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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

更新时间:2018-07-25 13:34:03
作者: 范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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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生活书店抗战前后的出版类型与主要作者群体[27]

  

   从30年代知识制造的大本营上海,到抗战中两个知识生产重镇,延安与重庆,共产党和生活书店共用一批熟练操作流行知识的理论家。他们也构成延安和书店的关系网络。艾思奇、何干之、吴亮平(吴理屏)、李初梨、张仲实、陈伯达等是生活书店30年代编撰群体的几个重要人物,抗战爆发后他们奔赴延安,但并未割断与知识界的网络,从表1看,他们仍是生活书店倚重的作者。

  

   这是以“知识”为平台的交往史,生活书店和延安的革命政党都注意到握有文化资本的马列理论家的重要性。战争导致的知识生产者从上海去延安,是知识网络与格局变化的关键节点。左翼的文化资本与革命政权在延安重合,延安由此携带着“政治”和“知识”的双重意涵,与党外的文化机构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合作。

  

   出版延安:“知识”与“政治”

  

   生活书店与延安的交往合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日益看重延安的过程中,书店如何理解“政治”的延安和“知识”的延安?

  

   战争开始后,书店愈发感到马列理论的重要性,于是立即约稿延安,立意高远地出了一套“中国文化丛书”。“中国文化丛书”由周扬主编,稿件均来自延安:洛甫《中国革命史》、陈伯达《革命的三民主义》、何干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艾思奇《中国化的辩证法》、王右铭《中国化的经济学》、周扬《文学的基本问题》、陈昌浩《现阶段民众运动》、吴理屏《抗日统一战线》、朱克《游记战术》以及艾思奇等集体创作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这套书出版后,各方销路非常好,后来又把毛泽东、陈昌浩写的《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列入其中。

  

   由丛书的编排,我们能看到书店如何接受延安的“政治”和“知识”。这套丛书的作者几乎都参加了30年代上海左联的组织和活动,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等是生活书店的合作者,尽管他们到延安后进入体制各司其职——周扬任边区教育厅厅长、艾思奇任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何干之在“陕公”教书、陈伯达先在“陕公”教书随后调至党校——但他们在丛书中的地位却不逊于中共领袖。后来加入的毛泽东在这套书里没能扮演掌握哲学思想等指导性理论话语权的角色,中国革命、统战、思想史、唯物论等重要话题均为染指,其所著的关于游击战争一书是一本军事类的作品。书店对毛泽东的定位大概仍是与“朱毛红军”或“八路军”挂钩的军事领袖。事实上,生活书店始终热心与理论知识分子合作,而不是政党领袖(参见表1)。抗战八年间,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中,毛泽东的个人论集有3本,冯玉祥有2本,蒋介石只有1本。“延安”的重要性是那些能够生产理论的知识分子,“延安”只有通过在30年代的知识市场上积累下资本的一批人,才能够在生活书店的出版版图中被呈现。

  

   出版延安的“知识”和“政治”,可以通过书店刊物如何展开“中国化”的讨论,得到更为具体的图景。

  

   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是最早对延安提出的“中国化”展开系统论述的刊物。沈志远1925年入党,随后去苏联读书,回国后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常委。30年代时,他已是重要的马列理论作者,他的《新经济学大纲》曾是延安党校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1938年在出版理论学术名著上抱有雄心壮志的生活书店请沈志远担任“特约编译员”,“专为本店整理及翻译世界名著,每月至少在六万字以上,一年中希望能完成近百万字。”沈志远很快主编了一套书店引以为豪的“新中国学术丛书”,这是生活书店战时出版物中,学术性最强的一套作品。[28]随后,沈志远又负责主编《理论与现实》,这个刊物表达了生活书店的文化抱负,1939年4月创刊后很快召集了一批身在延安、重庆等地的理论家,打造刊物的深度。撰稿者主要有潘梓年、沈志远、陈伯达、艾思奇、侯外庐、胡绳、周扬等。

  

   “中国化”不是抗战时才有的概念,也不是延安最早提出来的。从20年代初开始,无政府主义者、中国基督教、教育界、社会学界都提出过“中国化”的问题,考虑外来的思想、技术如何落实在中国的环境中。中共提出“中国化”是抗战期间影响广泛的事件,从发文时间和人事关联上看,《理论与现实》对“中国化”的讨论,是对延安观点的回应。

  

   延安最早提出“中国化”的,是张闻天在特区文化协会成立时的讲话和随后《解放》周刊上发表的署名从贤的《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这两份文献对“中国化”的理解,基本上是从大众化、民族形式方面入手,反对欧化、西洋化的文化,强调文化与老百姓的关联。[29]1938年10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新阶段》是延安“中国化”论述的核心文本。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0]这番意见虽不能简单概述为大众化,但显然毛泽东的“中国化”有一个重要落脚点:中国老百姓。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在武汉《自由中国》上的文章的重点,颇有不同。他认为“通俗化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全国学者所要努力的是“用中国的现实来发展哲学的理论”,方法上要以新哲学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核心,佐以其他哲学理论。[31]艾思奇显然不是在思考普及的问题,而是要综合各种理论和中国现实,创造新的哲学学说。陈伯达在创造新文化上的观点与艾思奇相似。他将“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挂钩,强调用民族/中国的旧的文化形式来实现大众化,新内容和旧形式的互相促进,将最终产生中国的新文化。

