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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

更新时间:2018-07-25 13:34:03
作者: 范雪  
而马列学院是延安等级最高的学校,学员要在“抗大”、“陕公”、党校锻炼过,才有资格进马列学院进一步深造。我认为,整风前延安的知识分子处在一个政治和社会地位颇高的知识共同体中,理论的价值在政治正确层面被广泛接受,他们在报刊上的发言、影响力也超过了很多红军的高级将领。

  

   知识共同体的运作,引出以“知识”为方式,延安与国统区书店建立起的关系网络,而这大大扭转了延安依靠党的组织网络进行知识传播的制度的限制。

  

   在与延安发生诸多牵连的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中,以生活书店规模最大、关联最显著。延安和生活书店的牵连,从抗战爆发前一直延续到40年代,各种线索绵绵延延,在对交往史展开详细讨论前,我们可以先领略一下他们之间浓厚的缘分。1936年,毛泽东曾让叶剑英和刘鼎购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20],而此时这二人正是上海生活书店的撰稿人。战争爆发后,艾思奇到陕北成为延安知识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柳湜在生活书店做主编,1941年他带着生活书店的资源到延安创建华北书店。华北书店在延安创建后,由林默涵接管,而抗战初期林默涵曾在武汉做过《全民抗战》的编辑,这个杂志是生活书店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刊物,邹韬奋任刊物主编,柳湜是副主编。1938年,林默涵离开书店去了延安,随后在马列学院学习、入党。另外,据学者的研究,毛泽东的两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自他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详尽研读。[21]这本书的译者沈志远1938年被生活书店特聘为高级编辑,主编书店的高级理论刊物和书籍,而更有意思的是,沈志远的刊物随后成为延安发起的“中国化”讨论在国统区的最重要的阵地。

  

   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这些牵连表面看起来零星、断续,但背后正是抗战爆发前后国内知识格局的变化。尽管毛泽东说共产党有两路人马的传统——“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但30年代的中央苏区和上海左翼却不能混为一谈。中央苏区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且不重视知识分子,军队里有理论生产能力的人不多。这在“统战”政策确立后才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后,北京、上海和武汉等文化中心的相继陷落,文化界已有大名的理论家奔赴延安,给在知识领域影响力甚微的陕北中共带来知识生产的资本,延安逐渐成为重要的知识源地。这场迁徙左右了战时中国知识生产的格局,也注定了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的发生。

  

   知识合作:延安与生活书店

  

   1932年成立的生活书店,其前身是1929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邹韬奋是书店的领袖,也是灵魂人物。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从上海搬到武汉,武汉沦陷后又搬到重庆。1938年下半年,书店落脚重庆后开始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直到1941年国民政府封禁生活书店重庆总店。向内陆迁徙为生活书店扩张规模提供了机遇。战前生活书店只有上海、广州两家分店,战争开始后它很快成为拥有五十二家分支店的大型书店,发行网络覆盖很广,旗下有近十种刊物。[22]

  

   规模渐大的生活书店开始着手一项贯穿其重庆三年历史的工作:整顿机构。1938年具有非凡重要性的“编审委员会”成立。“编审委员会”是生活书店的大脑,直辖于总经理邹韬奋,控制一切杂志书籍的编校、印刷和收购等工作,也就是说,发表、出版什么人的作品,什么内容、类型、主题的文章和书,都由“编审委员会”决定。委员会成员如下所示,按照他们与生活书店关系的亲疏远近,可以分作三类:[23]

  

   挂名:胡愈之(主席)、沈兹九、刘思慕。他们1938年后主要在香港、南洋活动,与生活书店的直接关联少。

  

   合作:茅盾、戈宝权。30年代就与邹韬奋交好的茅盾、戈宝权以文学、翻译的身份帮助书店文学类的出版物。戈宝权同时是重庆《新华日报》的编委。

  

   书店领导:沈志远(副主席)、邹韬奋、张仲实、金仲华(副主席)、史枚、柳湜、胡绳、艾逖生(秘书)。“编审委员会”的运作主要靠这些人。他们是书店高级干部,全店的选举和规章制度确认他们的领导权力。

  

