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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

更新时间:2018-07-25 13:34:03
作者: 范雪  

  

   摘要:抗战期间的延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知识生产源地,但中共的出版、发行能力有限,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知识流播基本依靠党的组织系统的运作,这限制了延安在全国知识市场上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战争致使一批30年代已在全国知识界有地位的左翼理论家从上海去延安,这造成左翼的文化资本与革命政权的重合,延安由此携带着“政治”和“知识”的双重意涵,与党外的文化机构建立起合作。生活书店是出版来自延安的作品最多的党外书店。在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逻辑:在对马列知识的信仰、对理论知识分子的推崇和对知识能够抗战建国的信心中,共产党逐渐成为书店在知识和人事上的一种主动选择。

   关键词:延安 生活书店 新华书店 出版 抗战文化

   范雪,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研究员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与出版的关系的讨论,围绕着“体制”这一核心议题展开,这主要有三类说法:“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从中共的角度看,1935年党确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入党,并在国统区争取文化机构,出现了一批进步书店,这些进步书店,即指共产党“统战”下的非官办出版单位。“政治化”说法多见于对战时国统区左倾文化机构的讨论,用来解释为什么抗战期间全国文化会出现显著的倒向共产党的现象。[1]“一体化”关于文学生产和出版机制的讨论,主要指1949年后由国家力量推行的全国文学文化的单位化、制度化。[2]这虽然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抗战时段的问题,但却是我们了然于心的历史走向,因此也需要我们以这个历史方向为参照,解释“一体化”前史的隐约眉目。

  

   通过上述三种说法,我们能看到体制化问题的三个要素——政党、知识分子和机构(在本文中是书店)。“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对这三个要素各有侧重,但一个较为一致的特征是,都将“体制化”描述为政党逐渐渗入、掌握出版机构的过程。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在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政党、知识分子和书店三类要素的边界并不清晰,往往互生交错,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现场中厘清他们以怎样的逻辑交往。第二,我们需要在知识的版图里,考察政党如何获得知识圈的入场券,而不是随意地把长征后偏居西北的共产党处理为可以轻松进出其他领域的非历史的存在。这篇论文要讨论的具体问题是,延安为什么以及如何进入全国知识市场?这首先关系着延安内部的知识生产格局,其次涉及延安与党外书店的关系。论文以新华书店和生活书店为中心展开论述,这两个书店分别是延安内外知识生产机构最重要的代表。论文第一、二节讨论延安的知识生产格局,第三节考察延安与生活书店的合作,第四节讨论生活书店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

  

   新华书店与延安的出版发行

  

   建国后的新华书店是全国最重要的官方出版机构,由总店、总分店、分支店建立起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方的垂直出版发行系统,控制全国的出版物。[3]但是,49年后新华书店的规模、能力不只来自党办书店这一支传统。据相关研究,新华书店经过收编民营书店,学习、占有大型民营书店出版发行的经验、网络和结构,才得以形成建国后的格局。[4]可以说,从延安到全国,新华书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在建国后的“一体化”能力,并不能上推至延安时期。那么,延安时期的新华书店是怎样的?它说明了延安怎样的知识生产状况?

  

   新华书店1937年在延安成立,它的成立是长征后的共产党完善苏区宣传体制的一个部分。在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中,共产党的机关报是《红色中华》,由“红中社”编辑。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开始改造和扩张党的新闻媒体,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改名为“新华社”和《新中华报》(1941年被《解放日报》取代),同时第二份官方刊物《解放》周刊创刊。为管理各类机关刊物,1937年初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出版发行科。“新华书店”一开始并非实体机构,而是出版发行科的一个名目。两年后,延安的出版规模有所扩大、重要性逐步升级,出版发行科遂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部长由组织副部长李富春兼任。[5]新华书店也于1939年9月在延安北门外建起了门市部,首次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有独立结构的实体机构,这也是延安第一个可以展览、买卖的官方书店。[6]

  

   那么,放在延安整体的知识生产格局中,新华书店是什么位置呢?下面所列项目是延安有编写、出版、印刷或发行权力的主要机构:

  

   撰写、编审:马列学院编译部(1941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党校第三部);新华社、解放社;《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文艺突击》、《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编辑社

  

   出版:中国人民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华社、解放社;各刊物编辑社

  

   印刷:中央财经部印刷厂(原来专印苏票,后来印刷书籍)、八路军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各级党委、党支部,交通机关

  

   尽管据书店自己的说法,从建成到1941年,新华书店发行解放社的书籍130多种、其他机关编辑社编纂的丛书30多、报纸杂志近10种,是延安知识出版的重要角色[7],但就地位而言,新华书店的工作和权力范围很有限,书店是发行机构,基本只负责传播、分散、销售出版物。书店在成为有独立结构的实体机构后,设置了六个科:批发、发行、进货、栈务、邮购、会计、门市,很显然,这些科不涉及任何书籍报刊的编审和出版工作。在延安,制造知识的权力掌握在领袖和知识分子手里,新华书店是较为工具性的角色。

