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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人群分类与国族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识别政策的历史线索和政治面向

更新时间:2018-07-25 12:55:30
作者: 吴启讷 (进入专栏)  

   本文刊载于中央研究院(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两岸分治:学术建制、图像宣传与族群政治》(2012年5月),第316-401页。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经由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制度化的“民族”身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以否决少数民族脱离中国国家体制为前提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此搭建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族群关系的整体框架。

   “民族”身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清末、民国时期国族整合过程的延伸。从19世纪末开始,清朝以“新政”的名义,开启将王朝对其边远外缘地区的间接统治转为直接统治的进程,其中包含针对非汉人族群的同化政策,与针对帝国边缘地区的“行省化”政策。继承清朝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也沿着类似的政策方向持续推动这一进程。然而,这两项旨在促成“中华民族”国族整合的政策并未达成预期的成效。

   与清朝和民国相较,中共的政治思维具有较宽广的格局。中共放弃了前朝的同化和行省化政策,转而采用以“民族识别”为名的人群分类化和赋予边疆少数族群一定自治权力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两项在外观上与同化和行省化背道而驰的政策。两项政策,部分源自共产主义理念中的民族平等观念,也得到边疆少数族群一定程度的支持。经由民族识别,建立制度化的“民族”身分,有助于从法律层面保障汉人以外其他族群的平等权利,乃至据以专享政府安抚优惠措施的优先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则将非汉人官员安排在区域内明显可见的职位之上,避免了殖民主义的外观。然而,中共此举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放松对少数族群的控制,而是逆向思考,放弃形式大于实质成效的同化和行政一体化思维,转而追求换取经国家确认 “民族”身分的少数族群的实质效忠,达成向边疆地区基层渗透的效果,大幅推进了国族整合的进程。

   这项被称做“民族识别”的工作,并不是中共异想天开、无中生有的行动。在现实中,“民族识别”既是古代中国王朝人群分类传统的某种延续,也是从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政治需求结合之下诞生的“科学”分类法基础上成长出来的新枝;其过程既吸收了苏联民族思维和民族政策的精髓,也发展出基于政治现实的独特论述和手段。本文无意从技术角度重新检视分类过程,或者对比分类结果与真实的多样化现象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而是尝试检讨这个特定时期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的若干历史渊源、直接动力与操作过程,包括回顾“僮族”这个综合而典型的例子,观察这一巨大国家工程的历史和政治面向。

  

一、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


   人透过分类来认识世界;统治者则经由分类来统治臣民。“民族识别”是对人群进行分类的工作。将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并不是中共的发明。现代中国人的王朝祖先、近代西方殖民帝国、18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以及接受西方科学训练的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界,都将区分人群差异与制订政治目标、调整政治策略链接在一起。

   1. 王朝祖先的分类传统

   在殖民时代之前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早已存在对人群的分类,其标准是地域、血缘,甚至涉及到包含体质测量和语言分析在内的文化特征。

   作为一个大陆型文明,多元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古代中原农耕帝国一直面临界定它与周边游牧部落和非华夏集团关系的政治需求,必须经由辨识 “蛮、夷、戎、狄”的文化特征与政治经济状况,制订与之交往的政策和对策;[1] 面临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从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递减的问题,农耕王朝发明“九服”[2] 模型,对核心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对远离政治中心和文明辐射圈的周边地区实行间接统治。理论上,野蛮人有可能经由政治、经济、文化力之下的“教化”或“王化”,转变为文明人;尚未转变者,则被暂时归类为“化外”。依照这一政治化的标准,蛮夷被进一步划分为“生”、“熟”两类,朝廷据此分别制订或“宣威”或“怀柔”或“羁縻”的政策;[3]针对性地单独或交替运用“以夷制夷”、“广封众建”等政治手段。[4] 若连间接统治的目标都无法达成时,则以文化为标准,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防御性政策。

   纂绘于18世纪中期的《皇清职贡图》记述了清帝国范围内263个土著群体,这个稍嫌庞大的数字是将习用的社区名称与不同部落、地域、服饰等指标交叉汇编后得来的。[5]《嘉庆会典》中,则在“旗籍”、“户籍”与“边民”的概念下将帝国的臣民分为20类,即“旗籍”之下的满洲、蒙古、汉军等3类;“户籍”之下的民(含“散处回户”,指涉范围与现代“汉族”、南方丘陵地带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及汉语穆斯林约略相当)、回(指涉突厥语穆斯林,含新疆各处穆斯林及甘肃“撒拉尔”)、番(指涉藏、羌语牧民,但同时也指涉台湾南岛语住民)、羌、苗、猺、黎、夷等8类;“边民计以户”的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恰克拉等9类。[6] 《嘉庆会典》的分类,形式上似乎较清末的“五族”概念更接近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结果。然而,清朝前、中期作臣民分类的主要目标在于厘定赋税额度,因而出现“民户”、“回户”、“苗户”等等也可以与“军户”、“匠户”、“渔户”、“烟户”、“灶户”并列;“番户”可以同时指涉川边藏、羌语群体与台湾原住民;而文化极为接近的黑龙江流域通古斯语部落亦可以被分为6类等现象。显然,这种分类法的学术典范、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与“五族”或“56个民族”的分类不尽相同。

