“非”一种正统,是不是要“立”另一种正统呢?显然也不是,而是要回到《庄子.天下》篇所言的“道术为天下裂”之前的“古之道术”,换言之也就是“多元共在”的百家争鸣。这里也要批评一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为受限于视野和积累,他们中间几乎甚少人能注目于儒家之外的诸子的自由传统,无论杨墨,还是道家。道家的待遇会好一点,比如刘军宁先生曾经在老庄中发掘出“天道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而墨家则少有人提及。偶有提及者,居然把墨家接续到“先秦的共产主义”这上面来,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事实上民国时期率先扛起墨学复兴旗帜的胡适、梁启超等人已经做了相关的工作,比如会通“兼爱”和“博爱”、“非攻”与“和平主义”、“尚贤”与“贤能政治”、“人无贵贱长幼皆天臣”与“一人一票每票等值”。如果说自由主义思想一定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找到自己相应的投射物、参照物,那么最好的依傍不在儒家而在墨家,不在儒学而在墨学,不在孔孟而在墨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尚且讲求吸收多方资源;自由主义的中国化,更加不应受限于过往的“路径依赖”。

  

   0.新墨家与左翼。《牛津共识》的时候,与会的代表有新左翼;“普世价值再思国际论坛”的时候,则没有邀请相关方面的代表。因为组委会并无法确认所谓新左翼的实指为何。文峰兄邀请的新左翼代表,大体上可算是新左派——这也符合过去20年来作为自由主义之论敌的身份定位。如果说新左翼等同于或约等于新左派,那么旧左翼是否就是老左派呢?是一般意义上的毛泽东主义者(如乌有之乡)的毛左呢,还是主张“内圣从夫子,外王从主席,孔孟朱毛道统一以贯之”的“毛儒”呢还是起初啸聚于网络、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官方和民间部分人思想的所谓“工业党”?同时新左翼中又是否包括常作为国家主义对立面出现的“左翼自由主义”(如周保松、周濂等),以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体制内外人士(如秦晖或以《炎黄春秋》为代表的“体制内健康力量”——如谢韬、李锐等)这是我们对“左翼”(无论新旧)这一概念内涵的疑问。以前,朝野奉行的是“宁左勿右”的思维习惯,“越左越正义”,天然占据道德制高点。什么东西和“左”搭上关系,就是平等的、公义的、为底层代言的。后来这种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纠编,纠编之后又过激,“越左越正义”变成“越左越愚蠢”,什么东西和“左”搭上关系就变成反市场经济、反私有产权、反个性解放以及劫富济贫。“左”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姑娘。文革时代,“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时候,墨家曾经被官方高举,就是因为墨家思想的某些地方容易被附会成为“先秦的共产主义”,用以批判代表封建贵族利益的、资产阶级乏走狗的孔儒。这是明显的“处境错置”,有很大问题,在墨学学术的建设上也产生过很大流毒。至今墨学界仍然有人把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诠释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把墨家的“兼爱交利”诠释为吃大锅饭、人民公社,仿佛不如此不能体现出墨家优越于儒家之处。我都搞不懂这样的讲法究竟是要为墨家增添光彩还是给墨学泼污抹黑。

  

0.新墨家与基督教。过去几年我在民间推动墨学复兴运动,有不少朋友直言不讳地问我“是不是基督教派到国学圈的卧底,借墨学来反儒,拆中国文化的台,以达成和平演变”,俨然把我当成了国学圈的“第五纵队”。这可能和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经历有关。我没有受洗,程序上当然不算是基督徒,不然基督教的门槛就太低了,阿猫阿狗、不管信不信洗不洗的都可以钻进来;至于个人对基督教的思想倾向,只能回一句“无可奉告”,勉为其难以“文化基督徒”来嵌套,也并不完全适用。我个人对基督教能贡献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正面价值,是高度评价的。“中国基督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课题永远都是“大哉问”,值得教会内外的人士认真思考、审慎判断。基督教自西徂东,从大秦景教到也里可温教到耶稣会到近代入华的各种西洋差会、民国时期的本色教会、“宗派后时代”的各种教会,迩来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已经不能再说基督教是洋教,应该承认基督教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教义、礼仪、政教关系等诸般原因,基督教一直被目为是来自异域的殖民侵略者,基督徒也被目为是自绝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洋奴汉奸走狗。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中国基督徒,是基督徒,也是中国人,将他们视为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异乡客,并不公平。信仰身份和国民身份,本就并行而不悖。民国时期从事“耶墨对话”工作的吴雷川、张亦镜、张纯一、王治心等人,皆是既忠实于基督信仰,又服膺中国文化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耶墨人格殊无二致、东西二教心理相通,他们通过艰苦卓绝之努力沟通耶墨,以求通过墨学让国人更好了解基督教信仰,亦使基督教更好地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相适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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