   “编审委员会”,特别是其中掌握实际权力的书店领导的重要特点,是与中共党员有相当高的重合。胡愈之、沈志远、张仲实、柳湜在抗战前就入了党,史枚、胡绳在1938年前后入党。

  

   为什么书店成员会与中共党员重合?这如何发生?“统一战线”和“政治化”两种说法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分别以中共和书店为主角讨论党如何控制或影响书店领导层。这两类讨论的一个困境是,使书店发生变化的领导层是“统战”中被笼络的进步对象呢,还是“政治化”过程里渗入书店的共产党员?这当中的关键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历史叙述形成的过程中,不少30年代知识分子入党的时间是后来追认的,或称当时是秘密党员,先入为主地把他们看作党员、为完成党的任务而进入书店并不合适。我认为,在生活书店与中共交往合作的例子中,党、书店、领袖、知识分子等不同角色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权力等级关系。“政党”和“知识”是不同的领域,实现合作首先需要能够被对方认可,而这就关系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战时的主流知识是什么?

  

   30年代时,《生活周刊》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城市中的职业工作信息和小家庭生活经验。[24]30年代后半期,马列理论成为全国市场上的流行知识。生活书店紧握市场好恶,与众多马列理论家建立合作,出版此类书籍,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读书出版社的一些重要成员收入生活书店,委以重任。

  

   读书出版社是一间热衷唯物论辩证法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出版社,据叶文心的研究,这个出版社有鲜明的左翼倾向。[25]它的三个主要负责人夏征农、艾思奇和柳湜(据称当时都是秘密的中共党员),是“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员。但需要留意的是,在拥有左翼身份的同时,他们也有另一种身份:畅销书作者。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在1934年出版后,风靡全城乃至全国;柳湜在1936年3-8月间连续出版了5本畅销书:《国难与文化》、《街头讲话》、《社会相》、《实践论》和《救亡的基本认识》。1936年前后,邹韬奋吸收艾思奇和柳湜为《生活星期刊》撰稿人,通过艾思奇、柳湜,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书店建立联系,生活书店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出版商。

  

   1937年抗战爆发成为改变知识生产版图的重要节点。艾思奇、陈伯达等奔赴延安,柳湜、胡绳、沈志远等正式进入生活书店。柳湜成为邹韬奋身边的重要编辑,掌握发行量最大的《全民抗战》;胡绳主持知识普及性的《读书月报》;沈志远主编书店的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

  

   通过整理1931-45年生活书店的书籍出版类型(表1),可以看到战争开始后书店的出版格局大规模向马列和社会科学倾斜,同时战前生活书店以辩证法唯物论为核心的理论生产群体延续到了战争中。

  

   类型[26]

  

   1931-1936

  

   1937-1945

  

   1937-1945主要编著者(括号内为种类数)

  

   马、列、斯

  

   0册

  

   24册

  

   张仲实(3)、吴理屏(3)

  

   哲学

  

   2册

  

   16册

  

   艾思奇(2)、张申府(2)、胡绳(2)、沈志远(2)

  

   中国政治

  

   3册

  

   16册

  

   胡绳(2)、吴清友(2)、

  

   国际政治外交

  

   24册

  

   47册

  

   张建甫(2)、冷壁(2)、沈志远(2)、钱亦石(4)、张仲实(2)、世界知识社(2)

  

   法律

  

   1册

  

   16册

  

   全民抗战社(2)、韬奋(2)、韩幽桐(2)、沙千里(2)

  

   军事

  

   1册

  

   36册

  

   毛泽东(3)、金仲华(3)、郭化若(2)、朱德、李富春、冯玉祥、罗瑞卿

  

   经济学

  

   19册

  

   31册

  

   沈志远(5)、骆漠耕(3)、钱俊瑞(3)

  

   基础社科读物

  

   23册

  

   107册

  

   钱俊瑞(4)、曹伯韩(3)、胡愈之(3)、张友渔(2)、侯外庐(2)、李公朴(2)、金仲华(2)、沙千里(2)

  

   个人言论

  

   10册

  

   27册

  

   韬奋(7)、王明(2)、冯玉祥(2)

  

   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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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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