   与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其他帝国、王朝类似,清朝未能建立族群分类的一致逻辑,但它在族群政治方面却取得历代王朝前所未有的成功。满洲人以少数民族的身分入主中原,必须建立有说服力的族群论述和具操作性的族群政策。对于继承清帝国领土及人民遗产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清朝将文化差异极大的各色人群纳入同一个统治体系的历史,正是这两个现代国族政权试图在现实中追求的目标。这个理由足以解释以反抗满洲民族压迫起家的国民党和强调反对封建主义的共产党,几乎从未质疑清朝对其他非汉人社会的征服。

   2. 近代西方分类学典范

   人群分类也与近代国家政治建立了紧密的连结。在西欧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人口统计作为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制订系统政策的工具的功能不断提升,“身分”(identity)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伴随代议制度的普及,人口统计中的身分分类方式与政治资源分配之间产生密切关联,这使得统计问卷中,有关身分的问题不断增加。对于国家而言,追求人口分类的政治效应,必须建立一套具操作性的分类系统。

   在人类学与政治之间建立关联,同样不是近代中国的发明。事实上,它始于西方殖民者向非洲、亚洲、美洲的扩张。1950年代中共在大陆从事民族识别的技术基础,即源自由欧洲率先发展出来,用以解释人群差异的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人群之间在体质与文化特征上存在足以辨识的差异的假设之上。

   早期解释差异的理论是种族(racial)理论。19世纪的多数种族分类学推断人类的生物差异与习俗相关。[7] 这一观点到20世纪中期后被学界摒弃,现代基因研究显示,外表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可以确认的关联。

   相较于种族理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在判断人群差异的“科学定义”方面发生了远为重要的影响。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试图利用语音、语法、词汇等元素,对现存的人类语言进行遗传学的分类,将他们划入“语系”、“语族”、“语支”等语言家族树的体系内,并将语言差异与人类文化的差异连结起来。但正如以生物学的方法将人类行为与其生理特征做出错误的链接一样,用语言差异区隔人群同样面临问题。缺乏相互关联的不同语言,也可能会出现高度相似的特征,原因在于人群在特定时期的接触以及文化的复杂影响。试图以将语言差异当作区分整体文化差异的标准,势必出现诸多盲点。不过在现实中,这一途径还是成为族群分类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同样产生于19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ethnology)即支持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区分人群间的基本差异。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Morgan)将人群的差异链接到语音系统,同时进一步将人群分类的指针扩大到社会结构、经济和文化上,藉以判定人群进化的三个不同阶段: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与文明(Civilization)。恩格斯将摩尔根的理论改写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而这一版本又经过列宁与斯大林重组,应用于共产主义官方民族学当中。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定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下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被广泛引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文化人类学则将关注焦点集中在摩尔根分类学中蒙昧与野蛮阶段的人群。他们倾向使用“部落”(tribe)的概念来描述上述人群。[8] 不论使用何种概念来描述人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所有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还是有某些基本共识:只要有基本的社会结构、文化以及经济差异,并且可以由一代传到下一代,就代表这群人可以与其他人群区分开来。

   二战之后,美国人类学家也开始使用1930年代末期由法国人类学家最早采用的“族群”(groupe ethnique, ethnic group)取代包括“部落”等在内较早的概念。自此,学界对传统西方人类学的质疑不断增加。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利奇(E. R. Leach)于1954年出版的《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一书。在针对被视为最典型的部落小区,居住在上缅甸的克钦(Kachin)“部落”的研究中,利奇发现所谓“克钦人”并不是使用单一语言、共同社会结构与不变政治体系的单一群体,而是若干组使用各自独特语言、有两种以上社会结构,并且各自与差异极大的群体——掸人(Shan)建立政治关系的群体。[9] 质言之,“克钦人”并不符合以往对“部落”或“文化传承”单位的定义。

   利奇阐释克钦人是与其他独特群体政治关系之下的产物,强调人群之间互动的重要性超过他们之间的差异。他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的研究,对于理解克钦人在当代缅甸政治中相互冲突的角色颇有帮助。克钦人之所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群体,原因在于这样做符合缅甸政府的政治需要。[10]

   毫无疑问,现代族群的差异是根植于其前现代的文化差异之上的。但前现代文化多元的脉络,则遭到现代“族群”脉络,或曰民族分类脉络的覆盖。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民族分类是现代国家运用国家政治力才能够操控的技术。[11]

   3. 东亚传统秩序崩解前后:清末、民国的分类与政治

   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亚洲政治地图经历了重绘的过程。清朝的藩属国脱离北京的政治影响范围,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清朝本部也在不平等条约下丧失了陆上与海上边缘的土地。中国的边界被固定下来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内部开始面临另一个转型问题:国家需要将居住在这些明确边界内,接受或未必接受中央政府统治的人群,转化为主权国家内的“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

在列强的亚洲殖民地,殖民当局对当地深植于历史文化沃土的丰富族群现象迷惑不已。为了统治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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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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