  

   即使是在发行上,新华书店也不是我们熟悉的现代发行机构。现代书店的基本特征,是依靠人际、赞助、阅读群体和文化关系,建立起自己的发行网络。延安的发行工作并不依赖书店,而是沿党的组织系统展开,从中央到县,覆盖工农商学兵。这是从苏区传下来的经验,《红色中华》的发行即依靠地方党委宣传部和军团政治部。[8]1939年的一份文件要求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党委“一律设置发行部”,发行和兵站、军队的运输部门相挂钩,以实现散播出版物的目的。[9]

  

   这样的发行状况,说明延安的知识生产有非市场导向的特征[10],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非市场导向给延安带来了什么困难?

  

   在延安,以出版物为载体的知识传播、流通,其基本方式是派发不是买卖,这对新华书店扩大、完善发行网有负面影响。1941年新华书店提出制度改革的建议,称赠送及记账往来制度不利于书店业务的发展和健全,书店需要建立起买卖制度;同时书店应有独立的经济核算制度,有自己的代办处、推销处和代售处。[11]新华书店的要求引发了一些变化,但并未有根本性的变革。从一些材料看,1941年后书店加快建分店的速度,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建成后,报刊和书籍发行明确分工[12],但整体而言,新华书店在1945年之前规模有限,有说法称直到华北书店(生活、读书、新知在根据地联合创建的书店)并入新华书店后,书店规模才扩大了一些。[13]可以说,直至抗战结束,共产党都未建起以书店为核心的有规模的出版发行事业。中共组织网络是知识传播、扩散的主要渠道。这意味着一个困难,在党的组织网络没有层级覆盖的地区,共产党在知识市场上的渠道和竞争力会非常有限,延安无法获得全国性的知识话语权。

  

   延安的高级知识共同体

  

   延安的知识创造,掌握在理论家和有理论能力的政治领袖手里,他们是延安知识生产格局中最显眼的群体。我认为在1942年整风之前,延安的理论知识生产者(包括中共领袖和高级知识分子)与理论出版物的读者(中共领袖、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形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知识类型与文本。

  

   延安出版物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1943年之前,新华书店每年发行经售的书籍在30种以上,基本上都是马恩列斯著作、苏共钦定的理论著作和中共领袖的理论作品。[14]这些出版物和边区数量最大的“读者”群体——农民——并无太多关系。整风使得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整风中,党动用组织力量发动了“文化下乡”、“书报下乡”后,边区才开始比较多地出现《丰衣足食》、《怎样养娃娃》、《二流子转变》等一类通俗读物,有图有字的《大财东与老百姓》、《伤兵到处是家庭》、《日本兵上吊》等面向农民的出版物,以及农历、年历,领袖挂图、年画挂图等农民用得着的印刷产品。[15]其实,即使是在整风后,延安知识市场上的主流产品仍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这一点与其他根据地有鲜明差别。在晋察冀、晋冀鲁豫,1945年华北书店、新华书店供给的书籍中,五分之一是马列知识和中共领袖的理论作品,近五分之三是通俗读物。[16]同年的延安新华书店虽然有通俗读物,但仍保持高级理论知识的出版势头,1944年1月的《解放日报》提醒人们,延安的书报有百分之九十是为知识分子干部准备的,并由此建议要出更多的通俗和中级读物。[17]

  

   延安为什么要大量出版理论书籍?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称“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必须有革命理论,他号召全党有研究能力的人,都要研究马恩列斯理论。[18]理论需要标准,需要有官方的钦定版本,延安的理论生产正是制造知识的标准,确立理论的准确版本。

  

   在延安的出版机构中,解放社的政治重要性、出版量令人瞩目。解放社由党报委员会管理,中共中央指定解放社是党的文件、领导人言论、中共历史、马列斯著作的出版机构。解放社的代表性出版物,是四部大部头的书籍:《马恩丛书》、《抗日战争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我们可以以《列宁选集》的编订过程为例,看到知识标准的产生。解放社对《列宁选集》的翻译,以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订的6卷本《列宁选集》为底本,其中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过的汉文版在延安是翻印,剩下的由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翻译。这个选集从列宁的海量文章中选定,实际上是确定了列宁学说的基本范围,并有各种文字的翻译版本,而其目的——在这个选集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掌握同一、标准的理论武器。[19]

  

一个由领袖和知识分子共享的知识共同体,以及作为知识标准的理论书籍,共同指向知识分子在延安的重要地位。当时一批重要的理论知识的翻译者、撰写者都在马列学院供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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