  

   艾思奇和陈伯达是1936-37年“新启蒙运动”的干将。奔赴延安后的陈伯达,其看法虽渐往利用传统文化形式启蒙大众的方向走,但仍强调实现一个全新文化的总体愿望。艾思奇的观点则更多延续“新启蒙”的主干想法,“中国化”的概念反而使之释放了一直以来启蒙大众的压力,更看重综合各种理论获得“中国”的新声。1938年底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从《新哲学会缘起》这份发言词来看,这个团体的任务更贴近艾思奇的想法,即集中外古今各家之说,努力建立“更基本的、更一般的、更理论的”学说。[32]

  

   艾、陈的论述与中共领袖的差异是,“中国化”的核心是否是“老百姓”。毛泽东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建立于对“老百姓”和“中国人民”的设想之上,而知识分子们则把理论家看作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体。

  

   《理论与现实》诸家对“中国化”的申发与艾思奇和新哲学会一致,与中共领袖的说法差别较大。在创刊词中,沈志远说过去学术和现实之间缺乏关联,现在要做出改变,实现“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33]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是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人物》,他称学术是文化的“中枢”和“首脑”。[34]把理论知识分子视为中国新文化主体,在侯外庐的文章中更加清晰。侯外庐热情描述了清代朴学、公车上书、五四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中,知识阶层行动理论的传统,并将当下的学术传统归并至这一在理论和现实之间不断冲撞摩擦的历史中。在这一历史传统里,知识阶层不仅是学术的主体,更是中国革命的领导。[35]

  

   《理论与现实》揭开“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序幕后,生活书店的另一个较为通俗的知识类杂志《读书月报》对这场文化活动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艾寒松、潘菽和柳湜的文章都强调“中国从一个旧国家变成一个新国家,当然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等方面都有很多需要,这种需要都要有待于近代学术的帮助解决”,但外国的学术和理论未必能够适应解决中国的需要,因此就需要一班各行各业的理论家设计出适合中国现实的方案。[36]

  

   作为对延安提出的“中国化”问题最早的规模化的讨论,生活书店的这两份刊物显然是以知识生产者自身为主体来理解延安声音。毛泽东的《新阶段论》虽被引述,但有意思的是,讨论者只是借此说明这篇文章是使用“中国话”的范例。在对“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把握上,他们仍倾向由理论家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设计方案、做出指导。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兼有多重身份的理论家建立起书店和延安的联系,扩大了延安在知识市场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从政治核心的党与毛泽东,推及延安,再推及国统区书店的过程。我们对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历史,非常熟悉,但中共尚未建国时,知识分子接受中共的动机和方式,并不完全由党控制。“延安”对于书店这样一个文化机构的意义,也不是政党的逐渐渗透,政党的声音需要通过知识生产的逻辑才能够被认识和呈现。柳湜、沈志远等人在生活书店的地位,来自他们在知识市场上的资本,他们对自我角色的理解也兼有文化人(编辑、理论家)和组织干部两方面的自觉。真正的改变,发生在生活书店总店被国民党强行封禁之后。政府封禁书店的行为造成了两种后果,其效果都将书店更彻底地推向中共:一、书店总经理邹韬奋对政府极为怨恨,坚定转向中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埋在延安;二、生活书店联合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去太行和延安开店,由此转移了相当一批人才、资金和机器,中共自身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力由此逐渐走强。

  

   结论

  

   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体制化”问题,是不同领域互生交涉的过程。尽管延安被看作1949后中共国家政权的起源,但在抗战期间,全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颇为多元,延安与左倾文化机构都在此语境之中。延安的知识生产状况可能比我们所了解的更为复杂。在这篇论文的例子中,30年代左翼的知识生产传统,与中央苏区和长征的传统,形成了延安知识格局的多种层次,而将之放在全国的知识生产中看,这些促成、构成了中共与党外出版机构的合作,也标示出延安在整个知识市场中的地位。

  

   我们能看到“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包括知识类型、知识的意义、知识分子的功能,以及论文强调的,“知识”是知识生产的运作逻辑。由此,我们需要讨论生活书店辨认、接受的是哪一部分的延安。鉴于篇幅原因,生活书店进一步靠近中共的“体制化”过程无法在这里展开,但这个过程与本文描述的历史相似,“体制化”伴随着书店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强化的过程,而非被政党悄悄接手。在文本所考察的出版延安的问题里,理论知识分子因战争爆发从上海到延安或重庆,具有节点性意义。我试图提出,在延安,特别是整风前的延安,政治文化高度重视“知识”的特征,这不仅是党在确立思想的标准,也是延安进入全国知识版图,建立其强大知识话语权的过程。

  

   注释:

[1] “政治化”的说法参见洪长泰和叶文心关于抗战文化的研究。Hung, Chang-tai,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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